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澳門的轉變巨大。最為外界所知，應是官方在政局相對穩定下，將澳門民主派議會參選人如香港般全部DQ（disqualify），把原來就微弱的議會反對聲音掃進墳墓。如此情況，有人說是打破過去認為澳門作為相對香港的「好孩子」，能獲得更多政治空間的印象。實際上，「好孩子有糖吃」的悖論不僅出現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亦同樣出現。
　　一年多前，海外與台灣媒體曾有這樣的熱議：
　　北京政府是否要用澳門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
　　因為在2019年底中國主席習近平訪澳，慶祝澳門回歸二十周年前夕，路透社獲獨家報導指中國領導人將在澳門宣佈一系列新政策，誓要把澳門從賭城轉型為金融中心，並將從前給予香港的優惠分給澳門。2019年正值香港反送中運動，外界認為此舉是要用「聽話的澳門取代麻煩的香港」。
　　那麼澳門取代香港的步伐至今前進了多少？實際上，澳門並未因為緊貼中央政策而獲得較香港多的政策優惠，反而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因為國家新政策已遭受不同程度衝擊。因此，若論澳門能否取代香港或許是個偽命題，除了兩地在政經和文化各層面上不盡相同，於現實層面也未見取代趨勢——由此，以下也就三個層面作為解釋，分別為：香港與澳門的金融經濟狀況比較、澳門賭博業如何受疫情衝擊和被政府盯上整頓，以及如今愈發收緊的政治空間。
　　2019年，澳門回歸二十周年前夕，路透社指中國領導人將在澳門宣佈一系列新政策。當時正值香港反送中運動，外界認為此舉是要用「聽話的澳門取代麻煩的香港」。
　　實際上，澳門並未因為緊貼中央政策而獲得較香港多的政策優惠，反而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因為國家新政策已遭受不同程度衝擊。
　　金融：媒體炒作的議題
　　先簡單比較過去一年港澳的經濟狀況，兩地的「受災」程度看似相約，但產業相對單一的澳門其實更為脆弱。2020年6月，香港在新冠陰霾下同步實施《國安法》，疫情與新法的混合效應讓本地失業率直接由疫情前三年的平均3%，攀升至2020年第三季至今的平均5%；然而澳門早在2009年就通過了《國安法》，本地失業率同樣因為疫情打擊，由同期平均2.5%升至約4%。
　　此外，今年計算至8月已過去大半年，中國大陸赴澳門遊客量仍只有460萬，僅剩2019年全年2800萬中國遊客的六分一。中國遊客因為疫情出不來，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澳門旅遊博彩業隨即坐困愁城，撐不下去的中小企紛紛結業，資本相對雄厚的旅遊博彩業者則相繼實施無薪或半薪假。
　　比失業率更能反映狀況的是澳門就業不足率，由疫情前平均0.5%升至2020第三季至今的平均5.4%。但同期香港的就業不足率只由平均1%升至約3.4%，因為即使香港旅遊業受重創，仍有疫下蓬勃發展的本地電商與金融業支撐。
　　數據無法騙人，2019年和2020年澳門人均GDP由8.1萬美元腰斬至3.5萬美元，香港則只由4.8萬微跌至4.6萬。
　　因此，回過頭看澳門要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一事，就更能理解為何說是媒體炒作的偽命題。事實上，從2019年2月中央公布要在澳門設立人民幣結算的證券市場；到10月媒體報導廣東省將牽頭成立「澳門證券交易所」，北京從未確切提及澳門的金融改革目的為取代香港。相反，澳門交易中心早就定位債券為主，股票為副，服務對象也主要為廣東等地企業，與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交易所的規模不可雙題並論。然而上述提到路透社報導後，媒體才大肆討論澳門取代香港的可能性，某程度可說是無中生有。
