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宏觀數據，還是細節事實，都能發現一個趨勢變得清晰：珠三角，還在「吸才」。
  6月初，我前往廣州番禺區一家獨立咖啡店辦公，意外發現這棟隱藏於七拐八繞小路之中的城中村自建房，竟烏泱泱擠滿了人。不僅有附近大學城的學生，還有專程來喝咖啡、談工作的白領、小企業主，以及一些舉手投足都融入本地的歐洲面孔。
  這是一個開發不算成功的片區，沒有景點，也沒有成熟的商業體，兩三年前，這裏還有一種人跡罕至的荒涼感。如今表面上雖未見大拆大建，內裏的人氣卻越來越足。
  隨著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7.89%，一線、新一線城市的CBD已然一派常態繁華的景象，人們難以察覺短時間內的細微區別，因此，現代大都市的生命力，更多地從舊改片區和郊區邊緣中生長出來。
  廣州咖啡店的一幕，是近年來整個珠三角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微小切片。源源不斷的人才流動，正在如毛細血管般延伸，漸次點亮大灣區各大城市的人氣值。隨著2025年全國各省市最新常住人口數據陸續出爐，宏觀數據亦印證了這一「體感變化」。
  首先是深圳以25.9萬的人口增量強勢回歸，重奪「全國人口增長第一城」的桂冠。緊隨其後，東莞、廣州分列二、三位。珠三角三大核心城市，一舉包攬了全國增量榜的前三甲。
  不僅如此，毗鄰廣深的佛山、惠州，也雙雙躋身全國前十。珠三角五城合力佔據人口增量十強的「半壁江山」。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珠三角甚至出現過除珠海外8城人口集體流失的低谷時刻。彼時有聲音擔憂，珠三角的「人口紅利」是否已經見頂。
  然而，短短三年後，形勢便發生逆轉。
  過去，珠三角吸引人口的主力引擎是「世界工廠」。流水線一開，崗位多、工資高，鄰近省份的勞動力，呼朋喚友地一起「到廣東發財」。如今，製造業的圖景已經發生變化，人們的就業偏好也有所不同。然而，事實卻證明，珠三角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這是為什麼？
  孔雀東南飛
  在人口存量時代，珠三角的人口增量數據突出，有一部分原因是當地的「高生育率」，但也並非主因。從省級層面看，去年廣東常住人口淨增79萬，高居全國第一，其中有50萬系省外淨流人。
  具體來看各個城市的數字，除深圳外，東莞增加了22.96萬人、廣州增加12.3萬人、佛山增加9.3萬人、惠州增加7.62萬人。而對比長三角的主力選手之一，杭州的增量僅為7.6萬，不到東莞的1/3。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全國人口流動的版圖主要由深圳和廣州這對「雙子星」領跑，第三名常被西安、杭州、成都等城市佔據。像2025年這樣，珠三角五城同時躋身全國前列的格局，堪稱歷史性變化。
  這些人從哪里來？雖然廣東新增的50萬人，沒有具體來源省份的公開統計數據，但參考在粵外來人口的「存量」結構，還是能窺知一二。
  廣東1.29億常住人口中，有近3000萬外來人口。其來源地中，湖南、廣西、河南、湖北、江西排在前列。除了河南，其餘四省全部與廣東地理相鄰或文化相近。高鐵網路成型後，武漢到廣州最快3小時18分，長沙到深圳最快2小時37分，南寧到廣州最快2小時43分。
  地理距離是人口流動的第一道成本門檻，而比地理距離更重要的，是心理距離。人在不知道往哪走的時候，會本能地奔向有安全感的地方。
  兩湖、江西與嶺南同屬泛南方文化圈，性格中都是「霸得蠻、耐得煩」的實幹精神。廣西部分地區更是在粵語和客家話上與廣東血脈相連。
  這是城市規劃發展之中，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一一情感維繫。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中寫道：「城市不等於建築，城市等於居民。」根據上下文，其意思是，城市的最大價值不在於建築和基礎設施，而在於「親近性」。他發現，技術越發達，面對面的交流越值錢，越能帶來思想碰撞和知識溢出。電子通信可以傳遞資訊，但無法傳遞思想和信任。這一洞見，與「投資於人’的理念在底層是相通的。即，人的創造力會在密集的、多元的、低成本的日常互動中自然生長。以這個思路來看珠三角，就能理解為什麼這片土地始終保持著對人的吸引力。
  珠三角既有像深圳、廣州這樣規則透明的科創高地，能讓大學生和創業者找到頂級的產業集群，也仍然有位於佛山、東莞腹地的基數龐大的民營工廠為僅有體力和吃苦耐勞精神的大齡務工者，提供兜底的生存空間。
  這種「上下相容」的能力，正是珠三角區別於其他城市群的地方，也恰恰符合格萊澤所強調的「親近性」。在這片土地上，追求月亮和六便士並不衝突。
  如果說這種包容性曾經是一種「被動優勢」，那麼近兩年來，處於「後工業化轉型期」的廣東，也開始主動對人發起邀請。
  兩次擁入之間
  近日熱播的電視劇《主角》中，秦嶺大山裏的娃娃憶秦娥：憑藉苦練和天賦，一路從燒火丫頭摸爬滾打成為「秦腔小皇后」。但她之所以成為「主角」，正是因為自身境遇的稀缺性。反觀她的身邊人，雖然初始平臺相似，但因為藝術造詣不高等種種原因，一個接一個地離開舞臺，其中不少人選擇了南下闖蕩。
  這一影視化情節，是當年無數中國家庭的記憶一一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內陸小城裏沒背景、沒人脈的小人物，苦於找不到出路，只能依靠「南下」來改變命運。根據權威統計數據，到1988年，進入廣東務工的外省勞動力約有300萬人。
