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66.7萬人口。每年要為6000多個嬰兒的出生歡笑，也要為2000多個人的死亡流淚。
  從大三巴逛到媽祖廟，低矮的傳統建築遮擋不住遠處造型奇異的賭場酒店。每年，數以千萬計的陸客、菲傭和歐美遊客湧入澳門，地道的、國際的，連街邊的小診所也要主打「中西醫綜合問診」。
  而每到夜晚，霓虹燈照亮澳門的每一個角落，從傳統街巷到酒店賭場都散發出金色的光芒。
  白天黑夜的澳門閱盡繁華，空間是立體的，生活也是。但多元與繁華之下，似乎還隱藏著另一個窄小、單一的澳門。
  32.9平方公里的面積，小到失業人數和就業人數可以精確到個位，小到統計年鑒都比許多城市的更精確，小到每個生活在這裏的人，都能和你聊幾句博彩。
  而生於其間的澳門青年，即使在賭場之外，生活也無可避免的與賭場發生交集。
  他們始終要面對著一顆名為「低垂」的「果實」。似乎能坐享其成、又更像退無可退。很多人忘了問，在這裏，「低垂的果實」是否可口？「高懸的果實」又在何方？
  年輕人都去發牌了？
  「誰告訴你年輕人都去發撲克了？」
  在澳門，若是問起青年是不是都去賭場工作的問題，你多半會得到上面這樣的回答。
  佳心就在博企工作，但不是發牌。精緻的生活和朋友圈，處處體現出她與同齡女孩的不同。她出生於澳門，讀書時，便認為博彩行業有前景，高中畢業後就選擇讀酒店管理專業。
  美國實習回國後，佳心順利進入博企的銷售及市場部。與想像中的「荷官發牌」不同，平時，她要對酒店營運進行安排，也要分析酒店優勢和競爭力，還要根據市場客源需求，為企業發展制定規劃。
  這份工作薪資優渥，但內容並不簡單。
  只消和澳門青年泡上幾天，你就會從他們口中聽到「澳門四大」的概念。「四大」這不是上海高檔寫字樓裏的四大會計事務所，也不是中國影響和改變世界的四大發明，而是「澳門四大吃香職業」。
  其中排位第一並不是「賭場」，而是「公務員」。很多澳門家庭，即使父母都在賭場工作，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打份「政府工」。原因不外乎這樣的工作高薪、穩定且體面。
  澳門公務員之難考，相比大陸更為尤甚，考中的比例就像「中彩票」，等待過程備受煎熬。有人從青年一直考到中年，不是試卷有多難，而是比例特別低。說到底，澳門不大，能提供的崗位畢竟有限。
  2012年12月2日，是澳門歷史上第一次公務員系統公職招考日，當時有1.4萬餘人報名，只為角逐128個公共部門職位。
  吃香職業中，排位第二的就是「教師」。一年2-3個月的帶薪休假，薪水高、福利好、受人尊重。《南都週刊》記者在澳門見到了33歲的初中老師王俊飛，面對記者的提問，他笑而不語，但轉頭還是謙虛地說，「你說教師職業好，作為老師，我確實無法否認。」
  排位第三的才輪到「博企」。但不要誤解，真正誘人的職位，並不是人們想像中賭場裏發撲克的荷官，而是賭場的管理層。
  查詢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9年最新發佈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博企管理人員和經理工資平均在5萬元以上。2019年第二季，澳門博彩業全職雇員有57840名，其中70%以上是包含荷官在內的博企文員，而屬於管理層或經理的，只占澳門博彩業全體雇員的5.4%。
  最後，還有一類職業也比較「吃香」，就是「律師」、「醫生」這種專業性更強、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職業。不過澳門面積不大，行業也小，年輕人想做出點名氣，免不了要找到一個好師傅，再熬上不少個年頭，雖然「前景光明」，但開頭幾年的低薪往往使這些年輕人只能「延遲滿足」。
