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維特蘭娜雖被稱作「克里姆林宮公主」，但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卻在與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角力，由此也決定了她人生歷程的奇特和崎嶇。
  【「掌上明珠」的叛逆與情感坎坷】
  斯維特蘭娜生於1926年2月28日，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兒，斯大林和妻子阿裏盧耶娃把她視作掌上明珠。在父母的呵護和家庭教師的教育下，這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在學前階段便能讀寫俄語和德語，會畫畫和捏泥塑，且能根據別人的鋼琴彈奏寫出樂譜。
  1932年11月8日阿裏盧耶娃自殺身亡後，斯大林對這個在6歲半便失去母親的小女兒給予了更多的父愛。在家裏，他常和她玩「命令」遊戲：作為「女主人」的女兒給作為「第一秘書」的父親下達書面命令，「第一秘書」則謙恭地表示「服從」、「遵命」、「馬上完成任務」；倘出差在外，他便用工工整整的印刷體給她寫信，給她郵寄她最愛吃的水果。在母親去世後的整整10年裏，這對父女的關係顯得融洽而親密。
  1941年冬，斯維特蘭娜從外國雜誌上得知了母親死亡的真相–並非像家人一直告訴她的那樣是因病而死，而是自殺。這件事對她震動很大，也改變了她對父親的看法。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身上有什麼東西被摧毀了，也摧毀了我對父親的意見、意志、每一句話的絕對服從……」
  由於這個緣故，也因為青春期來臨，斯維特蘭娜開始變得有些叛逆。1942年冬，16歲的她竟然愛上了40多歲的電影導演阿o雅o卡甫列爾。為了拆散他們，斯大林的警衛員魯緬采夫對卡甫列爾提出了警告，並建議他離開莫斯科，到較遠的地方出差。卡甫列爾雖當場罵了魯緬采夫，但終究還是沒有承受住壓力，決定到塔什干去拍片子。然而就在他收拾好行囊，準備出發之時，卻突然以「英國間諜」的罪名被捕，後被流放5年。斯維特蘭娜則遭到了父親的嚴厲痛斥：「現在戰爭打得這樣，可你卻幹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誰需要你！他身邊有那麼多的女人，你是個糊塗蟲！」盛怒之下的父親甚至狠狠地打了她兩記耳光。自此，父女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衝突接連發生。
  中學畢業後，斯維特蘭娜打算報考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因為她喜愛文學，且老師也建議她學習語文。不料卻遭到了父親的反對：「你想當文學家？你就喜歡風流名士派！他們都是些不學無術的人，你也想做這樣的人嗎？……不行，你必須受良好的教育，哪怕是考歷史系也行。」女兒雖極不情願，但為了不致與父親鬧僵，還是於1943年秋進入了莫斯科大學歷史系。
  次年春天，正讀大一、剛滿18歲的斯維特蘭娜與她中學時期的同學、當時正就讀於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莫羅佐夫（猶太人）結了婚。對於這樁婚事，斯大林雖不滿意，但也沒有執意反對，只是說：「這是那些猶太複國主義者硬將他塞給你的。」「見你的鬼，願意怎樣就怎樣吧。」不過他明確表示，決不允許她把丈夫帶到家中。結果是，斯大林一次也沒見過這位女婿。
  結婚第二年，斯維特蘭娜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約瑟夫。她把孩子交給傭人照看，自己則繼續讀書。1947年春，這對結婚剛三年的年輕夫妻因感情破裂而離異。
  離婚後，斯維特蘭娜又感到了孤獨，而她那個不能與外界接觸、猶如孤立城堡般的家更讓她感到憋悶和煩躁。為了排解心中煩悶，她經常到原蘇共中央第二書記日丹諾夫的家中做客，由此與日丹諾夫的兒子尤裏o日丹諾夫有了較多接觸。1949年春兩人登記結婚。
  兩人的婚姻其實並無感情基礎。他們雖互不討厭，但也並不相愛。斯維特蘭娜坦言，她之所以嫁給尤裏，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做可以使我有可能進入另一個家，給我哪怕是一點點的自由，給我打開接近人們的大門。」而日丹諾夫家之所以願娶斯維特蘭娜，則不能排除她的父親是斯大林的因素。當然，稟性耿直、滿腹錦繡的尤裏不是喜歡攀龍附鳳之人，但他的母親卻非常市儈，而尤裏在家裏又恰恰唯母命是從。
