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楨在臺任職一年有餘，推動臺灣實現了從軍事防禦到制度建設的躍遷。政治上強化主權歸屬，經濟上推動開放墾殖，文化上促進民族融合，防務上構建立體防線，爲後來劉銘傳治臺及臺灣建省提供了重要借鑒。
  沈葆楨(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系林則徐外甥，深受林則徐愛國思想的影響。沈葆楨在處理日軍侵臺事件中展現出卓越才能，之後推動臺灣全面建設和治理，成爲近代臺灣發展的奠基人。
  臨危受命
  1871年，琉球宮古島船民因海難漂流至臺灣南部八瑤灣，有人遭高士佛、牡丹兩社人誤殺，剩餘的人經清朝地方官員救助返回琉球。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爲藉口，聲稱「保護屬民」，悍然出兵入侵臺灣琅嶠(今恒春)，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由於沈葆楨素有威望、熟悉洋務，他被認爲是處理臺防事務的最佳人選，於是清廷在知悉事件發生後緊急任命他爲欽差大臣，全權處理臺防事務。社會各界對此期待很高，反應也頗爲熱烈。4月13日《申報》刊發社論《聞沈欽使將往臺灣論》：「茲聞朝廷簡任沈欽使，不但爲得人之慶，且可規久遠之模。誠以沈欽使籍隸八閩，督辦船政，民情風土，易以周知。況鄉黨衆口交推，中外華洋共信，宏才卓識，聞望聲名，誠尤絕乎寰區，超邁於瀛海矣。此次果能前赴，不難迅奏膚功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惟期簡任沈公，庶同我太平、保我疆土爲億萬年有道之長基，豈不懿哉!」
  赴臺之前，沈葆楨以福建船政大臣的身份，會同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以及福州將軍文煜聯名上奏，迅速制定「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的方略。「聯外交」是指擬照會西方各國領事，令各國公評日本舉兵侵犯臺灣的實情;「儲利器」是指購置鐵甲船以及洋槍、洋煤、火藥等軍備以守護臺灣;「儲人才」是指調提督羅大春、前署臺灣道黎兆棠、吏部主事梁鳴謙等，偕同日意格赴臺;「通消息」指擬鋪設福州至廈門陸路、廈門至臺灣水路電線。此四大方略形成了立體防禦的佈局，之後沈葆楨赴臺灣部署防務。
  抵禦日軍侵臺
  軍事佈防是緊急要務。沈葆楨抵達臺南後，以安平爲指揮中樞，修建炮臺、調集兵力。他整合楚勇、粵勇等地方武裝，擴充軍隊。同時，他強化南北防線：南路由總兵張其光率洋槍隊扼守鳳山、東港，與日軍正面對峙;北路則於基隆、滬尾修築炮臺，防範日軍增援。爲提升戰力，沈葆楨力主購買鐵甲艦，並調派淮軍精銳入臺。至1874年秋，銘軍、武毅軍等6500名淮軍進駐，對日軍形成威懾。外交博弈也是重要手段。面對清軍嚴密佈防，日軍陷入孤立。1874年8月，日本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來華談判，沈葆楨順應民心、部署兵勇，一面堅持臺灣主權，一面施壓備戰，配合清廷外交周旋，最終雙方簽訂《北京專條》。條約明確宣示臺灣主權屬中國，挫敗了日本吞併臺灣的野心。1874年底，日軍撤離琅嶠，沈葆楨派兵接管了臺灣防務，臺灣危機暫時解除。
  促進臺灣近代化
  日軍撤退之後，沈葆楨意識到臺灣的地理位置雖說「海外孤懸」，卻是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等「七省門戶」，唯有全面開發建設方能固守疆土。1874年11月，他在《請移駐巡撫折》中寫道：「臺地之所謂善後，即臺地之所謂創始也。」他的「善後即創始」理念，推動了一系列革新政策，開啓臺灣近代化進程。