  看薪酬水準、看晉升管道、看社會地位，「四大吃香」職業是澳門年輕人理想的選擇。但若拋開晉升與社會地位，包括荷官、監幣、籌碼兌換員、帳房出納員在內的「博彩企業文員」，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平均薪酬可以達到2.34萬元，遠高於澳門1.7萬元的總體月收入中位數，常為外人「津津樂道」。博企內部的一些奢侈品銷售人員，算上提成，一年甚至可以拿到百萬元以上的薪水。
  包括荷官在內的很多崗位，對於學歷、外語水準的要求不高，但只能由澳門人擔任。對澳門青年來說，因其唾手可得，所以又被稱為「低垂的果實」。
  但「低垂的果實」是不是「可口的果實」，答案難免見仁見智，從澳門青年不將其視為「四大吃香職業」這一點，就可見一些端倪。賭場文員工資雖高，但一輩子在賭桌前，無休止輪班的重複生活，足以令人生畏。
  進入大小娛樂中心可以看見，發牌的還是以形象較好的中年人為主。正如王俊飛老師所說：我不知道教師是不是青年「最好的出路」，但早年間就有一種說法，「賭場可以是最後的退路」。
  萬分之一的孤單
  「吃香職業」僧多粥少，「最後退路」我不想去。畢業後，面臨擇業的澳門青年，更多都會在「進路」和「退路」之間找尋其他工作。比如阿康。
  「阿康」是朋友和家人給的愛稱，就像每個叫做阿豪、阿明、阿興的澳門男孩，這麼喊比較親切、不會尷尬。與《南都週刊》記者約見的時間是晚上7點半，阿康今天下班早，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吃叉燒拉麵，而平時的這個時候，他正在銀行數錢。
  上班要穿的白襯衣還沒有換下來，阿康講起自己從「文學少年」變成「理財規劃師」的經過。
  2011年高中畢業，阿康對寫作和表達感興趣，但又覺得澳門沒有適合的學校和專業，心裏暗暗決定要去內地，到廈門大學讀廣告學。報考的時候，他向好哥們兒透露了心中的計畫，可能是描繪得太過誘人，哥們兒轉頭也報了廈門大學。
  那一年，廈門大學在澳門只招兩個人，結果出來，好哥們兒排第二，成了，阿康排第三，沒成。
  被哥們兒擠掉，阿康感覺好氣又好笑，左挑右選，看中了第一年在澳門招生的中國傳媒大學，最終還是從澳門來到北京。阿康講話精闢，笑點密集，段子撞上粵普更有奇妙的火花。大學寢室裏多是北方人，同學間相互逗著玩，阿康說一句，室友就學一句，只有福建的室友不學。
  2015年，同學們工作的工作，出國的出國，阿康沒有直接回澳門，而是選擇進入北京大學繼續深造。那些年，正值自媒體風起雲湧之時，從新聞時評到影視娛樂無所不包，阿康讀了這麼多書，正有意施展，於是和幾個朋友創刊自媒體，取名《延遲號外》。
  澳門的媒體不算太多，但內容多關乎娛樂和本土化資訊，調查性和研究性內容是個空白。《延遲號外》定位深度與評論，未必最快，但有思考，試圖以此在澳門試水推廣深度閱讀。
  阿康負責生產內容，從討論狗場去留、幼教改革到政治人物冰點討論，不少文章甚至得到了澳門立法會主席、議員和社團領袖的關注，內容一度從網路自媒體發展成為澳門線下紙刊。那幾年，阿康與合夥人想把專案真正做起來，他們寫好了專案書四處找合作，可一旦談到錢，對方總說，「再等等看。」
  等了三年半，沒有等到變現。原創的深度內容需要團隊每個人的全情投入，但他們卻沒有在澳門找到足夠的支持者。而在同一時期，不少靠娛樂起家的自媒體飛速壯大，最終被賭場收購。
  人不能靠著「6666」和「牛X」活著。畢業後，阿康開始找工作，《延遲號外》的更新最終停留在一篇《「號外」不再「延遲」，故事將更「地道」》的官宣上。