　　其次，習近平不但未有在訪澳期間如報導般送上「大禮」，香港的金融發展在一年下來也沒少中央支持。去年大量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熱絡的資本市場到今年才因為中央的去槓桿政策而降溫。且中央也繼續將香港市場視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渠道，例如9月才剛落實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計劃，讓每天最多3000億人民幣在香港與中國間進行結算。這些待遇都不太像「壞孩子」的懲罰。
　　有趣的是，某些輿論確實認為澳門有力取代香港，原因之一是前者的政治穩定將能吸引厭倦政治風波的金融菁英。但這樣的觀點也是過度樂觀，不理解澳門的社會現實。
　　第一，即使澳門金融業已是本地第三大產業，其生產總值仍只佔一成左右，缺乏產業吸引力。且認真由政府推動的金融培訓計劃到近年才正式啟動，雖然沒有相關人才數據，但澳門金融人才的嚴重不足，也早已獲本地大學承認。第二，引入外地金融人才也將是困難重重，因為澳門人害怕競爭、排外的「保護主義」將大大阻礙相關政策執行。這論點同樣得到大學教育者認同，在我們曾經收集並統計的歷年澳門遊行數據亦表示，禁止外勞與移民政策等議題經常成為澳門社會不滿的來源。澳門要培養出如香港般大量的金融人才，恐怕並非朝夕之事。
　　兩地金融業如此明顯的水平差異，國際社會亦看在眼內。當澳門要取代香港的消息在2019年傳出，《CNN》便明確表示香港仍會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區域」，繼續擔當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當年香港交易所全球市值排名第五，兩年後的今天仍穩居第六；《華爾街日報》更直接以〈澳門無法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為題，點出澳門銀行業過於依賴中國資金是原因之一，其中國大陸資產佔比已由2009年4.2%升至2021年初的42.8%。反觀，近年香港銀行業雖也積極發展大陸業務，同樣的資產佔比在2019年仍只有29.4%，資本明顯較澳門分散。
　　這波「黑天鵝」般的全球疫情，再度提醒國際社會壓注單一市場、供應鏈或產業都不是好事。產業相對分散且定位清晰的香港，因此獲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2021年初評為「穩定」，更相信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以對沖其政治變化；然而對於澳門，即使同樣獲「穩定」信用評級，卻被直言其經濟注定受單一產業與市場高度影響。所謂的單一產業，也就是澳門博彩業。
　　賭業：叫苦連天
　　那麼，長年佔澳門GDP達五成、政府收入達八成的賭業又如何呢？
　　2014年，澳門賭業稅收來到歷史高位的1288億澳門元，直接佔掉政府收入79%，這兩個數字在2002年賭權開放時仍只是76億與50%，澳門超過7.8萬本地居民，即28%的本地勞動力在昏暗的賭場日夜工作。骨子裡本就厭惡博彩業的共產政權，在新領導人的雷厲風行下於2014年——博彩業如日中天時——開展打貪運動，限制中國遊客在澳門的提款額度，自此澳門博彩業從未回到歷史高點。疫情前，博彩業在2019年的賭稅收入為1127億，2020年雖掉至僅剩298億，卻仍然佔同年政府收入62%，供養26%的本地勞動人口。
　　面對北京長期不滿澳門賭業過度膨脹，當然也不會因為要「整頓」香港，反過來改變對賭業的看法。相反，為了遏止國內資本透過澳門賭業外流，中央在過去一年反而是不斷加大管制。
　　尤其，針對過去最賺錢的澳門賭廳，這些專門服務中國豪賭客的賭廳，不少與東南亞地下或線上博彩合作，中國公安部過去一年已數次批評這些跨國博彩造成上千億的資本外流，遂祭出國人外遊的地區黑名單，又重鎚打擊介紹國人到外地賭博等中介業務，這些中介人業務，不少便由澳門業者操盤。疫情外加中央規管，早已讓這些賭廳東主叫苦連天。
　　而最近出爐的《博彩法》諮詢，則再次給澳門博彩業撥了盤冷水。原本外界認為中央在看見澳門賭業受疫情打擊後，將在賭牌續約上釋放一些利好消息，例如放寬賭牌數量或加入線上博彩等新興元素。然而諮詢報告竟通通欠奉，不但建議禁止「副牌」存在（即擁有正式牌照的博企以轉批給方式分出經營權，目前澳門博企是三正三副），更要求在管理層加入政府代表與增加本地股東比例等監管措施。