  其一，提議移駐巡撫，強化行政統籌。沈葆楨深刻瞭解以往臺灣治理的種種弊端，如行政區劃粗疏，山前山後隔絕，吏治腐敗，防務空虛等。面對行政機構鬆散、管理低效的問題，他在《請移駐巡撫折》中指出：「宜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福建巡撫駐臺，而後一舉而數善備。」他主張仿江蘇例以巡撫統籌臺政，「事權歸一」，解決「重洋遠隔、事權牽制」的弊端。清廷雖未全盤采納，但最終批準巡撫輪駐，「冬春駐臺，夏秋駐省」，確立臺灣與福建「互爲表裏」的管理體制，初步實現了行政統合。同時他調整行政區劃，將清初「一府三縣」擴展爲「二府八縣四廳」，新設臺北府、恒春縣等，強化對山地與沿海的控制，奠定現代臺灣行政格局基礎。臺北府的設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基隆、滬尾等北部港口崛起，商貿漸趨發達，由此産生的文教、訴訟等政務也逐漸增多，可得就近處理。設立臺北府這一重大舉措，實現了由「重南輕北」到「南北平衡」的格局轉化。
  其二，實施開禁招墾，破除長期桎梏。清初康熙統一臺灣之後爲防備鄭氏集團舊部，下達了三條禁令，嚴令禁止大陸民衆攜眷渡臺，導緻臺灣人口凋敝、經濟滯後。沈葆楨力陳禁令之弊，奏請全面開禁。他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折》中寫道：「因思全臺後山除番社外，無非曠土……有可耕之地，而無入耕之民……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墾不先開禁，則民裹足而不前。」1875年，清廷廢除了渡臺限制，於廈門、汕頭、香港設招墾局，提供免費渡船、口糧、農具、耕牛、種子等優惠政策，吸引鼓勵閩粵移民拓墾臺東、恒春等地。短短二十年，臺東從一片蠻荒之地發展爲初具街市規模的墾區，人口與農業産值顯著提升。
  其三，施行開山撫「番」，打通治理屏障。臺灣山地衆多，山地居民分爲「生番」「熟番」和「屯番」。清周鍾瑄所修《諸羅縣志》指出：「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熟番」接近漢人、納糧當差，能接受清政府的管轄，而「生番」居住於深山老林與漢人長期隔閡。沈葆楨摒棄清廷「劃界封禁」的消極政策，提出「開山與撫番相輔而行」。他調駐臺官兵分南、北、中三路開鑿道路：南路有二支，一支自鳳山至卑南，另一支自射寮至卑南;北路自蘇澳至岐萊;中路自彰化至璞石閣。沿途築碉堡、設驛站、興水利，並將招墾與教化結合。針對臺灣少數民族，他推行「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途、給茶鹽、易冠服、設『番』學、變風俗」等政策。
  其四，大力興辦教育，提升百姓素質。沈葆楨在臺灣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立「番塾」，教授漢語與農耕技術，促進了漢「番」融合。變更社名以求移風易俗，如將竹坑社、本武社、草山社和內外獅頭社，分別更名爲永平社、永福社、永安社和永化社。沈葆楨還仿照《三字經》體例親自編寫了《訓番俚言》，採用生動活潑、通俗易懂的形式，供少數民族學習文化。至1875年，招撫「番」社78個，漢「番」沖突大幅減少。爲了向臺灣百姓提倡忠義，沈葆楨還曾上《請建明延平王祠折》，後來還爲延平王祠題寫楹聯：「石井滿腔血，瀛臺寸草春。」「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其五，完成産業振興，邁向近代經濟。沈葆楨十分重視礦産資源開發，力推基隆煤礦走向近代化。他奏請減免煤稅，引進英國鑽探設備，使臺煤産量躍升，刺激推動了地方經濟。此外，他探查石油礦藏，聘用美國工程師勘采，雖因客觀原因未完成使命，但開啓了臺灣近代工礦業先河。此外，他鼓勵發展樟腦、茶葉等産業，推動商品經濟萌芽。軍事上，沈葆楨推動基隆、滬尾、旗後等炮臺建設，構建沿海防禦鏈。他於琅嶠、安平等地興辦兵工廠，強化了自主防務能力。
  綜上所述，沈葆楨的行政改革打破了彼時臺灣的封閉與邊緣狀態，將其納入國家整體防務與發展戰略。沈葆楨的實踐不僅是晚清洋務運動在臺灣的延伸，更是中國近代邊疆治理的一次成功探索，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李湖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