  阿康說，「我們都有理想，我花了三年，在研究生階段做了這樣一個實驗，縮短了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然後及時轉換了方向。」
  在澳門，銀行業就是好方向。人可以離開調查報導，但人不可以離開錢。
  回到澳門後，阿康花費不少精力考入了銀行，過上了理財規劃師朝九晚九的生活，薪資水準理想，晉升管道明確。阿康說，現在自己很少看書，「下班後，打開抖音刷點段子真的是大多數澳門人的選擇。」
  澳門就這麼大。當小眾事物遭遇了微縮城市，百分之一的概率乘以百分之一的範圍，剩下的就是萬分之一的孤單。
  不久之前，80、90後的朋友圈都刷起「2017年的你和2019年的你」，大家紛紛曬出自拍，展示自己兩年的「變化」或是「沒變化」。阿康一如既往地靠劍走偏鋒來玩幽默，他沒有曬照片，而是曬了自己朋友圈兩年的截圖。
  2017年的他，是「社會分層你將在第幾層」「施政報告你怎麼看」；2019年的他，是「300套絕版三元鈔票，您投資收藏的首選」。
  進退之間
  澳門，總被人冠以「微型社會」一類的稱謂。若你節假日前來遊玩，一定會被這裏的五光十色所打動。
  媽祖廟的香火氣比旁邊賣的葡撻味還要濃，遊人穿行於高架隧道和人行天橋。在下一個路口，你永遠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向上的臺階，還是向下的緩坡。
  但黑夜白天繁華多元的澳門，卻又掩蓋了一個單一的澳門，整個城市在博彩業之上野蠻生長，每個生活在這裏的人，似乎都能就「博彩」和你或深或淺地聊上兩句。
  而生於其間的青年，似乎能坐享其成、又更像退無可退。
  下午飯點，阿興說自己正在「混口飯吃」，但他不是在吃飯，他是在街邊賣紅豆燒。
  阿興的經歷，並不符合人們對小攤販的一般印象。大學時，他去葡萄牙學習法律，畢業後因為想陪家人一起生活，還是回到澳門。
  有了葡國法律留學的經驗，阿興在律所找到了一份工作，當時的想法是，「準備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闖出一片天」。
  但現實似乎和他想像的不太一樣。他在律所工作了9個月，每個月只有8000元工資，並且絲毫沒有抬頭的意向。
  對應澳門50元一碗的火腿車仔面，6元一趟的公車，以及3000、4000元每月的單間房租，8000元的月薪真的不夠用。「如果還要拍拖？確實不敢想像。」
  若單純為了工資，身為澳門人的他完全可以去賭場工作。但一輩子在賭桌前，黑夜白晝顛倒，做著沒有晉升的重複工作，即使能拿到不錯的收入，這樣的生活也未免過於漫長。當然，他也可以打份別的工，但和在律所比，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阿興最終決定辭職，賣紅豆餅，起碼靠著自己的努力，有可能會賺錢。「等賺夠錢，可以再回頭做自己喜歡的職業。」他指的是律師。
  當經濟高度集中於博彩業時，對於不想進入其中的年輕人，好的選擇其實並不多。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數據顯示，目前，賭桌前的荷官平均月薪可以達到2.34萬。而製造業月薪中位數1.15萬元，建築業1.5萬元、批發及零售1.3萬元、酒店及飲食業1.1萬元、不動產及工商服務1.0萬元、家務工作0.4萬元……
  不少澳門青年在大陸或國外學習軍事、通信、軟體等學科，畢業後為了找到符合本專業的工作，往往會選擇留在當地，因為澳門還沒能給他們施展拳腳的空間。
