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臺灣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兩岸同胞榮辱與共。1895年4月，日本帝國主義以侵略戰爭手段，逼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强行攫取臺灣及澎湖列島。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悲慘地生活了半個世紀之久。從日寇侵占自己家園那一刻起，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就沒有間斷過，展現出中華兒女可貴的犧牲精神與民族氣節。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肩負起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對臺灣的前途、臺灣同胞的命運，給予高度關注和深切同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以深厚的臺灣情懷扎實開展對台工作，極大推進了臺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
　　支持臺灣同胞反日鬥爭，指導組建臺灣共産黨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時，臺灣已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20餘年。日本在臺灣實行殘酷的政治管制和經濟掠奪，奴役臺灣同胞，並强制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和「皇民化」運動，企圖泯滅臺灣人民的中華民族意識。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同胞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臺灣同胞不畏强暴，奮起反抗，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抗日鬥爭。
　　20世紀20年代，受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的影響，許多臺灣仁人志士，尤其是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返回祖國大陸，或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投身大革命洪流之中；或成立以光復臺灣爲目標的各種抗日組織、團體，以祖國大陸爲基地，開展推動實現臺灣回歸的鬥爭。這些臺灣進步青年開始認識到「若要救臺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臺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强大時候，臺灣才有回復之時；待中國有勢力時候，臺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强盜的束縛」。
　　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對臺灣進步青年産生顯著的影響。中共二大、三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和采取積極步驟推動國共合作、結成最廣泛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綫的思想，這些思想引導臺灣進步青年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義事業。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人提議下，由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的一所爲造就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近代化陸軍軍官學校。在選拔學員到黃埔軍校學習時，中國共産黨特別注意選拔和吸收臺灣進步青年。其中不少臺灣學員經過黨的培養，成爲堅定的革命者。如黃埔三期學生林文騰，臺灣彰化人，在黃埔軍校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到武漢繼續從事黨的革命活動，參加了抗戰。黃埔四期學生張克敏，臺灣台中人，在黃埔軍校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大革命失敗後從事地下活動，抗戰期間擔任臺灣義勇隊副總隊長。黃埔六期學生楊春錦，臺灣桃園人，與兄長楊春松（中共黨員，臺灣農民運動領導人）一起來到大陸，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犧牲。黃埔六期學生陳辰同，臺灣臺北人，曾任中共漳州縣委書記，1928年犧牲。黃埔六期學生林樹勛，臺灣新竹人，在惠安地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上海大學也是國共合作的産物。許多臺灣青年正是在這裏接受了馬列主義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如臺灣青年許乃昌是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大學生，在學習期間結識了陳獨秀，在黨的培養下，192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後經陳獨秀推薦，於1924年8月前往莫斯科學習。臺灣青年翁澤生，1925年初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就學。當時任該校社會學系主任的瞿秋白很賞識他，並培養他加入中國共産黨。翁澤生妻子葉綠雲，當時也在上海大學就讀，後經翁澤生介紹，於1926年秋加入中國共産黨。謝雪紅出身貧苦家庭，衝破重重阻力投奔祖國大陸，在中共黨員引導下進入上海大學。謝雪紅曾回憶說：「黃中美（時爲中共黨員）來找我，告訴我：黨讓我進上海大學。」「我對他說，我沒有半點文化，怎能進大學？」「他對我說黨正是要培養像你這樣窮苦人出身、文化很低的黨員。我同意了就去投考上海大學。當初，我的志願只是想考社會科的旁聽生，但錄取名單發表時，竟然謝飛英（謝雪紅）三個大字堂堂上榜了。我自己心裏有數，這完全是我黨去做了工作的緣故。於是，我正式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習了。」1924年至1926年間，上海大學培養了謝雪紅、許乃昌、翁澤生、林木順、潘欽信、冼朝宗、陳其昌、林日高、莊泗川、李曉峰、林仲楓等20多名臺灣青年。他們在上海大學一邊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參加黨和學校組織的各種革命活動，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臺灣島內工人農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組織如雨後春笋般興起。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進政黨與理論指導。1927年7月，共産國際執委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專門討論了日本殖民地臺灣的革命問題，通過了《關於日本問題的提綱》，並指示日本共産黨幫助建立臺灣共産黨。此時，日本共産黨中央囿於國內選舉，決議請中共中央負責幫助籌備臺灣共産黨的工作。