  斯大林對這樁婚事非常滿意。他一直希望兩家能夠結親，這不僅是因為兩家門當戶對，日丹諾夫成為他的親家有助於他權位的鞏固，還因為他對尤裏這個小夥子也十分欣賞。但他更希望尤裏能上門做他的女婿，隨著年事日高，他對獨自一人的生活已感到孤獨。在得知兩人將喜結連理的消息後，他立即命人在他的孔策沃別墅增建一層樓，以期兩人能高高興興地住進去。不料女兒卻堅決要求帶著她的兒子約瑟夫住到日丹諾夫家，這讓他感到有些委屈和傷心，憤憤地對女兒說：他家的那些女人會把你吃掉的！但女兒還是住到了丈夫家中，一年後生下女兒喀琪婭。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難以維持長久的。尤裏在婚後仍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注意妻子的生活和情緒，而斯維特蘭娜也考取了蘇聯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兩人各忙各的，難得進行感情溝通，夫妻關係日趨惡化。1952年兩人正式離婚。斯大林對此雖感到惋惜，卻未加阻攔。
  與尤裏離婚後，斯維特蘭娜仍未與父親住在一起，而是住進了父親另外給她安排的一套房子。這時她已很難見到父親，1952年10月28日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非常想見到你……如果允許的話，如果這不會使你感到不安的話，那麼，我請求批准我在你身邊度過11月的兩天節日–11月8日和9日。」
  然而，1953年3月2日，斯維特蘭娜突然被從課堂上叫到處於彌留之際的父親身邊。她後來寫道：那幾天，「我愛父親是那樣強烈和溫柔，勝於我一生中的任何時候」。
  【拒絕特權待遇，心境苦悶彷徨】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政府為了安慰死者家屬，於1953年3月21日作出決定，給予斯維特蘭娜及其子女如下物質幫助：（1）把沃倫斯科耶別墅及其服務設施送給斯維特蘭娜一家無償使用；（2）給予每月4000盧布的臨時生活補助；（3）可隨時從部長會議汽車基地叫車。當天，斯維特蘭娜致信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一方面對政府的「同情和關心」表示感謝，另一方面表示自己無權享有這些待遇，因而拒絕接受。信中只是請求，允許她在夏季的時候，在茹科夫卡蘇聯部長會議別墅區裏租用2~3個房間，房租由自己支付。但蘇聯政府堅持認為，特殊待遇不能取消，只是鑒於斯維特蘭娜在信中提到了在茹科夫卡別墅區租用房間的問題，決定把原打算讓她一家免費使用的沃倫斯科耶別墅改為在茹科夫卡別墅區的一棟別墅。
  11年後–1964年11月17日，斯維特蘭娜又致信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再次請求收回給她一家的特殊待遇。信中說，我們一家雖對政府給予的人道主義幫助一直心存感激，但「我們在道義上無權永遠享受這種人道主義」。額外享有的這種權利，「使我在朋友面前很難為情，總之，在所有人面前都感到不自在」。考慮到一個月前赫魯雪夫剛被廢黜，斯維特蘭娜擔心剛剛上臺執政的新領導可能會對她此時提出這個問題產生誤解，所以在信中又特別寫道：我「不想讓人把我的行動理解為某種示威」。「懇求您，阿列克謝o尼古拉耶維奇，正確地理解我，不要拒絕我的可能有些特別的請求」。
  儘管如此，柯西金在收到這封信後，還是派人同斯維特蘭娜進行了這樣的談話：「我們從來還沒有聽說過有別墅還不要的事。相反，人家還求之不得呢！你們這是怎麼啦？這造成一種印象，就像用這種形式向新政府抗議似的。」「當我們認為必要的時候，再向你們收回別墅好了。現在你們儘管用，別再提這個問題了。」斯維特蘭娜一家只好繼續使用該別墅。
  斯維特蘭娜研究生畢業（獲副博士學位）後，先是在莫斯科大學教授蘇聯文學和英語，後於1956年調至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從事歷史、語言及兒童文學研究，1962年她又到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社做翻譯工作。在此期間她編寫和翻譯出版了多部著作。學識淵博且從小就在同齡人中出類拔萃的斯維特蘭娜一直相信，憑自己的真才實學能夠幹出一番業績。因此，她對政府強行給予她的某些「照顧」和「特權」一向採取抵制態度。