  近在手邊的果實，似乎把許多澳門青年釘在了一根恥辱柱上，即使是奮進者，也常被冠以「懶於上進」的標籤。逐漸已沒有人關心，在這樣的經濟結構和薪資序列下，對青年來說，「高懸的果實」到底在哪？
  現在，阿興每天晚上開店到21點，等準備完材料都已經快半夜，回到家常常倒在床上就睡著了，但第二天一定會爬起來繼續幹。
  衝破蓋子
  在澳門做初中老師的王俊飛告訴《南都週刊》記者，早些年，確實也有澳門人抱著讀書無用的觀點，想著不如畢業後去博企。讀了四年大學，又讀了三年研究生，他剛開始畢業找工作時，才發現當年高中畢業就去博企的同學都攢出房子的首付了，難免產生不平衡的心理。
  會有不平衡的心理麼？我們把這個問題拋給北大畢業的阿康，阿康笑說，「我天天這樣啊。」
  「那你會去博企麼？」阿康說，「好歹也讀了這麼多年書，自尊心很強的。」
  海風把澳門吹得格外乾燥，哪里的青年都有躁動。面對「低垂的果實」，會有人伸手去摘，但總有人不願取食。
  剛從客戶家外拍結束，回到工作室的Forda一頭紮進廁所，出來又趕緊去攝影棚裏看客戶的拍攝情況，看見記者坐在沙發上等她，她趕緊倒了兩杯水，再接一個電話。Forda目前和合夥人一起，經營著一家名為「小木馬」的兒童攝影工作室。
  「我的性格是閒不住的。」大學畢業後，不滿足於朝九晚五、定時定薪的工作，Forda決定和朋友做兒童攝影，創業也有衝動的成分，覺得喜歡就做來試一試，但開工作室並不是看上去的這麼順利。
  起初店裏沒有顧客，她還要在外面打一份工養這家小店，為此做了半年多的銷售。後來店裏漸漸有了顧客，但還沒有人手，她和合夥人兩個人，一個月要做50-100單的量，構思場景、道具購買、設計樣片、推廣宣傳、現場拍攝全部都要親力親為。
  如今，她對市場動向簡直「了若指掌」。「澳門每個月有400多名新生兒，接兒童攝影的影樓有6家，其中規模大一些的3家都在我們附近，還有一家是開了11年的老店，哪里新開了影樓？別家有哪些促銷？每天都不斷操心，基本會提前構思好兩個月後的拍攝場景和主題活動。」
  慢慢「磨」出來經驗，圈裏的媽媽口耳相傳，用了三年時間，他們從一間小小的樓上店發展到光亮正式的門面店，現在已經做成澳門最大的兒童影樓之一。
  11月的澳門開始有點冷了，Forda在店裏忙前忙後，帶著一股熱風，別人看了都覺得辛苦。她說，打工可能工資水準算做安逸，準時上班到點下班，每年也能出國旅行，但想再往上走就很難。
  那為什麼不去博彩行業呢？「因為不想啊。」Forda說，她想憑藉自己的能力和專業謀一份工作，而不是憑藉澳門人的身份證。
  澳門青年阮舒淇同樣關心現實，渴望改變。高中畢業後，她以高分考入澳門大學英文教育專業，並且經過層層選拔成為澳大「榮譽學院」的一員。
  不久前，阮舒淇參加了當時還是第五屆特首候選人的賀一誠的助選團。她對賀一誠提出的「五大構想」中的「夾心階層」住房問題尤其感興趣。澳門的公共房屋分為「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現在越來越多的澳門年輕人處於既買不起「經屋」，又不符合「社屋」社會保障的空白地帶——如同夾心，不上，也不下。如何保障這些人的利益，是阮舒淇十分關注的話題。
  2019年十月，站在北京的澳門花車上，阮舒淇代表三萬四千名澳門大學生參與國慶閱兵。「調整自己，做好當下。」剛結束在澳門一所中學的實習，阮舒淇將來很可能會成為一名中學英文老師。但她其實還有更大的野心——成為一名教育界的領袖。
  澳門不大，可以選擇的東西不是很多。但也因為澳門不大，所以對於年輕人來說，也算是能闖出些機會。就像Forda所說，她很愛澳門，扎實努力，最後總能看見一些回報。
  （盛倩玉 張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