　　中國共産黨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籌建臺灣共産黨的歷史責任，對臺灣共産黨的創建給予極大幫助和積極指導。
　　一是派臺灣籍中共黨員籌建臺灣共産黨，充實其組織，壯大其骨幹。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除在上海的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外，在臺灣的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莊春火、李曉芳、莊泗川，在厦門的潘欽信，在廣州的王萬德等臺灣籍中共黨員，均被聯絡來上海，參與臺灣共産黨的籌建工作。從台共創建的情况看，當選的台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爲中共黨員。台共一大代表七人中五人是中共黨員。當時確定爲台共的第一批黨員共18人，其中中共黨員有11人。
　　二是認真指導召開臺灣共産黨成立大會。1928年4月13日，臺灣共産黨召開成立大會預備會，中共代表彭榮出席會議。在中共代表的指導下，會議確定了台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地點、議程、會議代表等有關事項，並通過了政治、組織綱領及各項運動方針等提案。
　　4月15日，台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與會台共代表爲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張茂良七人，分別代表上海、厦門、臺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東京等地的18名台共黨員。中共代表彭榮和作爲來賓的朝鮮共産黨代表呂運亨出席大會。彭榮在大會講話中回顧了中共建立以來的歷史及經驗教訓，並就黨的鬥爭策略及戰術問題回答了與會台共黨員的咨詢。林木順在致開會詞時特別提出：「本大會承蒙中國共産黨派遣代表參加，並得以接受中國共産黨的援助與指導，使我們深感無上的欣慰與光榮」。大會討論並通過了台共《政治綱領》《組織綱領》以及關於工運、農運、青運、婦運、救援會等問題方針的文件。還一致通過了《致中國共産黨中央的信》，「冀望中國共産黨對於臺灣革命，賜予最大的指導與援助」。
　　臺灣共産黨的成立是臺灣歷史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革命鬥爭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在中國共産黨的指導及其自身努力下，新生的臺灣共産黨，發動台共黨員排除重重困難，深入臺灣社會，發展壯大組織，領導臺灣工人農民積極開展反日鬥爭，給日本殖民統治以相當打擊，在臺灣革命史上寫下重要一筆。日本殖民當局不得不承認：「（台共）將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完全變爲其指導下的外圍團體，而農民運動、小市民學生運動則依據黨的方針準則，至昭和五年、昭和六年（1930—1931年），甚至連赤色工會的組織或勞動爭議方面亦有相當發展，在本島左翼運動中留下了甚大的業績。」1931年下半年，日本殖民者在全台大肆搜捕台共黨員，台共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台共從此陷入癱瘓狀態。
　　提出收復臺灣的主張，支持和推動臺灣光復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將中國殖民地化的威脅，爲帶領全國人民形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統一戰綫，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産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明確提出：「全世界的無産階級與一切被壓迫民族是我們的同盟者。」根據中共中央上述精神，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蘇區反帝大同盟，並特別安排臺灣籍的黨員幹部參加並擔任領導職務，鼓勵他們現身說法，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的殘暴和臺灣民衆的悲慘命運，將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的悲慘命運作爲參照物，以激勵蘇區人民同臺灣人民一道，共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鬥爭。1934年1月，毛澤東在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著重向蘇區代表介紹了來自臺灣的革命者，他說，「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國勞動民衆與一切少數民族的勞動民衆真誠地結合起來了」。
　　在蘇區的臺灣革命者也深信，作爲「在日本壓迫下的少數民族」的臺灣人，其命運是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在中國共産黨積極推動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掀起新的高潮。有5萬多名臺灣同胞歷經艱險，從臺灣輾轉回大陸參加抗戰，並紛紛組織起各類抗日團體，如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臺灣革命黨、臺灣青年革命黨、臺灣國民黨、臺灣光復團、臺灣義勇隊、臺灣革命同盟會等，積極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滔滔洪流中，體現出臺灣同胞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愛國精神。
　　這一時期，圍繞反抗日本侵略、戰勝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這一時代主題，中國共産黨突出强調建立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産黨起草《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産黨中央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確提出「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衆作友軍」的策略思想。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窑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新政策作了進一步闡述。張聞天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綫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策略的總路綫」。
