1945年10月30日，以創作《黃河大合唱》而聞名於世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蘇聯病逝，年僅40歲。延安各界爲他舉行了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詞「爲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致哀」。
　　法國求學
　　冼星海（1905—1945），廣東番禺人，出生在澳門一個貧苦漁民家庭，幼時隨母僑居馬來西亞，1918年回國，先後入嶺南大學附中和嶺南大學讀書。酷愛音樂，1926年入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1928年進上海國立音專學習小提琴和鋼琴。爲了實現音樂家的夢想，1929年赴法國巴黎勤工儉學。
　　初到巴黎的冼星海，身無長物。爲了生存，他做過船上的煤炭夫、浴室的堂倌、餐館的跑堂、理髮店的雜役、養牛廠的工人等各種苦差事，作曲家馬思聰在《憶冼星海》一文中記錄了冼星海早年在巴黎求學時的經歷。
　　大約在1928年或1929年初夏的一個下午，馬思聰從馬德里街的巴黎音樂學院出來，一個穿著破舊大衣的廣東人招呼他。他說他叫冼星海，從中國來法國，一路上靠在輪船上做苦工，音樂是他畢生的大志，他要在法國深造提琴，請求馬思聰介紹他的提琴老師。他們談著，穿過幾條大街，在一家門店前停了下來，這便是當時冼星海工作的地方，一家兼修指甲的浴室，他是這裏的堂倌。冼星海進去一會兒出來告訴馬思聰說，我得開始工作了，只得明天再談。第二天的早晨，冼星海領著馬思聰來到住處。他住在一所大厦的頂樓，高度僅及成人的身高，寬度僅容一張床和一張桌子。桌子上是一面叫作「牛眼」的開向天空的玻璃窗，練琴的時候，他就站在那張破舊不堪的桌子上，上半身探出屋外，向著遼闊的天空，面對著大自然，「對著上帝」練習音階。冼星海激勵自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星海不努力。」
　　馬思聰深爲冼星海的吃苦耐勞和堅定的毅力所打動，遂介紹自己的老師奧別多菲爾（Paul Oberdoerffer）給他，幷免去了他的學費。馬思聰說，對於一個像冼星海一樣的人，以不可想像的苦幹精神去學習，還有什麽可以阻止他成功呢？
　　報考巴黎音樂學院時，冼星海順利過關，而且還考到了個榮譽獎，校方送他物質獎勵，問他要什麽。他脫口而出：「要飯票！」冼星海住處的門窗都很破舊，巴黎冬天的一個夜裏，狂風大作，他沒有棉被，凍得睡不著，只得起身點燈寫作。風穿過門窗，敲打著墻壁，猛烈地嘶吼，煤油燈被吹滅，滅了又點，點了又滅，他的心也隨之撼動，來巴黎後一切的苦難與不幸全都浮現在他腦海，一種强烈的創作衝動讓他不能自已，遂借風述懷，一揮而就，處女作《風》就這樣誕生了。《風》在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上，博得巴黎音樂家們的一致好評。以後冼星海又陸續寫下了《游子吟》《中國古詩》等懷念祖國的作品。
　　冼星海以工人的身份參加巴黎的國際工會，工會時常放映中國題材的新聞片。他看到內戰給人民造成的殘害，同胞饑餓流離，底層百姓生活苦難。對祖國的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常爲祖國的多難而偷偷地哭泣。他說：「在困苦生活的時日，祖國的消息和對祖國的懷念也催迫著我的努力。我要把我對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
　　回到祖國
　　1935年春從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同年初夏冼星海便匆匆乘船歸國。
