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大地劇烈的震顫讓唐山這座工業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這段刻骨銘心的苦難，成為中華民族永不能磨滅的傷痛。回望2006年，抗震30周年之際，一場緊急任務將我與攝製組推向這片承載著太多生死悲歡的土地，那段倉促卻刻骨銘心的拍攝經歷，讓我觸摸到災難背後動人的生命力量。
  2006年「五一」長假結束後剛一上班，我就接到一個緊急任務——拍攝一部紀念唐山抗震30年的紀錄片。經過一周短暫的準備，5月5日，我率攝製組一行驅車直奔唐山。這是一個在倉促中接受的任務，我來不及做很多案頭準備，手裏只有一份別人提供的很簡單的稿子和一本作家錢鋼寫的長篇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我12周歲，正在村裏上初一，只記得在自家院子搭的塑膠棚裏睡了一個夏天。對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只是從書上和很少的影像資料中接觸過一些，一直沒有具體的概念。我憑感覺判斷，突然推到我面前的這個任務，是一個很有「拍頭」的題材。
  然而，當我真正面對唐山的時候，心裏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
  到唐山的第一天，我們先來到河北理工大學（現華北理工大學）和機車車輛廠兩處地震遺址。站在這些沉默無聲的斷壁殘垣前，感到觸目驚心，被撕裂的鋼筋水泥像亡靈伸向天空的絕望巨手，又像面目猙獰的鬼魂，向人類展示著它的邪惡。
  從那一刻起，有關唐山大地震的各種資訊向我撲來。
  遭遇「新聞戰」
  一到唐山，我就強烈感受到了這裏正在發生的無聲的「新聞戰」，市委宣傳部的同志介紹說，我們已經是他們接待的第八撥電視臺了。
  出發時，臺裏給我的任務是拍攝一個最多40分鐘的節目，因為前期可拍攝的時間最多只有一個月。但我感覺40分鐘的容量幾乎無法展開說什麼，預感到將來的節目一定會更長些（事實上最後完成的節目是3個45分鐘）。因為唐山這濃烈的氛圍不容我從容地考慮，我只有一頭撲進去，不停地拍，不停地採訪，在採訪中捕捉人物和線索，在採訪中構思。當我面對面傾聽一個個倖存者在地震中的生死經歷和刻骨銘心的記憶時，我分明聽到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地震轟隆隆的聲音、受難者痛苦的呻吟、倖存者艱難的掙扎，聞到了圍繞整個城市的死亡的氣息。6月4日，作家錢鋼為新版的《唐山大地震》來唐山簽名售書。上午9時，錢鋼準時出現在唐山書城，此時大廳裏雲集了八九臺攝像機、多架照相機，很有些「新聞大戰」的架勢。幸虧我們來得早，佔據了緊挨書臺的位置，這才有了第二集開頭王玉峰老人請錢鋼在書上寫下他為親人寫的「三十年生死兩茫茫，無碑無灰，唯有淚千行」的詩句。儘管現場的聲音很嘈雜，但因為話筒離得很近，王玉峰與錢鋼的對話還是很清晰。
  「新聞戰」的硝煙於6月12日再度燃起。這一天，當年參加醫療救助的臨沂和煙臺醫療隊代表20多人重訪唐山古冶區，聞訊前來採訪的各路記者不下20人，每到一處，醫療隊裏的核心人物都被攝像機包圍得水泄不通。更有意思的是，陰沉多日的天空中午以後突然放晴，登高拍攝唐山全景的願望得以實現。下午3時，我們驅車來到抗震紀念碑廣場西側的工商銀行大樓，大樓管理人員一看我們的架勢，就知道是幹什麼的，讓我們辦了登記，熟練地帶我們登上20多層的樓頂平臺，說：「你們已經是第四撥了。」
  生死邊緣的人性光輝
  大地震倖存者中，有許多在唐山家喻戶曉的人物，比如在開灤井下堅持了15天的陳樹海等5位礦工、在廢墟裏埋了13天的盧桂蘭，其中頂著名的要數地震8天後獲救的王樹斌。因為解放軍從廢墟裏救出王樹斌的全過程，被中央新影和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們完整地拍攝了下來，並出現在當年許多紀錄片裏。
  見到王樹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次打電話他都不在家。最後終於打通了，王樹斌說，他第二天已經跟遼寧臺約好，一起去瀋陽，看望當年為他治療的大夫們。
  6月2日，我們終於見到了一臉疲憊的王樹斌。這位開灤煤礦的工人，在地震發生的當天晚上突然發燒，妻子李金鳳用自行車把他送到開灤工人醫院，醫生檢查後說在這裏輸點液，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回家了。結果，淩晨3時42分：地震發生，王樹斌夫婦和病房裏的十幾個人被壓埋在醫院最底層。