　　中國共産黨上述政策主張，得到當時在大陸的臺灣同胞積極響應。臺灣革命同盟是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各抗日團體聯合組成的統一戰綫團體。在其共同綱領中明確表示，「我們之共同目的，在於推翻臺灣之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權」，「我們認爲臺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乃臺灣各民族爭得自由解放之日也，故爲臺灣民族革命切身之需要，必須發動臺灣各民族參加中國抗戰」。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産黨進一步提出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收復包括臺灣在內的所有中國失地的政策主張。
　　1936年2月，剛到陝北延安不久的中國共産黨發布《關於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主張「立刻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討論並決定「對日絕交宣戰，收復失地」，「公開宣布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完全無效」等緊急問題。這一通電預示著，廢除《馬關條約》、收復臺灣等中國失地，已成爲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目標之一。
　　1936年7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中更加明確地表明中國共産黨對於臺灣問題的原則立場。斯諾問：「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從日本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呢，還是僅僅把日本從華北與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毛澤東答：「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臺灣。」在回答斯諾關於中國共産黨如何對待此前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條約時，毛澤東毫不含糊地表示：「至於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産，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包括像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爲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時再次申明：「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於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臺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7月15日，《中國共産黨爲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發表，提出奮鬥的總目標第一條就是「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8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對日絕交」，「廢除日本條約」，「聯合朝鮮、臺灣及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號召。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占領或「租借」中國領土，如日本占據臺灣和澎湖列島，現在又竭盡全力大舉進攻中國，「但是英勇的中國人民必然還要奮戰下去。不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使中國得到完全的解放，這個奮鬥是決不會停止的」。1940年4月，國民參政會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共和部分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向國民政府提議：「我與敵（日本）爲交戰國，應即宣布《馬關條約》無效，認爲臺灣亦在應收復之失地範圍。」中國共産黨的這些主張，在全國廣爲傳播，對於鼓舞全國人民徹底戰勝日本法西斯，奪取收復臺灣最後勝利的信念，起到極爲重要的激勵作用。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廣大臺灣同胞積極參加和支援大陸人民抗戰，以鮮血和生命證明自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離的成員，譜寫了中華兒女共赴國難、共禦外侮的光輝篇章。活躍在抗日前綫的臺灣同胞抗日團體—臺灣義勇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臺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祖籍福建，臺灣臺北人。1924年6月到黃埔軍校學習。1925年被派到國共兩黨領導的臺灣地區委員會工作。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他深感「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欲致力於臺灣革命的成功，必致力於中國抗戰的勝利」。他萌發了組建「臺灣義勇隊」的念頭，並向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員的駱耕漠提出這一建議。193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據中共六届六中全會關於「建立中日兩國與朝鮮、臺灣等人民的反對侵略戰爭的統一戰綫，共同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鬥爭」的精神，指示中共黨員張畢來（又名張一之），協助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
　　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臺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誓師成立，李友邦任義勇隊隊長、張畢來任秘書，義勇隊建立中共支部。1939年4月，周恩來視察浙東，親自召集相關同志研究臺灣義勇隊情况，並就其任務和活動作出明確指示。臺灣義勇隊是大陸唯一由臺灣同胞組成的、人數最多、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抗日隊伍。這支隊伍最多時有400餘人。李友邦在成立大會上宣示，愛國臺胞要舉起抗日愛國大旗，爲保衛祖國、收復臺灣奮鬥到底。義勇隊隊員臂章上都印有「複疆」二字，以表達光復臺灣的意志。在中共影響和指導下，臺灣義勇隊以「保衛祖國、收復臺灣」爲宗旨，以浙江爲主要陣地，團結各地臺灣同胞開展抗日活動。主要從事對敵策反、醫藥救護、生産建設、巡迴慰問四項工作。在李友邦的帶領下，臺灣義勇隊的抗日活動有聲有色，獲得閩浙贛軍民廣泛贊譽。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太平洋戰場朝著有利於盟國方向發展，戰後如何處理臺灣問題遂成爲國內外關注的重大問題。