　　回國後，冼星海立即投入抗戰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活動之中，創作了大量群衆喜聞樂見的歌曲，幷爲進步電影和話劇譜曲。全面抗戰爆發後，他又參加劇作家洪深領導的上海救亡演劇二隊，進行抗日文藝宣傳。同年10月，轉移到武漢，與張曙一起領導了救亡歌咏運動，後加入郭沫若等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持抗戰音樂工作。
　　作曲家孫慎在《憶冼星海》一文中，記錄了冼星海初回國時的生活、創作情況。
　　一天，孫慎接到歌曲作者協會的通知，說晚上要到冼星海家裏開會。歌曲作者協會由幾個詞曲作者組成，當時在上海的施誼、許幸之、塞克、周鋼鳴、呂驥、賀綠汀、沙梅、任光等都是會員。協會每月舉辦一次集會，研討近期創作的歌曲，冼星海是後來才加入的。晚上，孫慎匆匆趕到法租界福履裏路——冼星海的住所。這是一幢普通的二層住宅，客廳陳設簡單，兩邊幾張椅子，中間一張小桌，右邊角落裏放著一架鋼琴。冼星海從房間走出來與大家打招呼。那時冼星海不過二十四五歲，但看上去却有些蒼老，說起話來，語句很短，一聽便知他是一個不善講話的人，臉上雖表情嚴肅，却透著誠懇。這與之前孫慎想像的那個愛說愛笑的形象大相徑庭。
　　此後，他們時常見面，當冼星海完成一首新歌時，便叫孫慎到冼家來。他們一齊高唱新歌，試驗它的效果，覺得不好的地方即做修改。冼星海很虛心，譬如唱了他的《熱血歌》後，孫慎覺得中間一句處理得不大妥當，提議將「任敵人的火焰」中的四分音符做一些改動。冼星海認爲很有道理，毫無异議地接受了。還有一次，他們試唱《青年歌》，有人覺得有一句有點情緒低落，經過一番討論，冼星海也做了修改。正是他的虛心，肯與廣大人民群衆接觸，其作品才有一個極大的轉變和進步，如《救國軍歌》等作品已不再是法國風，其節奏和旋律明朗、有力，適合人民大衆的需要。這也說明他已深刻地體驗到了當時人民的感情和需求。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冼星海隨救亡演劇第二隊出發，孫慎也參加了軍隊的政治工作，二人暫時分開。1938年，孫慎隨隊到了漢口，冼星海也正和張曙在政治部第三廳負責音樂工作，他們曾在曇華林匆匆見了一面。這時正是抗戰宣傳的高潮，冼星海工作很忙，作品很多。他到延安後還給孫慎來了一封信，叙說在延安愉快的生活和緊張的工作，同時要孫慎把新寫的歌曲也寄去，他們可用五綫譜印出來。
　　全國抗戰初期
　　當年在武漢廣爲傳唱的抗日救亡歌曲《送棉衣》《在太行山上》，是詞作家桂濤聲與冼星海合作的作品。桂濤聲曾在1946年第26期《民主》中的《悼冼星海》一文中，講述了他們做搭檔時的日子。
　　全國抗戰初期，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後，全國上下群情激奮，倍受鼓舞，武漢文化界準備募捐10萬套棉衣慰問八路軍。桂濤聲寫了一首小詩《送棉衣》，刊登在胡繩主編的《救中國》雜志封面上。冼星海譜成了曲子，在南方廣爲傳唱。後來，在胡繩的引薦下，他二人見了面。冼星海興奮地說：「《送棉衣》寫得好，我只譜了兩個小時！」幷問桂濤聲有什麽意見。桂濤聲連聲說：「你譜得又快又好，通俗流暢，唱起來又有韵味，太好了！」從此，他二人常來常往。桂濤聲對冼星海的歌大爲贊賞，稱贊在前綫衝鋒陷陣的戰士是抗日的有形力量，冼星海的歌曲則是抗戰的動員令，讓人聽了非去殺死幾個日本鬼子不可！
　　冼星海領導了一個話劇團，桂濤聲除爲《戰鬥旬刊》與《救中國》寫稿外，還負責編輯武漢三鎮文化界抗敵壁報三日刊。各以事牽，他們的見面多半是在下午。但時間不長，桂濤聲便去了太行山。1938年夏，桂濤聲重回到漢口，冼星海時在第三廳，同時還領導著自己創辦的海星歌咏隊。這支隊伍有男女隊員一百二三十人，每天下午，冼星海必由武昌趕到漢口來指揮歌咏隊。
　　有天下午，他們又在武昌見面。久別重逢，冼星海緊緊地握住桂濤聲的雙手，非要請他到曇華林去吃小館子。後桂濤聲因工作關係到武昌，見面的機會便多了。