  現在，人潮仍然流向珠三角，但看似一致的路徑之外，新的人口正在打開。2024年深中通道通車後，深圳到中山的車程從2小時縮短到30分鐘。深圳的人開始往中山溢，東莞承接深圳製造業外遷，惠州的人口增速也逐年加快。
  珠三角內部形成了梯度轉移，深圳、廣州是創新極，東莞、佛山是製造極，惠州、中山是承接極。這個格局和長三角不同，後者的人口往往從上海轉向蘇北、安徽，隨產業向低線城市流動，而珠三角的人口流轉，則主要在九市之間完成。
  在互聯網行業收縮、教培行業縮減、金融行業降薪、考公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局面。而仍有路可走，且最重要的是生活成本適中的珠三角，重新成為一個重要選項。兩次擁人之間，不同的是時代背景，相似的是，人們都在浪潮中尋找機會。
  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 GDP突破14萬億元，連續37年領跑全國，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超1/10，坐擁新一代電子資訊、先進材料等10個萬億產業。如今大規模展開的「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中，華為、比亞迪、騰訊、美的、大疆等500強頭部企業，央企國企、科技領軍企業、鏈主企業、專精特新企業、一流高校科研院所等，動態募集了120多萬個優質崗位，2025年最終吸納超110萬名高校畢業生在粵就業創業。
  招聘場景也與過去有天壤之別，從拼體力到拼大腦，人們再次南下，不再只是為了「活下去」，更是為了「活得更好」。
  這種變化並非珠三角獨有。美國匹茲堡的轉型，提供了一面遙遠的鏡子。
  這座曾經的「鋼都」，在20世紀70年代鋼鐵業危機中失去了約44%的工作崗位，人口從巔峰時期的70萬銳減。此後，匹茲堡轉向了教育、科技和醫療卡內基一梅隆大學的機器人學院孵化了100多家機器人製造企業，如今穀歌也在此設立研發中心。
  現在，城市競爭不僅是一場關於數量的競賽，更是一場關於品質、關於城市軟實力、關於「投資於人」的長期博弈。
  留下：比來了更重要
  吸引人口只是上半場，讓人紮根，才是決定長期競爭力的下半場。
  2026年初，國務院明確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300萬一500萬城市大幅放寬，超大特大城市取消積分落戶年度名額限制。
  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制度鬆綁。以珠三角為例，惠州城區人口267萬，直接歸入「零門檻」檔。事實上惠州2025年底就已出臺新規：參保加連續居住半年即可落戶，應屆畢業生「先入戶後就業」，不必先找到工作。
  緊接著，5月22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這是國家層面首次專門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出臺檔，核心是：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掛鉤因素。
  兩份檔，一份打開落戶之門，一份放開公共服務的限制。它們的共同指向，是一個困擾中國2.5億流動人口長達數十年的難題。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劉曄，將這種現象概括為「生產活動與家庭再生產活動的空間分離」。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打工賺錢，但撫養教育子女、贍養老人和日常消費全在老家。他們不敢在流入地消費、難以真正紮根，家庭和主要資產仍然留在千裏之外。這不僅抑制了內需，更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
  珠三角9市，都有大量非戶籍常住人口。東莞每10個人裏有7個沒有本地戶口，深圳的非戶籍人口比例長期超過65%。人均住房面積方面，珠三角核心城市明顯低於長三角。打破這種人與城之間的割裂感，需要制度層面的突破。
  2025年9月獲批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就推進了一項更具想像力的制度探索：在除廣深外的城市，開展戶籍准人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舉個例子，這意味著在東莞工作積累的人戶年限，遷往中山時依然有效，遷徙者不必再為跨城流動「從頭再來」。
  這項跨行政邊界的制度設計讓大灣區的人口流動，得以實現從「來了」到「留下」的跨越。「留下」不只是買房、辦戶口，它還意味著一個家庭的生產與生活不再分居兩地，孩子可以在父母身邊上學、老人可以在城市裏看病、年輕人敢在本地消費和規劃未來。
  這也正是「投資於人」的題中之義。當一個人不再把自己視為城市的「過客」，他才願意投資自己、投資家庭、投資這座城市的未來。而城市能做的，就是通過制度供給，讓這種「留下來」的成本更低、門檻更矮、確定性更高。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因素，或許比任何人才補貼都更能影響珠三角的下一個十年。
  （趙靖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