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佩鄧小平：「極可尊敬的大英雄」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査良鏰（金庸）。在中共領導人中，金庸最想見的就是鄧。「文革」時，鄧小平被打倒，金庸與人創辦並擔任主編的《明報》的報導、評論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頭條報導鄧受批判，10月22日，報道紅衛兵大字報公開指名要求劉、鄧下臺，25日報導劉、鄧被鬥達高潮。12月10日，金庸在《若審彭真，意在劉鄧》社評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審只是一種『搞臭』行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審彭真，意在劉、鄧。殺雞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塗同志』趕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從劉、鄧派。」

《明報》以「鄧小平為友辯護」的標題轉載當年8月26日《井岡山廣東文藝戰報》的消息：「鄧小平也很『倡狂』，前些天他在中南海貼出大字報，說劉少奇不是反革命，要為他平反。」10月26日的《明報》「自由談」上刊登《我希望劉、鄧派獲勝》，這也是金庸的心願。

1973年4月13日，《明報》報道鄧小平復出的消息。次日發表社評《鄧小平又做副總理》。1976年，鄧再次下臺、挨批，《明報》大量報道，同情他的遭遇。

當年大陸批鄧很激烈的時候，金庸曾聽人說，鄧對批判自己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滾水淋。」

金庸曾在社評中為鄧小平鳴不平，說他被罷官「是政治局通過的決議，這是不符黨章與憲法的」。1977年7月6日，《明報》報導鄧小平將復出的消息。1977年7月25日，鄧復出不久，金庸稱譽鄧，「能幹而剛強、堅韌的性格，當然是不會改的」。7月中旬到下旬，他連續發表了《鄧系人齡任要職》、《剩、平位居第二》等社評：「鄧小平恢復了黨政軍的七個職務，而聲望之隆，更雜生平所未有……」

金庸在多篇社評中預測，「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相信大陸上會有一段比較長的安定時期。」

1978年I2月，《明報月刊》推出「鄧小平與中國政局」專頁，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鄧小平訪美特輯。

金庸很欽佩鄧的硬骨頭，認為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俠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單是剛強，當然不夠，……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他當面對鄧說：「我一直對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夠見到你，很感榮幸。」不是虛假的客套，而是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因為金庸遲到了幾分鐘，鄧小平已在門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隨鄧從大門走進大廳時，鄧贊他的武俠小說好得很，我也很愛看，每天都看這麼幾頁！」他回答那沒有什麼價值，當作娛樂消遣吧！」鄧說：「講中國人的英雄豪傑，好得很啊！」鄧的女兒鄧楠告訴金庸：「我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者晴幾頁。」在金庸聽來，鄧在隨後的談話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氣。鄧說：「我右耳有點聾，請你坐在我左邊。」坐下之後，鄧說：「對査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報》時常有獨特的見解，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並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鄧只穿著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對金庸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所以金庸把外衣脫下了。

談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人事變動，金庸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重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鄧回答：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

金庸說：「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鄧回答：

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

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120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說：「是的。許多年前，在『文革』時期，我寫過幾篇社評，希望周恩來總理節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漢諾(西哈努克）到北京來，周總理總是去機場歡迎，舉^宴會，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評《人民第一 外賓第二》中稱，「周恩來已是70多歲的老人，雖然精力過人，但這樣的消耗體力和精力，長期如此，總會支持不住的。……不應當讓外國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時間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娛樂，什麼事都不做，也勝於日夜不休地接見外國客人。」

會談中客氣地問他：「査先生做新聞工作，接觸到的人很多，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意見？」他坦言：「主要的意見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長期推行，不要改變。大家有些擔心，不要目前的政策執行了一段時期，將來忽然又變了。因為過去的變動實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鄧表示：「那是對的。國內人民的主要意見也是這樣。」

一個是三落三起、飽經憂患的中共領導人，一個是20多年來常常執筆論政的報人』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不用外交辭令，沒有什麼轉彎抹角，儘管也有不同的意見。講到「文革」，鄧說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黨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2000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但金庸卻不這樣認為：「我想這件事中，多多少少會有強迫的成分。黨雖然有威，卻未必令人敬服愛戴。最好用物質鼓勵、優惠條件等來使人心甘情願去做任何事。」不過他當面沒有說出來。

談話結束，鄧對金庸說：「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廳外，站著又談了一會兒。

金庸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正式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當晚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播放了這一消息，新華社、中國新聞社都作了報導，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報導了這件事，港澳報紙更是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報導，轟動一時。金庸說：「鄧小平說的話，我全部都贊成，發自內心的贊成。」

他根據記憶將那天的談話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談話記錄》為題刊登在8月25日的《明報》及《明報月刊》9月號，《明報月刊》同期還發表了《中國之旅査良鏞先生訪問記》。記者問及金庸對鄧的主張與政策有什麼看法，他回答：

他重視實際，不相信教條，這應當是克服各種困難的關鍵。他的「白貓黑貓論」是眾所周知的。

記者問：你認為鄧小平目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唯一―嗎？他回答：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上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大陸上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搞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地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能）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民幸福而自由。