  順便指出，在對待自己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由此所享有或可能享有的特權問題上，斯大林三個子女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斯維特蘭娜在談到大哥雅可夫時寫道：「任何人提到他是什麼人的兒子，他都非常厭惡……他一貫真誠地拒絕由於他的家庭關係而可以得到的特權，所以他也從來沒有過什麼特權。」二哥瓦西裏則對他的特殊身份和享有的特權自負、喜歡得要命，並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利用，屢試不爽的利用結果又使他變得藐視尊長，目無法律，逞性妄為，驕縱無忌。以致在父親去世後不久鋃鐺入獄。斯維特蘭娜雖與大哥同父異母，與二哥同父同母，但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做法卻與大哥一致。
  從1953年春開始，由於斯大林的去世，蘇聯社會進入了「解凍」期，歷史上的一些冤假錯案陸續得到了平反，斯維特蘭娜的一些親戚也走出了牢房，紛紛向她訴說了自己的冤情和在監獄所受的非人待遇。這些都對她震動很大，她開始用審視的目光看待父親統治下的那段歷史。因此，1956年2月末，她在讀過米高揚交給她的、尚未向各級黨組織傳達的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她父親的「秘密報告」後，並未作出如當局所料的那種激烈反應，而是平靜地對米高揚講道：「遺憾的是，這一切都像是真的……」一年半之後–1957年9月，她把自己的姓改成母姓「阿裏盧耶娃」。
  在父親去世後的10年間，由於當局對「斯大林問題」的熱度始終不減，而在對他的評價上又忽高忽低，時褒時貶，斯維特蘭娜越發感到了作為斯大林女兒的巨大精神壓力，以致彷徨苦悶。1962年春，她在莫斯科東正教堂接受了洗禮，並坦言：「我感到這是我內心的需要，教條於我無大意義。」1963年，她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又向她的朋友作了這樣的傾訴：
  和以往一樣，我生活在父親盛名的庇蔭之下……一些人關懷，一些人憎惡，所有的人都毫無例外地對我抱有好奇心，應得的和不應得的煩惱和激動，以及那許許多多的受之有愧的向我表示的熱愛和忠誠–所有這一切都從四面八方壓擠著我……
  我繼續過著奇怪的，無所作為的，具有兩重性的生活。和十年前一樣，我的生活仍舊是：表面是一回事，內心完全是另一回事。表面上和從前一樣，我的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處於「上層」的大樹和叔叔阿姨們的庇蔭之下，然而我的內心生活，和以前一樣，和他們在興趣、習慣、精神、事業、語言、文字上完全格格不入，不過我今天的這種感覺比以前更加強烈罷了。
  【出逃美國，被當局稱為「歇斯底里病患者」】
  正是在上述心境下，1963年冬，斯維特蘭娜愛上了來莫斯科治病的印度共產黨員勃拉哲士o辛格。辛格比斯維特蘭娜大17歲，已近花甲之年，而看起來又比實際年齡老出不少，且病得「似乎一陣風能把他刮倒」。兩人的結合固然令人意外，可更讓人不曾料到的是，此事竟導致了斯維特蘭娜與蘇聯當局一次又一次的衝突。
  1965年4月7日，斯維特蘭娜開始與辛格同居。5月3日，兩人來到了莫斯科的一家婚姻登記所，詢問登記所需的材料和手續。不料第二天斯維特蘭娜就被召到了柯西金的辦公室。這位政府首腦對她勸阻：您，一位又年輕、又健康的婦女，難道就不能在咱們這裏找一個健壯的年輕人？您要這個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幹什麼？不行，我們大家都堅決反對。我們勸您別去辦理婚姻登記，我們也不允許。「因為要是根據法律他把您帶到印度去該怎麼辦？」
  1966年10月，病情急劇惡化的辛格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向斯維特蘭娜表達了想死在印度的願望，斯維特蘭娜遂寫信給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請求允許她把辛格送回自己的故里，信中表示她在印度不會呆很久。代替總書記作答的是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又一次拒絕了斯維特蘭娜的請求。
  當月31日，辛格在莫斯科病逝。11月3日，斯維特蘭娜分別致信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請求允許她把丈夫的骨灰送到印度他的家人那裏。信中保證：「旅行只需7~10天，不會再多。」除丈夫的侄子–印度外交部長迪內希在印度首都德裏的家和丈夫在恒河岸邊的老家卡拉康卡村外，「我什麼地方也不去。除了最親近的親屬以外，我誰也不見。我向您保證，從政治立場方面絕不會發生任何可受指責的事情。」
  11月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過電話表決後作出了如下決定：
  同意阿裏盧耶娃o斯維特蘭娜的請求，批准她赴印度逗留7天。
  責成謝米恰斯內（克格勃主席–作者注）同志派兩名工作人員陪同她前往印度。責成別涅季克托夫（蘇聯駐印度大使–作者注）同志在他們在印度逗留期間給予幫助。