　　當然，中央較不可能摘去目前的三個副牌，這將導致海量失業大軍，但相關監管措施，外加早前澳門特首明確表示承擔澳門未來十年發展的橫琴新區，將不會容許任何賭博元素等負面消息，迅即讓市場看淡澳門賭業發展，永利、金沙等在疫情間決心切割美國業務以專注亞洲市場的美資，其股票也在數日內蒸發百億美元。
　　北京規管澳門博企是長期趨勢，不會受疫情左右，未來也只會越發嚴格。除了實際上透過法律手段，金融科技也可能是另一監管措施。例如近年中國積極推行的「數字人民幣」，若將整套技術應用進賭場，未來賭客將（或只能）透過受監控的數字錢包進行籌碼兌換，如此官方便無需擔心資金無法追蹤而被應用於洗黑錢等違法行為。
　　這些推論並非空穴來風，澳門政府已在積極配合推行金融電子化，不但推出整合所有電子支付的中央支付系統「聚易用」，連派發疫情消費券也一度只能用支付APP領取，最近更直接容許澳門大眾，利用阿里巴巴與騰訊等支付服務進行與中國的跨境匯款。這些措施都代表澳門與中國的深度整合與無現金化已是大勢所趨，過去作為澳門博彩收入主要來源的賭廳經營者，在「水清則無魚」的道理下已紛紛結業或遷向東南亞。總的來說，本地賭業似乎未因為香港亂局而獲得任何祝福。
　　最後是可能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政治發展，因為過去一年的事實顯示，澳門並沒有因為足夠「乖」而獲得更多政治空間。先簡要整理這些涉及政治權利的事件。
　　2020年6月，澳門警方以防疫為由禁止居民發起「六四紀念集會」，並以「一人成示威，二人成集會」的有爭議理由帶走集會者；2021年4月，媒體報導疑似有緬甸籍移工發起聲援昂山素姬活動而被警方帶走與遣返，其後警方表示相關政治表達權利只有澳門居民享有，但後續由澳門居民發起的聲援集會亦在壓力下取消；6月，警方不只以疫情為由，直接以「六四集會」煽動顛覆中共領導而再度禁止集會，這一政治宣判等於將已連續廿多年的紀念活動畫下句號；一個月後，官方剝奪多名民主派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資格，理由是曾發表支持六四言論，如香港般上演了DQ（disqualify）戲碼。
　　如果說政治事件也應該有比例原則，須達到如香港民主派般「攬炒」的抗爭程度才召致後來的大規模DQ結局，那麼澳門近年既沒有大規模抗爭，其民主派也早已遠離最敏感的政治議題，甚至國家領導人都多次表示澳門是「一國兩制」典範，最終卻獲如此「招待」，除了歸究香港連鎖效應，不少人其實摸不著頭腦。
　　但問題正正在於中央的態度變化，或者說澳門在中央政策下早已不能獨善其身。事實上，從2014年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明確指出港澳必須承擔國家安全責任後，澳門的政治空間已經有所變化。例如遊行集會被拘捕的人數增多，法院對政治案件的判決開始由過去保守的法條解釋，轉為更進取地納入當下政治局勢的判斷（如六四集會），再到目前的DQ事件，都標誌著澳門當局是在「積極」迎合中央政策。
　　過去國家力量可能無暇顧及邊陲小城，只要交上亮麗經濟成績便合格過關，現在領導人的打分標準改變了，小城也就不能再躲在背後「躺平」，而必須與鄰埠一樣積極回答這份國家級試卷，所有孩子無分好壞一視同仁。
　　理解澳門近年在金融、主要產業與政治領域的發展，對於澳門能否取代香港的問題，心中應有清晰答案。但回過頭說，為什麼「澳門取代香港」當真能成為議題呢？要知道，兩地除了同樣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其產業、殖民歷史與政治文化其實相當不同，這些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也多有討論。然而，正是因為中央在一國兩制的影響力太過強大，讓從單一面向的解釋往往有著見樹不見林的問題，無視港澳兩地根本差異對雙城發展也有著深遠影響。而說出這些差異，似乎也只能是港澳兩地各自的責任。
　　「澳門回家了」過去國家力量可能無暇顧及邊陲小城，只要交上亮麗經濟成績便合格過關，現在領導人的打分標準改變了，小城也必須與鄰埠一樣積極回答這份國家級試卷，所有孩子無分好壞一視同仁。
（澳門學16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