這是他與鄧唯一的一次單獨見面，鄧始終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傑」。1992年，他在倫敦對蔣一樵說，「鄧小平雖是共產黨人，但卻從來不是教條主義者，且一向具有中國人的實用態度。」「鄧小平的為人，甚諳人情世故。所謂人情，無非是中國社會中各樣複雜的絲；世故，杯外種種曆的總結。」1997年，鄧去世，他回想當年鄧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淚水渾擇而下，心中充滿了悲痛之情。他說：「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

在金庸眼中，鄧是「髙瞻遠矚、俯仰百世的大才」。鄧百年誕辰時，香港有人質疑、批評鄧的「治港遠見」。自23年前與鄧見面以來，金庸心中對鄧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欽佩鄧，覺得有義務為鄧說明事實真相，證明鄧「見解的偉大」。他以讚賞的口吻說：「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前人了。」

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在北京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兩個多星期後，金庸再次應邀訪問10月19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在舉行，主持會議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與金庸會面，在座的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等。耀邦一見到他，便熱情地說：「很歡迎你到來！……香港的朋友們以前見過幾次，個別會見談話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將55歲的胡啟立、42歲的王介紹給他。

胡耀邦主動說起最高權力交接的情況：「老同志總是要一步一步退下來，這是自然法則，不可抗拒。我們的接班問題，總是要一輩一輩上，一批一批退。中央常委六人，葉帥（葉劍英）身體不好，一年前就不管工作了。小平同志身體健康，頭腦清楚，一切大事由他掌握。但日常具體工作財做了。」

胡耀邦談到當天上午在民主黨派人士會上講的謝說：

若說哪一個人「無比英明」，我說言過其實。你說我們比較「開明」，可以。開明是開，開放是開，廣開言路是開，開誠佈公是開，開創局面也是開。英明還加上無比，就不那麼合適了。

胡接著說：「我們開創這個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說的三條，一靠正確的政策，二靠集體，三靠有遠見，有長遠打算。要提拔年輕幹部，關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幫」還活著，每天看電視、看報紙，國慶日在電視上看了閱兵遊行。「江青看了電視，她說鄧小平那麼健康，真沒想到。她說我和鄧小平本來沒有什麼大的分歧，只是小問題上有分歧（眾大笑）。她是顧左右而言他。……華國鋒現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生活纖不附氐，子女不受影響。」

金庸問：「海外人士擔心，推行藏富於民的政策，不可避免會發生有人錢多有人錢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社會上不免會有矛盾。中央對此有什麼考慮？」胡耀邦讓胡啟立作了回答之後又補充說：

這裏有一個引導的問題，也有政策問題，不著急。中國還有貧困地區，我們還給予補助和救濟。憲法規定，勞動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給一定的報酬，保持較好的待遇，但勞動力不能買賣，不能變成人身依附關係。這就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剝削問題。「生產致富」與「剝削別人勞力」是兩回事。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是不會受到衝擊的。

談話結束，胡耀邦說：「査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簡單廣播，後天早上可以拿到我們三中全會決議全文。歡迎你下次再來，全國沒有去過的地方，可以到處去看一看。」初次見面，胡耀邦坦率、熱誠、開朗的個性，給金庸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這次到北京，金庸還想看望羅孚。羅于1981年以「間諜罪」判刑當即假釋，安排在北京雙榆樹。他向接待他的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提出這個要求，被委婉拒絕了。

當年金庸與左派圈子交惡之後，老同事只有羅孕有膽量與他保持聯繫。艦方陣營滅敵國的年傾，仍維持了「人的交往」。以後，當羅家遇到困難時，他也伸出過友誼之手。

他對大陸充滿了美好的期待，I986年1月，《明報月刊》20周年，他在《丙丁之歲》一文中說：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苦難的文化大革命之後，眼見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軌。希望在今明兩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從此興旺發達，永無變亂——「變」當然是要不斷地變，然而是越變越好，變而不亂。

胡耀邦是鄧小平之外，金庸最心儀的中共領導人。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一職，只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消息傳到香港，金庸在《明報》上接連發表兩篇社評。兩年後，耀邦去世時，金庸再次執筆寫下充滿感情的社評《致力改革正直誠懇深得人心》：

然而中國成千上萬老百姓、尤其是知識份子，對他著實有一份敬愛和親厚的感情。與其說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功績，因而使人愛戴，不如說由於他對開放和改革的熱誠與堅持，坦率性格之可親可愛，感動了千千萬萬中國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贏得了海內外無數中國人的感佩和敬仰。

金庸在4月22日的社評中說，『胡耀邦的作風和主張，令他成為青年人心目中的愛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應國務院新聞辦、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邀請，再次來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與他見面時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勝利（作者注：指抗戰）前後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臨別時，江送了17本書給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與金庸的家鄉有關。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江澤民笑著說：「這裏面有一篇關於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國不再根據階級成分作為任用幹部的決定性條件，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也已不再計入階級成分的因素。他想到自己的外交官之夢因家庭出身而破碎，認為一個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視，終生不能與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而「中共取消階級成分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贈瞭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長留在金庸的記憶當中。離京之後，金庸到山東東臨勸海的最尖端「天盡頭」遊覽，見到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是「天盡頭」三字，另一塊是「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要他題字留念，他想起當年胡耀邦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胡耀邦對國家所作的貢獻及正直的性格，寫下了這樣幾句話：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傅國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