　　1941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會晤並發表《大西洋憲章》。該憲章第三條雲：「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遭剝奪者，（英美）兩國俱欲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由政府。」依據憲章，中國臺灣亦屬「權利有遭剝奪者」，明確了戰後臺灣的地位歸屬。同年12月，中國政府發布《中華民國對日宣戰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關係者，一律廢止；並鄭重宣布，中國將「收復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土地」。中國政府的這一嚴正要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尊重和支持。
　　中國共産黨作爲國內政治舞臺上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義不容辭地對臺灣的前途和命運投入深切的關注。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特辟《臺灣光復運動專刊》，發表重慶社會各界關於收復臺灣的言論，以喚起國人對臺灣的關注。1942年4月5日，該報發表《論臺灣解放運動》社論，指出「一部臺灣近代史，實際是中華民族血泪史的一部分」「中國抗戰的行列，已經有不少臺灣革命人士參加，將來的勝利，必定是中國與臺灣的共同勝利」。1944年4月17日，該報又發表社論《臺灣淪陷四十九年》，提出「臺灣人民爲了自身的解放，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一定要積極起來，努力進行抗日鬥爭，並在打擊日寇的勝利中，協助盟軍」。在中國共産黨積極呼籲下，大後方民衆逐漸形成濃厚的關注臺灣的氛圍，當時的社會輿論一致呼籲：「抗戰一定要抗到收復臺灣才算到底！中國人應當有此決心，有此抱負。」
　　然而，隨著日本法西斯末日臨近，決定臺灣前途命運關鍵時刻即將到來之際，美國輿論界却出現一股欲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所謂「臺灣國際共管論」逆流。1942年7月，時任美國軍情處遠東戰略小組情報官柯喬治向美國軍方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聲稱，「我主張一些國際托管的方式，設立警察基地在南臺灣，運用臺灣的豐富資源，來做戰後重建工作」。他還說，「這海島潜在上太重要了，歷史早就指出臺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性」。「如此重要，難許我們輕易將臺灣交給中國人控制」。1942年8月，由美國《時代》《生活》《幸福》等雜志共同組織的所謂「關於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委員會」，印發題爲《太平洋關係》的小册子，其中稱：應建立一條從夏威夷向西，經過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南太平洋各島嶼至臺灣、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等各戰略要點的橫越太平洋的防禦地帶，由「國際共管」云云。這就是所謂的「臺灣國際共管論」。美國這三傢具有廣泛影響的刊物此時拋出這種論調，實質上反映了美國官方尤其是美國軍方不願將臺灣歸還中國，以便在戰後將臺灣納入美國整個戰略防禦體系，以保持其在亞太地區絕對戰略優勢的圖謀。
　　「臺灣國際共管論」的拋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包括廣大臺灣同胞的情感，立即引起以中國共産黨爲代表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强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共産黨迅速作出反應。1943年1月24日、25日，《新華日報》連續刊載總編輯章漢夫的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明確指出：「臺灣國際共管論」的謬論完全無視臺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不知道這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强行割讓、武裝占領和奴役的。如果在戰後還要臺灣脫離祖國，那完全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同年3月24日、6月17日，《新華日報》又分別刊載了題爲《戰爭與戰後問題》《臺灣，回歸到中國來》的社論，明確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駁斥了少數美國人提出的「臺灣國際共管論」，指出戰後中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裏，要靠自己的奮鬥去爭取，「國外有少數不明歷史發展，不顧實際情况，而抱有帝國主義思想的人們，曾經叫囂一時，要將臺灣從中國的母體割裂出來，高談國際共管的謬誤措置，實不值識者一笑」。
　　在大陸參加抗戰的臺灣同胞對「臺灣國際共管論」反應極其强烈。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臺灣革命同盟會數次發表宣言，並在《馬關條約》簽署的國耻日舉行大會，發表《告祖國同胞書》，强烈反對臺灣國際共管，闡明臺灣人民要求重返祖國懷抱的意願。這些言論和主張，通過重慶各大報及他們自己編印的《臺灣青年》、《新臺灣》畫報、《臺灣問題參考資料》等書刊傳送到國內外，産生廣泛影響。
　　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中國政府也加緊通過外交途徑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由於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戰略地位，中國收復被日本霸占領土的嚴正要求，最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布：「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開羅宣言》的發表，使身受日本殖民主義者淩辱半個世紀之久的臺灣同胞備受鼓舞。在大陸參加抗日鬥爭的臺灣同胞立即致電國民政府：「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凡我臺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願效馳驅。」在島內的臺灣同胞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上得知臺灣即將回歸祖國的喜訊，喜不自勝，紛紛奔走相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並在《日本投降條款》中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臺灣臺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受降儀式。這一天，40餘萬回歸祖國的臺北同胞，「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全市，途爲之塞」。1946年1月13日，中國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臺灣同胞恢復中國國籍，隸屬於中國主權與法律行使的範圍；同時，將10月25日定爲臺灣光復節。
