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66年，上海共動員近10萬名知青支援新疆建設，其中絕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周恩來在上海知青動員、安置和鞏固的各個階段，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廣大上海知青前赴後繼奔赴邊疆、支援邊疆、駐守邊疆，留下了永恆的記憶。
  周恩來與上海知青援疆的開啟
  據原上海團市委書記張浩波回憶，1963年，剛從北京開會回到上海的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找他談話。曹荻秋告訴張浩波，他在北京時周恩來總理、農墾部部長王震和他三個人在一起開了個小會，議論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動員兩三萬知識青年去支援新疆兵團。得知這件事情後，經認真討論研究，基本將事情確定下來。在上海知青援疆的歷史過程中，城市青年安置問題、新疆的戰略地位、上海青年的成長是三個重要因素。
  （一）對城市青年安置困難問題的長期關注
  自20世紀50年代起，國家開始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55年12月，毛澤東在《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指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一方面，城鎮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發生困難；另一方面，農業生產和農村合作化運動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因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持續推行，並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被首次完整提及。9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今後要有計畫地安排勞動就業，精簡機構和精簡人員，鼓勵下鄉上山，廣開就業門路，提倡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
  三年困難時期之後，中央要求精簡城市人口以緊縮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學的為主體，上山下鄉政策再次出臺。1962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農林辦公室關於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彙報會議的報告》中明確規定：應屆畢業生未能升學或就業、年滿18周歲、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學生都應納入安置範圍。
  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簡小組宣佈全國性精簡工作基本結束，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不斷完善，並持續深化。在此之前，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職工和青年學生領導小組召開六個大區領導此項工作的小組長會議。周恩來在接見會議代表時指出：「今後十五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作長遠打算，編制十五年安置規劃」。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無法安置的青年問題更為突出。8月21日，上海市勞動局在《關於上海市社會青年參加新疆生產建設情況的彙報》中指出：上海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年滿16周歲，達到勞動年齡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萬人，除一部分繼續升學以外，大部分需要參加生產勞動，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安排上海青年勞動就業必須堅持面向農業、面向外地的方針。可見，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選擇。
  （二）對新疆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
  自中蘇在中國西北邊境發生摩擦以來，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非常關心。1962年2月26日，周恩來從北京飛抵廣州，當晚，他便專門約新疆兵團副政委張仲瀚談話。據張仲瀚回憶，他當時是與周恩來、陳毅一道從北京飛往廣州。在飛機上，周恩來向張仲瀚瞭解了新疆兵團生產建設情況後，說道：中央有個設想，把我國1/3以上的軍隊，改為生產建設部隊。他們一行在廣州住了八天，周恩來幾乎每天都會找張仲瀚長談，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新疆兵團的規模、編制、管理、水利、地質、機械等情況。從廣州回到北京後，周恩來讓張仲瀚再留一個時期，打算再瞭解一些關於新疆兵團的事情。考慮到周恩來日理萬機，過了一些時日後，當張仲瀚剛乘飛機到蘭州時，他就接到周恩來辦公室電話，叫他次日回京，因為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伊塔事件」。
  隨著西北邊疆局勢進一步惡化，1962年4月25—2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便分別對新疆軍區黨委《關於加強中蘇邊境地區邊防治安工作的報告》等檔作出批示，要求加強新疆的防務工作。其中，周恩來26日在給楊尚昆的批語中指出：農墾四師、十師、七師均在邊境線，他已經要張仲瀚27日從蘭州飛抵北京談一談農墾各師值班部隊的情況，研究駐紮和屯墾「三區」的可能性，然後再飛回新疆。28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下發《關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調五個營加強邊防的命令》，要求新疆軍區抽調五個營，分別配置於阿爾泰（今阿勒泰）、塔城、霍城、昭蘇和托裏地區。30日，周恩來又專門約見即將回新疆工作的賽福鼎談話。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有關方面起草了《關於封鎖新疆地區中蘇邊境問題的規定》等檔。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新疆邊防工作高度重視。一方面，他密切關注新疆邊境動態，及時作出相關指示批示，保證邊疆的安全和穩定；另一方面，他與負責新疆政務、防務的同志密切保持聯繫，瞭解新疆情況，以便隨時調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識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團，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邊防。1965年7月，周恩來到新疆視察，四天時間裏，在新疆兵團石河子墾區就用了兩天。周恩來在石河子墾區視察時對新疆兵團作了六條指示，其中第一條就是「備戰防邊」，可見他對新疆兵團戰略意義的高度肯定。
  （三）對青年成長的長遠考慮