  當天，柯西金把斯維特蘭娜召去作了5分鐘的談話，告訴她中央決定准許她出國，但條件是不得和媒體接觸。
  11月11日，斯維特蘭娜拿到了出國護照。在出國之前，斯維特蘭娜並無居留印度的打算，只是想按照簽證期限在那裏逗留一個月。但12月25日這天她在見到迪內希後卻突然提出她想留在印度，並請他提供幫助。迪內希答應為她效力。第二天，斯維特蘭娜寫信給蘇聯大使館，宣稱她要在卡拉康卡村住到1月18日，因為她的簽證是一個月，至1月20日才到期。接著她讓卡西洛娃回德裏，向大使館轉交此信。自此，她擺脫了政府派來的這位女翻譯。
  在卡拉康卡村的這些日子裏，斯維特蘭娜與辛格的親人及其鄰居相處得很融洽，並毫不隱諱地向他們表達了她想留在印度的願望。他們為此感到高興，並紛紛為她出謀劃策，認為她可以到美國大使館申請避難，待有了美國護照後再長住印度。這個主意對她啟發很大。
  幾經波折，來到美國使館後，斯維特蘭娜講明了自己的身份並提供了相關的證件，請求美國人幫她實現自己的心願。美國人則要求她寫一份包括簡歷在內的聲明。她於是在聲明中寫道：
  我在印度和丈夫的親屬和朋友會了面，因此我開始認真地思考留在印度的問題。可是我發現這不可能，因為無論是印度政府還是蘇聯政府看來都不會讓我這樣做……
  美國人認為，當務之急是幫斯維特蘭娜儘快離開印度，但並不急於讓她進入美國，因為她目前的決定有可能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因此，不如先讓她到中立國家呆一段時間。
  蘇聯駐印度使館發現斯維特蘭娜失蹤後，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外國報刊對斯維特蘭娜出逃一事作了各種各樣的報導和評論，感到臉面盡失的蘇聯當局遂通過塔斯社發表了為自己打圓場的消息：「斯o阿裏盧耶娃打算在國外住多長時間–這是她個人的事情。」
  斯維特蘭娜在瑞士逗留了一個半月，美國國務院派原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o凱南等人同她進行了長談，對她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瞭解。斯維特蘭娜除一再表示她「決定永不返回蘇聯」外，還表示願在美國出版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書。最後，她獲准於4月21日飛往美國。
  「紅色公主」背叛自己的父親和國家，這使斯維特蘭娜立刻成了新聞人物。她自己也表現得十分活躍。4月21日剛在紐約機場走下飛機，便和等候在這裏的記者見了面。幾天後，她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講了蘇聯人是怎樣生活的，她是如何拋兒別女、脫離自己的祖國的。美國和歐洲的一些電視臺對這次招待會進行了報導，在蘇聯當局眼中，這是一場反蘇反共的強大攻勢。作為對這一攻勢的回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6月25日舉行的聯合國記者招待會上講道：「斯o阿裏盧耶娃是個精神上不穩定的人，她有病。對那些企圖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們只能表示惋惜。」莫斯科的《文學報》則發表文章稱，斯維特蘭娜從來就是個「歇斯底里病患者和偏執狂」。
  其實，斯維特蘭娜把這次出走看得很簡單，她只是想擺脫父親的陰影，只是想要過徹底自由的沒有束縛的生活。
  【徹底背叛父親，失去祖國國籍】
  除了與美國各方面人士接觸外，斯維特蘭娜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書的出版上，經過與多家出版社交涉，終於與它們達成了在1967年10月底用幾種語言出版該書的協議。這一消息發佈後，蘇聯方面深感不安，因為該書的出版時間恰值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