　　臺灣光復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以傷亡3500萬人的重大民族犧牲換來的結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粉碎法西斯軸心國邪惡勢力的勝利成果。中國共産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使中華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運，同時結束了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洗雪了歷史耻辱，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臺灣光復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浴血奮戰鑄就的偉大勝利，無可辯駁地證明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爲解放臺灣鬥爭展開布局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全國人民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重建家園。中國共産黨從全中國人民這一根本願望出發，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爲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强的新國家。但蔣介石集團却堅持獨裁、內戰方針，企圖消滅中國共産黨，消滅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繼續維持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
　　中共中央決定加强黨的領導，調整、健全各地黨的領導機構，以適應新的鬥爭形勢，與此同時，中央決定選調一批幹部赴台，組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並指定蔡孝乾爲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爲中共在臺灣工作開展布局。蔡孝乾，1928年4月當選台共中央常委，1932年4月赴中央蘇區加入紅軍，曾作爲臺灣代表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經歷過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後跟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戰時擔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赴重慶進行國共談判。行前，周恩來與蔡孝乾談話，傳達中共中央這一安排。按中共中央指示，1946年4月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由劉曉任書記，其主要職責之一便是主管國統區長江流域各地及臺灣地下黨工作。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進入基隆、臺北。蔡孝乾在中共上海局組織下集中學習一段時間後於7月秘密抵台，擔任臺灣省工委書記，陳澤民爲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志忠爲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洪幼樵爲委員兼宣傳部部長。中共臺灣省工委成立後，依據黨在白區「宣傳群衆、動員群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的工作方針，迅即開展工作。中共臺灣地下黨在臺灣的黨員人數發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時，中共在全省的黨員已有900餘人。
　　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和官員們的貪污腐敗，使抗戰勝利時曾經對它抱有很大期望的臺灣同胞，很快感到極端失望，最終釀成二二八起義。1947年2月28日，臺灣省臺北市人民爲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抗議軍警槍殺市民，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臺灣各地人民紛起響應奪取武器，舉行起義，使全臺灣省大部分地區的政權陷入癱瘓。國民黨政府以武力血腥鎮壓了這次起義。
　　中共中央非常關注二二八起義的發展情况。1947年3月8日，延安廣播電臺發表文告，聲援臺灣人民的英勇抗爭。3月20日，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名義在《解放日報》刊發社論，指出：「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二二八起義作爲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充分彰顯了臺灣同胞的革命精神。
　　二二八起義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上海局關於「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幹部應儘量撤走」的指示，臺灣省工委作了分散、撤退的決定。1947年7月，參加二二八起義的部分臺灣省工委幹部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周青、蔡子民等陸續撤離臺灣，經厦門、上海輾轉抵達香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謝雪紅等積極聯繫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和鼓勵。經過多方努力，在中國共産黨的指導和幫助下，同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之際，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其核心成員均爲中共黨員，其組織關係隸屬於上海局香港工作組，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代爲領導。自誕生之日起，臺盟就明確表達了支持中國共産黨主張、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堅決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對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加速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起到積極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開啓協商建國、共創偉業的新紀元。5月7日，臺盟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呼籲臺灣同胞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底，在黨的安排下，謝雪紅及在港民主人士離港北上，陸續進入解放區，並1949年3月到達北平。同年6月，臺盟作爲新政協成員單位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
　　臺灣地下黨人血沃寶島