  作為全國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長過快，青年安置困難問題長期存在，一直為周恩來所擔心。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在上海考察時指出：「上海市在五年內應把人口純增長率降到1%，要不斷地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些增長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長的青少年。周恩來非常關心對青年的培養，要求通過加強勞動來鍛煉青年。周恩來在195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便明確指出，在學校教育中要加強教師和學生的勞動觀點，「逐步地同工農打成一片」。張浩波清晰地記得：「解放前後上海的社會風氣是歷來看不起農民，盛行輕視農民、輕視勞動的思想。」因此，中央非常注意對這種錯誤思想的改造。1957年12月23日，周恩來在給上海市上山下鄉青年學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們能夠在同農民共同勞動和過集體生活中，「逐漸鍛煉成為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知識的集體化的農民，並且在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由此不難發現，對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養也是周恩來決定讓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
  周恩來與上海知青的動員、安置和鞏固
  1963—1966年，大批上海知識青年奔赴新疆。對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體工作，保證了上海知識青年支援新疆順利開展。同樣，在此過程中，在動員、安置、鞏固各個環節，周恩來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一）動員
  據上海團市委統戰部1963年12月調查發現，當時上海共有資產階級子女32萬人（其中，停學待業、閒居在家的有2萬人），占青年總數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會青年中非勞動人民子女（包括知識份子）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來輕視農業，有的想「在奶油色的房子裏，穿著潔白的衣裳，做做實驗，寫寫文章，發明創造，著書立說」；有的希望「找一個待遇優厚的工作，建立一個美滿的小家庭，平平靜靜，舒舒服服地度過一生」。顯然，要做好上海知識青年，尤其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知識青年支援新疆的動員工作並不容易。
  關於對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問題，周恩來一直頗為關注，對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識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日，周恩來、陳毅出國訪問返回時在新疆石河子專門接見了上海青年連，周恩來就資產階級家庭子女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一個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只要「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服務，不斷地在實踐中改造自己，就會有光明的前途」。
  周恩來的講話很快就傳遍了全國，不但對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產生了激勵作用，而且對全國廣大青年也有著很大觸動。魚珊玲是一名出生於上海資產階級家庭的女青年，她於1963年報名從上海奔赴新疆兵團農一師，經過近兩年成長，她於196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7月22日，《中國青年報》就魚珊玲入黨問題發表了一篇題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社論。其實，早在5月10日，《光明日報》在報導上海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和邊疆參加農業建設時便提到了魚珊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例。顯然，《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受到了周恩來談話的影響，其標題也更加突出「出身」和「道路」這一主題。
  隨後，《中國農墾》也以《重在表現》為題就此發表意見，鼓勵廣大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要像魚珊玲一樣，堅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1965年8月16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發七封來自新疆上海知識青年的來信。在信中，魏淑荃、鄭月華、卓愛玲、亓毓純、朱兆華、張立勇、雍鳳蘭七名上海青年講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長，尤其是在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後奮勇勞動的感人事蹟。《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中國農墾》等各大報刊積極宣傳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上海知識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動員作用。
  （二）安置
  安置經費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識青年更是如此。這其實既牽涉到新疆、上海兩方面，同時也受到安置人數的影響，但更關鍵的還是中央的決策。
  據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團安置上海知識青年的經費主要由上海支付，但同時也在不斷調整。1963—1965年，1000元每人（上海負擔80%，農墾部負擔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領導小組規定1966年安置到國營農場的經費標準為新擴建500元每人。對此，新疆兵團也將安置內地城市青年和退伍軍人的安置標準從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後改為400元）。早在當年2月26日，周恩來在接見各大區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國安置工作會議的代表時提出七條經驗，強調下放人員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來在新疆兵團視察時也指出：「兵團是個大企業，把來疆青年的安置費由每人每年1000元減為500元。因為兵團家當大，有基礎，自己包乾的，只要能挖掘潛力，還大有可為。」周恩來通過對新疆兵團實地考察，發現500元即可滿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國國營農場的安置經費標準下調。周恩來之所以提出這一要求，是希望能儘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過艱苦奮鬥來鍛造青年。
  1963—1965年，新疆兵團共安置上海知識青年6.4萬人，平均每年安置2.13萬人，但每年的人數並不均衡。對於安置人數問題，1965年7月，周恩來在新疆視察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後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萬人，要把這些青年帶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公佈1966年全國安置計畫，確定當年安置到國營農場10.37萬人，其中，新疆兵團安置上海市3萬人、武漢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區安置江蘇省的城市青年1萬人。從人數上的變化也可以發現，周恩來對新疆兵團安置上海知識青年高度重視。