　　就這樣，他們成爲了很好的搭檔。冼星海每天到第三廳去上班，不是搞音樂創作，便是看書學習，還要指揮歌咏隊，工作節奏很快，但他從未叫過苦，也沒有說過一聲生活無聊。在桂濤聲的心目中，冼星海那不屈不撓的毅力、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對人對事的真誠和熱情，不僅是當代音樂家們的好榜樣，也是當年一代新青年們的好模範。
　　來到延安
　　1938年武漢失守後，國內形勢大變，國民政府對音樂作品方面的審查、限制更爲嚴苛。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冼星海創作的《到敵人後方去》《空軍歌》等歌曲被禁唱，他的地位受到排擠，與他有關的民間歌咏團體也被解散，而代之而興的官方歌咏團體却將他拒之門外，他的情緒一下子低落起來。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冼星海收到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全體師生發來的電報，邀請他到魯藝擔任音樂系教授。同年9月，他懷著試探的心情，與夫人錢韵玲來到延安。1946年第19期《周報》中何其芳的《記冼星海先生》一文，回憶了冼星海在延安的生活和創作情況。
　　何其芳與冼星海同住一排窑洞，在何看來，冼星海比較木訥，不善於吹談，也不大和人吹談。從冼星海的窑洞經過，見他不是一個人曲身坐在窑洞裏揮筆作曲，就是和同學們在一起談論著創作的新唱。冼星海當時是魯藝音樂系的主任，却是一個埋頭用功的人，新的歌子、合唱不斷誕生。
　　冼星海在延安很受重視，專給他一個創作間。他的窑洞裏生著火，火盆四周經常有朋友們圍著，安靜地看書取暖，他們都是不習慣北方寒冷的廣東人，由於家裏缺乏這種設備而來的。他靜靜地伏案工作。他喜歡許多朋友到家裏來，從不怕人多擾亂他的思路，他需要朋友們給他增加熱氣。何其芳也曾幾次在那裏與大家聊天。
　　1938年冬，冼星海與塞克合作，創作了他的第一個大型歌曲《生産大合唱》。有一天，何其芳到冼星海家來時，冼星海正在譜寫《民族交響樂》。他把寫成的部分搬出來給何其芳看，那時已是厚厚的幾大本子手稿了。他對何其芳說：「我已經寫壞了好幾支派克筆了。」他的這份激情，正是文學系同事們都很羡慕的。他們認爲，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就應該像冼星海一樣，創作的靈感似噴泉一樣，不斷奔起、迸出。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冼星海、何其芳一起進城，途中，冼星海說讀過何在《中國文化》上發表的《一個泥水匠的故事》，很喜歡詩裏歌咏的那個農民，幷說我們的作品就應該反映工農。他還打算把它譜曲後收錄到他的《民族交響樂》裏去。何其芳問，這有辦法寫到音樂裏去嗎？冼星海答，音樂是什麽都可以描寫的。
　　1940年5月，因工作關係，冼星海飛往蘇聯，一直沒有消息。蘇聯戰爭爆發後，何其芳只是聽說冼星海在列寧格勒圍城中，詳細的情形幷不知道。有時，在路上碰到冼星海的夫人錢韵玲，何其芳問：「最近得到星海先生的消息嗎？」她總是笑著回答：「沒有。」她一邊撫養她的小女兒妮娜，一邊也參加音樂系的集體的政治學習與生産，一邊盼望著丈夫的早日歸來。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因患肺病醫治無效，病逝於莫斯科，李立三夫婦與蘇方將其安葬於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公墓中。消息傳來，曾與其幷肩作戰的郭沫若撰寫了《吊星海》一文，他在文中寫道：「號手又死了一個，但人民的聲音是永遠不會沉沒的！」
（周利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