  講述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對王樹斌來說顯然是一種折磨。當談到他和妻子李金鳳近在咫尺卻觸摸不到，妻子囑咐他好好照看孩子，最後一點點走到生命盡頭離他而去的時候，王樹斌講不下去了，在場的每個人都落了淚。
  唐山孤兒，是一個讓人心酸的話題。
  據有關部門統計，大地震使7218個家庭全家震亡，造成的傷亡幾乎波及唐山每一個家庭。而4000多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大到十幾歲的少年，小到剛會吃奶的嬰兒，是地震留給唐山莫大的傷痛。在錢鋼的《唐山大地震》中，我瞭解到有一位叫王慶珍的人，當時她擔任唐山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知青辦）副主任，地震發生的第二天：市委領導就把照顧孤兒的重擔交給了剛從廢墟裏爬出來的她。王慶珍帶領知青辦的同志們不辭辛苦地把孩子們集中到一起，送到石家莊和邢臺兩所育紅學校。要拍攝唐山孤兒的故事，不能不採訪王慶珍。但在唐山多方詢問，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個人。30年，湮沒了太多的歷史，連同歷史中的人。6月2日，在採訪完唐山原市委書記蘇鋒後，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問蘇書記知不知道王慶珍，蘇書記說兩年前還見過，退休前她曾擔任唐山市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很能幹。
  有了這個線索，我們很快在一個稍顯破舊的社區裏找到了已經84歲的王慶珍老人。老人說，她1982年就退休了，人們不知道她很正常。老太太性格爽朗、快言快語，一看年輕時就是個雷厲風行的幹部。但就是這樣一個堅強的人，一提到唐山的孤兒，眼圈立刻紅了。說到激動處，老太太把胸脯拍得「砰砰」響，留著淚說：「那會特別體會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偉大，要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絕對不行。原來我是挺堅強的，就從管孩子看著苦事我都掉淚，長出毛病了。」
  我對唐山孤兒比較多的瞭解，首先是從唐山攝影家常青老師那兒看到的大量照片。常青是唐山市展覽館的攝影師，地震發生時家裏房子陽面的山牆向外倒，幸好一家人沒有大礙。常青從廢墟裏爬出來，抓起相機就出去拍照，成為第一個拍攝震後唐山的攝影師。
  常青老師拍攝最多的，是震後特殊的社會群體——唐山孤兒，他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了唐山孤兒30年來的成長經歷。他說：「我就是要讓更多家鄉人知道，孤兒們現在生活得很好。天下父母都一樣，最牽掛的永遠是子女，現在他們的子女都長大了，他們應該安心長眠於地下。」
  我從常青老師那得到很多唐山孤兒的聯繫方式。首先見到的，是唐鋼煉鐵廠的調度員劉文濤。地震時不到1周歲的劉文濤，今年整30歲，妻子在陶瓷廠上班，還有了一個5歲的兒子。劉文濤長得很精神，但眼神裏流露著一絲憂鬱。他回憶了在石家莊育紅學校度過的童年，把那段時光稱作自己的流金歲月，尤其談到班主任孫秀華對他母親一樣的關愛。劉文濤不善言談，但情感很是細膩豐富。他把自己寫在筆記本上的文字拿給我看，從這些文字中，我感受到一個孤兒成長的酸甜苦辣，也為這個性格倔強的年輕人感到慶倖，畢竟有那麼多善良的人幫助過他，使他在孤單中總能感受到人間溫情。
  拍攝到半個月的時候，攝製組因為設備問題回了一趟石家莊，我有機會見到了劉文濤提到的孫老師。孫老師已經年近70，是育紅學校小班班主任，她拿出小班的16個孩子在石家莊動物園的合影給我看。這個班裏有著名的「黨氏三姐妹」中的黨育苗、黨育新，有劉文濤，還有一對真正的親姐妹——1982年從邢臺育紅學校轉過來的杜明豔和杜明麗。孫老師告訴我，1984年把孩子們送回唐山，到1995年才有孩子們的音信，那時大一些的孩子已經上班了，自發地結伴到石家莊看望
  老師們，此後一直聯繫不斷，但小班裏的7個孩子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沒有信兒，讓她牽腸掛肚。我徵求孫老師的意見，問她是否願意到唐山，孫老師沒有猶豫就答應了。
  6月2日，孫老師和張占修老師兩人到達唐山，劉文濤等4個學生到車站迎接。在出站口，等候在那裏的杜明豔和孫老師抱頭痛哭，很是感人。第二天，我們陪孫老師到劉文濤家，見到了劉文濤的愛人和孩子，又拍下了一組感人的畫面。