  其實5月份蘇聯當局就已從斯維特蘭娜在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那裏查抄了這部書稿的複寫件，裏面寫的主要是家庭瑣事，雖對斯大林有些貶損，但更為斯大林作過開脫，認為貝利亞是實施殘暴鎮壓的罪魁禍首，而他父親只不過是受到了貝利亞的蒙蔽。無論如何，它對斯大林及蘇聯陰暗面的揭露遠未超過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程度。儘管如此，蘇聯當局還是認為，此書在西方出版後必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惡意炒作，而這無疑會對恰在此時舉行的十月革命50周年慶典帶來不利影響。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時任蘇聯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決定設法讓這部書稿提前數月面世，這樣當50周年慶典舉行時，由此書的出版所引起的喧鬧便已趨於平息。為此，他命人把查抄到的書稿複寫件交給了與克格勃關係密切的英國記者維克托o路易，並讓這位記者在克格勃人員的配合下向斯維特蘭娜的子女強行索要家庭照片。隨後，路易以不太高的價格將書稿複寫件和家庭照片賣給了英國弗萊貢出版社，接著又賣給了西德《明鏡》畫刊。8月初，附有家庭照片的該書已經上市，而《明鏡》畫刊也開始連載這部書稿和照片。斯維特蘭娜雖在事後打贏了與「盜版者」的官司，且將她的「正版書」的出版時間由原定的10月底爭取到了10月初，但安德羅波夫的目的已基本達到。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出版後，斯維特蘭娜又開始了她的第二本書–《僅僅一年》的寫作。該書講述了她自1966年12月至1967年12月整整一年的出逃經歷，同時也談到了蘇聯的某些歷史問題。與她的第一本書不同，這本她出逃後在美國人影響下寫成的書，字裏行間流露著對蘇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的不滿，例如：
  ……「斯大林主義時期」，是個人專制時代，是血腥恐怖、經濟困難、殘酷戰爭和意識形態的反動時代。
  那個精神空虛、冷酷無情的人……那個夥同自己的同謀將國家變成監獄–在那裏凡有生命、有思想的都被撲滅，無一倖免–的人，那個引起千百萬人恐懼和憎惡的人，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們的社會主義就其經濟意義來說像國家資本主義。在社會關係方面這是某種奇怪的雜交品種：官僚軍營式的制度，其秘密員警有如德國的蓋世太保，而我們落後的農業使人想起19世紀的農村。
  1969年秋此書在美國出版後，西方國家馬上將其作為重磅炮彈，掀起了又一輪反蘇浪潮，而且宣稱斯大林的一切做法都是從列寧那裏繼承來的，「恰恰正是列寧應當對在蘇聯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而此時蘇共中央正在緊鑼密鼓地部署紀念斯大林誕辰90周年（1969年12月）和列寧誕辰100周年（1970年4月）。
  面對這種情況，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寢食難安。1969年11月5日他致信蘇共中央，提出「為了轉移世界輿論對於敵人利用斯o阿裏盧耶娃《僅僅一年》一書而掀起的誹謗性宣傳運動的注意力」，應採取以下措施：
  第一，根據斯維特蘭娜的子女寫信給中央政治局表示對其母親叛國行為的憤怒這一情況，起草一封給斯維特蘭娜子女的公開信，並寄給對斯維特蘭娜持有不贊許之意的《紐約時報》副主編哈o索爾茲伯里，讓其在國外發佈。同時將這封公開信和對斯維特蘭娜子女的訪問放在歐洲的一家重要雜誌上發表。
  第二，向西方報刊灌輸這樣一種說法，即斯維特蘭娜的新書是一大群人集體炮製出來的，包括一些聲名遠揚的蘇聯的狂熱反對者和擅長捏造蘇維埃國家歷史的人。在闡述這種說法時，應加進一些克格勃掌握的能讓這些人名譽掃地的材料。
  第三，由曾與斯維特蘭娜關係密切的蘇聯知識界的著名代表人物給她發一封集體簽名的信件，抗議她捏造蘇維埃國家的歷史和誹謗列寧。這封信件可通過克格勃管道轉交給斯維特蘭娜，同時設法透露給國外報刊。
  第四，在蘇聯報刊上發表的揭露西方國家情報機關活動的文章中，應指出這些情報機關是從那些私人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都有缺陷的人那裏獲取材料的；他們為了得到反蘇材料，竟不惜利用斯維特蘭娜這樣一些墮落和令人厭惡的人物。
  第五，責成蘇共中央宣傳部對《僅僅一年》一書進行分析，以求判明書中可能隱藏著的敵人的新的態度和意圖，以及他們在此基礎上安排的在列寧誕辰100周年之際的意識形態上的破壞性宣傳活動。
  此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69年12月19日作出決定，因斯維特蘭娜「犯有敗壞蘇聯國籍這一稱號的過錯」，剝奪她的蘇聯國籍。
  【重回蘇聯與再次出走】
  因這本書的出版引起的喧囂漸漸平息後，斯維特蘭娜也開始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然而她的生活之路依然充滿坎坷。1970年4月，她和剛認識了三個星期的美國建築師彼得斯匆匆結婚，第二年45歲的她生下了女兒奧爾加。但在孩子只有半歲多的時候，夫妻關係便出現了危機，她先是帶著女兒與彼得斯分居，後又於1973年5月辦理了離婚手續。此後她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女兒身上。