  （三）鞏固
  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鞏固環節尤為關鍵。因上海與新疆距離遠，新疆條件艱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產生情緒上的波動，故鞏固工作更加重要。為此，周恩來一方面通過視察、慰問來做上海知識青年的鞏固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在政策調整時儘量照顧這些青年。
  1965年7月5日下午4時許，周恩來、陳毅到新疆兵團農八師石河子總場一分場六連接見了安置在當地的上海知識青年。周恩來邊同青年們握手，邊給大家介紹副總理陳毅，說：「這是你們的老市長，他很關心你們，特地來看你們的。」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讓青年們產生了親切感。同時，周恩來還關心上海青年的成長，並專門提到共青團工作的開展情況，要求大家把共青團的活動搞起來。周恩來在新疆兵團視察期間還指出，新疆兵團要發揚艱苦奮鬥精神，兵團生活標準不得高於當地群眾生活水準，佔有糧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長，在新疆兵團要帶頭吃苦。這其實就給新疆兵團以及安置在這裏的上海知識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進一步發揚勤儉節約、艱苦創業的精神。8月16日，上海《解放日報》在刊發七封來自新疆上海知識青年的來信時，在編者按中便指出：這七位上海知識青年，以激動的心情，在來信中暢談了7月5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接見他們以後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們堅決表示：「要牢牢記住黨的教導，加緊鍛煉，加強改造，堅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畢生獻給祖國邊疆的建設事業，為農業建設作出最大的貢獻。」
  周恩來、陳毅在新疆接見上海知識青年時對這批青年的安置、鞏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日，上海市勞動局黨組、團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關於組織慰問團去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慰問的報告》，要求由上海市勞動局、團市委牽頭組織赴疆慰問團。此提議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批准。8月12日至11月13日，上海派出由副市長宋日昌帶隊，由勞動、教育、文化、新聞、團委等部門組成的赴疆慰問團，開展了前後長達93天的赴新疆慰問工作。上海赴疆慰問團通過在新疆各地慰問，加深了對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識青年的瞭解，同時表示將繼續提供相應的物力、人力支援。11月6日，在上海市慰問團向新疆兵團彙報慰問情況的會議上，宋日昌開門見山便提出「兵團要上海支援什麼」。同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書記處書記祁果在與宋日昌的談話中明確，上海要進一步為新疆提供相應的支援，除上海勞動青年外，還有技術、物資設備等支援。這對於新疆的發展、上海知識青年援疆的鞏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進程被打亂。1966年10月8日，上海市委辦公廳批准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關於當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學生去新疆的意見》，上海知識青年支援新疆的進程宣告結束。大批下鄉知識青年返回城市，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據1967年7月1日，中央安置辦公室來訪接待站提供給周恩來的報告顯示：「自當年5月以來，進城的下鄉知青已達40萬人以上；在中央各接待站的下鄉人員中尤以新疆為首。」為此，周恩來一方面不斷呼籲廣大下鄉知識青年就地鬧革命，另一方面通過相應的具體政策落實下鄉知識青年的返鄉工作。1967年1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文藝、教育、新聞、體育工作者和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大會上講話時對下鄉青年說：「你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農村中為農民服務」。在此背景下，上海和新疆雙方都積極動員知青返疆，新疆兵團還通過派出工作組赴滬動員上海青年返回新疆。1967年2月，由農二師、農一師、工一師、農五師等單位抽調人員從新疆來滬，與黃浦區掛鉤，動員上海青年返回新疆。對此，上海市勞動局、市委勞動工資委員會也對其提供經費支持。該組織於4月12日結束工作，並與在滬的600餘名青年一起返疆。大批上海知識青年回到新疆後，繼續在新疆奮鬥。
  為照顧好下鄉知識青年的生產生活，周恩來做了大量工作。1973年4月26日至27日，已經75歲高齡的周恩來連續兩天同中央政治局、國務院討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初步達成了進一步繼續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後，各地迅速落實此項工作，其中，向知識青年下鄉安置地派學習慰問團是一項重要內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問團74人到新疆進行慰問，此行帶有3個電影放映隊，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走訪兵團的100多個團場、600多個連隊和車間，磨滅的印象。共召開座談會1000餘次（有1萬多名支邊青年參加），走訪了1.2萬多戶支邊青年家庭。此行對新疆的上海知識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穩定作用。
  由於周恩來的高度關注、直接推動，廣大上海知青前赴後繼奔赴新疆，為駐守邊疆、建設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上海援疆知青陳雪琴仍記得周恩來接見他們的情景：「他和我們嘮家常，並勉勵我們紮根邊疆開花結果。記得總理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根冰棍，大家光顧和總理說話，冰棍都化在手裏了也沒想起來吃。」楊永青認為：「周總理接見我以及其他幾位上海知青，是總理對全國知青發展關心的重要體現。而總理的接見也一直對我有著重要的激勵作用，讓我一直堅守在邊疆、不斷求上進。」周恩來的高度重視、親力親為，也在廣大上海支疆知青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為緬懷周恩來，新疆石河子總場黨委提議，在周恩來當年接見部分幹部和上海知識青年的地方修建一座紀念碑。此提議很快得到上級批准，並於1977年春開工建設。7月1日，工程順利結束，總高12.8米的周總理紀念碑高高佇立。其中，碑身高7.8米，是周總理逝世時78周歲的紀念。碑文高為6.7米，那是周總理67周歲時視察石河子的象徵。紀念碑背面寫著「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於1965年7月5日來原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石河子總場視察，在此處接見幹部和上海知識青年代表，特立碑永做紀念。」1978年，周恩來總理紀念館在此基礎上建成。
  （易海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