  孫老師來唐山的消息，迅速在育紅學校的學生們中傳開。學生們絡繹不絕地到賓館看望孫老師。《唐山晚報》的記者也聞訊趕來，在第二天以醒目的版面刊登了孫秀華老師到唐山尋找學生的消息，這濃濃的師生情感動了許多人。
  攝製組回到石家莊後，我給孫老師打電話，孫老師的老伴王老師在電話裏難過地說，孫老師從唐山回來就住院了，而且病得很重，正準備手術。我當即表示馬上去醫院看望她，王老師婉言謝絕了，說不能再讓老太太激動了。我隨後打電話給陪同孫老師一起去唐山的張占修老師，張老師說，其實孫老師去唐山前就已經檢查出肺部的陰影，但她想見孩子們，不願意放棄這次難得的機會，我這才想起孫老師在賓館見到劉文濤、杜明豔等孩子後，拉著他們的手說的那番話：「這回見到你們，我以後發生什麼事都不後悔了。」
  孫老師手術做得很成功，左肺片切除了三分之一。但她說，她躺在手術室裏準備手術的時候，心裏很踏實、很坦然。她沒有把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訴唐山的孩子們，她不想讓孩子們分心牽掛她。
  截癱夫妻的生命禮贊
  唐山大地震使3817人因傷而截癱。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曾被轉送到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的各種醫院和康復療養院治療。為了妥善安置這些患者，唐山市先後建立了18所截癱療養院。興建於1979年3月的唐山市截癱療養院，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所。
  我們是在唐山市截癱療養院偶然認識高志宏和楊玉芳夫婦的。那天我們本來要採訪療養院的護士、孤兒陳秀敏，採訪時，窗外操場上不時傳來排練三句半的鑼鼓聲，我到外面很客氣地讓他們暫停一下或換個地方。
  採訪完，我有些歉意地請轉移到療養院角落繼續排練的4位截癱患者回到原來的地方，並拍攝一下他們排練。4個人1男3女，很配合，而且排練得相當感人，尤其是一位戴白色長舌帽的男士，表情很到位，聲音也很有磁性。陳秀敏告訴我，這4個人中有一對夫妻。我很驚訝，拍攝完後正好接著在操場上採訪這對夫妻。男的叫楊玉芳，女的叫高志宏，兩個人把他們如何在地震中受傷，怎樣被轉送到外地，如何來到療養院，怎樣在療養院從相識、相愛到結婚的過程講述得生動感人，還邀請我們到他們距離療養院不遠的小家看一看。
  我們抱著濃厚的興趣，一路上拍攝二人開著電動輪椅車穿過繁華鬧市，有說有笑並駕齊驅的情景。跟隨夫妻兩個來到他們家，看他們熟練地在輪椅上開門進門，一切那麼自然。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想像不出截癱患者如何在輪椅上度過每一天。
  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的知足、恬然、相濡以沫的夫妻情分。我們拍攝了一組高志宏在輪椅上做飯的鏡頭。走進七八平方米的廚房，裏面做飯的傢伙什一應俱全，收拾得整潔千淨。由於冰箱、灶具和水管分別在靠牆的3個方向，從冰箱拿東西，到水管那裏去洗切菜、拿調料、坐鍋、倒油，這些常人的舉手之勞，高志宏每次都要在輪椅上轉幾個來回，而且每一次停下的位置都必須準確到位。當高志宏端著香噴噴的飯菜放到丈夫面前時，我體會了到生活的真味。
  雖然他們的生活都由政府負擔，但他們不甘心完全靠政府養活，而是盡其所能自食其力。每天，楊玉芳都開著電動輪椅到外面給人配鑰匙，高志宏也到療養院上班（賣飯票），雖然一個月辛苦下來才掙七八百元，但他們很知足。
  一個月後，攝製組不得不結束了在唐山的拍攝，因為距離7月28日只有40天的時間了，我要留出至少一個月的時間把500個小時的拍攝素材消化編輯成紀念唐山抗震30周年的節目，還要查找大量電影和音像資料，等待著我們的是又一場硬仗。
  緊張的兩個月後，我看著和同事們的勞動的成果，心裏有說不出的安慰和感慨。與以前做過的《新中國從這裏走來》《開端》《晴朗的天》《八路軍》等歷史文獻片不同，這一次，我們面對的不是遙遠的歷史和歷史中的偶像，而是一個個經歷過生死劫難的普通人，我被一個個真實的故事感動著、感染著：我為「王樹斌們」在暗夜中經歷的絕望、孤獨和無助所共鳴，更為在危難中的救援之手和人間溫情所感動：我感到人在災難面前的渺小，也感到了人在災難面前的偉大，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感到了生命的頑強。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呢？
  祝福唐山！祝福經歷過生死劫難、更懂得珍惜生活的頑強的唐山人！
  （張軍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