　　在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會後，194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組織人事座談會。在關於華東任務和人事安排問題上，中央確定粟裕擔任華東局常委，分管軍事。毛澤東還特別就華東局管轄範圍問題，提出「還要加上臺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解放臺灣成爲最後一項戰略任務正式被提上中共議事日程。6月14日，毛澤東電令三野：「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臺灣的問題。臺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麽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臺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裏應外合，請著手研究。」7月又進一步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爲此，中共華東局成立了以粟裕爲首的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並於1949年5月撤銷中共中央上海局，將其工作並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由華東局統一負責指導臺灣地下黨的工作。一批人員被派遣入台，進行工作。中央軍委還在華北軍政大學組建臺灣隊，把曾經參加過二二八起義後退到大陸的臺灣籍幹部和解放軍中的臺灣籍士兵集中到臺灣幹部訓練團，進行有關臺灣知識、政策的學習培訓，培養對台工作幹部。
　　這一時期，臺灣省工委的工作進入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階段。其組織力量有了較大發展。在台黨員1300餘人，同情黨並參加黨的地下活動的群衆有2000餘人，還建立了諸如中共學生工委會、郵電職工工委會、山地工委會和臺北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中市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基層組織，並在臺北縣鹿窟村，台中縣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崗等山區建立了武裝據點。按照中共中央部署，1949年春，臺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組織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爲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臺灣省工委的實力，在1949年4月6日發動的反美、反蔣「四六學潮」中充分展現出來。同年6月下旬，臺灣省工委在其創辦的《光明報》發表了題爲《紀念中國共産黨誕辰28周年》社論。文中向臺灣同胞轉告了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並大舉南下的消息，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打到臺灣去，解放臺灣同胞》的時評，提出人民解放軍「不久一定跨海東征，打到臺灣去，解放臺灣同胞，解放全中國！」同日，新華社配合《人民日報》時評，播發了時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撰寫的題爲《對美國併吞臺灣陰謀的聲明》。《聲明》在譴責美國企圖「併吞臺灣」陰謀的同時，表示「臺灣的解放是不久了」，號召臺灣同胞積極調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
　　爲配合人民解放軍對臺灣的解放工作，臺灣省工委還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議書》，稱：「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4月最爲適宜。」1949年12月，臺灣省工委又發出題爲「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臺灣的解放更接近了，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爲期是不遠的」，「臺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臺灣組織的任務是迅速和切實地來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臺灣省工委並提出六項配合解放軍作戰的具體任務。
　　此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其黨政軍特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控制進一步加强。國民黨當局在台相繼頒布所謂「戒嚴令」「反共保民整體戰略綱要」「臺灣省反共保民組織法」「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多項嚴厲法令，動用大批警察、特務和軍隊，在島內大搞白色恐怖。
　　1949年8月，臺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中共臺灣地下黨多個組織遭到破壞。此後，國民黨情報機關相繼逮捕了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宣傳部長洪幼樵、武裝部長張志忠等。張志忠被捕後，寧死不降。據同時關監的人出獄後轉述，蔣經國曾兩次去獄中探視，張表白以死明志。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臺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但由於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等臺灣省工委主要負責人的叛變，中共在臺地下黨組織遭受重大損失，1800餘人遭到逮捕，1100餘人被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吳石、朱諶之（朱楓）案。
　　「青山埋忠骨，史册載功勛。」爲了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獻身的革命英烈，國家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73年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爲革命烈士，2000年吳石將軍及其妻子王碧奎的遺骸奉回祖國大陸，安葬於北京福田公墓。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楓（朱諶之）同志爲革命烈士，2011年7月，朱楓烈士骨灰安放及銅像揭幕儀式在其家鄉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隆重舉行。2013年，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主持建成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正式對外開放，以紀念當年爲了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而在臺灣壯烈犧牲的大批中共隱蔽戰綫上的無名英雄。
（楊親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