  她對蘇聯雖仍採取敵視態度，並於1978年11月宣誓加入美國國籍，且登記為美國共和黨黨員，接著又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蘭娜o彼得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美國人對她的虛情假意也越來越感到厭惡，越來越覺得「兩個超級大國是如此相似，無論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於是，她於1982年8月帶著奧爾加離開美國，移居英國。
  1982年底，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執政後，採取了一些緩和東西方關係的措施，也解除了移居西方的斯維特蘭娜與國內接觸的禁令，斯維特蘭娜遂得以與在莫斯科的兒子通話。通話中兒子表示希望她回國，因為「我們需要你」。
  對西方世界的失望和對國內親人的思念以及兒子所表示的希望，使斯維特蘭娜終於作出了返蘇的決定。1984年9月，她向蘇聯駐英國大使館提出了回國申請。
  蘇聯政府對斯維特蘭娜的這一決定感到高興，因為這不僅意味著這位叛逃者迷途知返，而且也非常有利於蘇聯的對外宣傳，不僅馬上批准了她的回國申請，而且在她帶著女兒回國後還給予了娘兒倆一系列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待遇：立即恢復了斯維特蘭娜的蘇聯國籍，給她發放退休金、安排住房、配備汽車；給予她的女兒奧爾加蘇聯公民權，安排她入校就讀。
  斯維特蘭娜回國後也做了一些讓克里姆林宮滿意的事情。她對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國進行了譴責，「我在自由的國度沒有一天是自由的」–這句話和她當初逃離祖國的舉動一樣，再次讓全世界震驚。她還對位於斯大林故鄉哥裏的斯大林紀念館投入了很大熱情，親自設計了其中一個展廳，並把她掌握的部分斯大林遺物拿來展出。
  但蘇聯當局雖看起來對她百般照顧，實際上仍把她視作特殊而敏感的人物，對她放心不下。如她所言：「我一回來，美國護照就被收走了。開始指示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此外，當局還暗中派人對她進行監視……斯維特蘭娜再次決定離開蘇聯。1985年12月她給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寫信說：「由於我們來蘇聯的目的未能達到，而且我家裏的人同我們合不來，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再呆下去。我們情願離開。」
  戈爾巴喬夫當局覺得，如果進行勸阻，此事又會鬧得沸沸揚揚。何況奧爾加在18歲以後有理由要求返回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加上斯維特蘭娜並沒有說她決定離去的原因是因為對蘇聯現政府的不滿，那麼，就遂她所願，由她去吧。
  1986年4月，斯維特蘭娜帶著奧爾加離開蘇聯重返美國定居。回到美國後，她否認了她在莫斯科發表的對美國的那些譴責之詞。1988年4月2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政令，同意斯維特蘭娜和女兒奧爾加放棄蘇聯國籍。3年之後，蘇聯解體。
  晚年的斯維特蘭娜孤身獨處，默默無聞。2011年11月22日，她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病逝。
  去世之前她曾這樣對人感歎：「我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傾訴，更不堪活下去。」然而她竟活了85歲。在自傳《遙遠的樂聲》裏，她曾經寫道：「我總是聽見另一種鼓點。還在蘇聯上中小學，後來上莫斯科大學時，我就一直如此。我怎麼也無法同克里姆林宮的其他孩子齊頭並進……我總是合著自己個人主義的樂聲，踏著另一種節拍前進。」逝世前，不知她是否會想起，當她還是十幾歲的孩子時，同學的父母不斷被捕，她向父親求情，最後得到的一頓咆哮：「他們是叛徒，是敵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須被消滅，就像踩死一只臭蟲！」
  也許從那時起，她已經離克里姆林宮越來越遠了。
  （徐隆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