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海

葉永烈寫過一部《“四人幫”興亡》（全集，以下簡稱《興亡》）。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一重大當代史題材，也沒有相應的文學長篇，我決心填補這兩個空白。”也就是說，葉不僅要用《興亡》填補文革歷史的空白，還要在文學上做開山鼻祖。問題是，歷史是歷史. 文學是文學。文學創作需要虛構，作者可以通過主觀想像來設計懸念，安排情節，塑造人物；而撰寫歷史則必須以史實為依據，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歷史事件，都必須以真實為基礎，不能主觀臆造。葉永烈不但要把《三國志》和《三國演義》捏在一起，還要填補文史兩個空白。可謂雄心萬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週末》刊載了一篇葉永烈的專訪。葉永烈自稱寫《興亡》時走訪了許多當事人，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查閱了大量檔案。在該文最後，葉永烈強調：“我的原則是，歷史是基礎，文學只是表現形式，它的根基是歷史，歷史本身是科學。所以必須建立在科學基礎上。什麼叫科學？科學是建立在可實的基礎上，或者說是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所以我反對那種虛構。”他還舉了一個例子：一個作者寫一位科學家在臨終時吟了一首詩，而科學家的兒子說，在這位科學家臨終前，他一直守在父親身邊，卻從未聽到有吟詩的事情。結果作者不得不承認是自己虛構的。葉就此發表感想：“我膽子是很小的，從來不敢這樣虛構。我認為你的作品如果摻了1%這種假貨，人家讀者就會懷疑你那99%……”。“當代重大歷史題材的紀實文學，我認為是不允許這樣來虛構的”，“我認為寫重大歷史事件，應該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用事實說話，真相才有力量”。“所以這本書出版一直到現在都很平安。因為內容準確，事實清楚”。

讀過這篇專訪之後，我花了幾十元錢買來《興亡》。拜讀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位口口聲聲反對虛構的作家，寫出的東西卻充滿了遠離事實的虛構。我僅粗略看了一部分與我直接相關的人和事，就發現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實，而且不惜對歷史進行大量編造。更令人齒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卻仍舊以文革的思維來衡人論事。他的邏輯是，因為中央宣佈了四人幫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這些人從小就應該是壞種。根據這樣的邏輯，他不顧事實，先入為主，憑一己之好惡來選擇史料，以絕對化、片面化、標籤化來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釋人物的動機。

我是直接參與文化大革命的當事人。《興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經歷過，我想用真名實姓來寫寫自己在文革時期的親身經歷，與葉永烈的《興亡》做一對比，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

一、寫王洪文

葉永烈說：“他（王洪文）穿著軍官服，手裏拿著復員軍人證件和黨組織關係介紹信，躊躇滿志跨入上海國棉十七廠頗有氣派的大門。他想憑自己是復員軍人、黨員，在這個廠里弄個官兒沒問題，那是不在話下。”“如果沏上一杯茶，點上一支煙，坐在舒軟的椅子上，翻翻報紙，看看公文，未來的日子，春風得意，清逸暢快是不言而喻的……好夢竟未成，完全出於意料，廠裏分配到該廠的第二分廠當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對廠黨委不滿的種子。”（《興亡》第413頁。下面只標頁數，不寫書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閑茶悶酒，無聊煙……上班不離煙、下班不離酒……”（413頁）“在改選支部時被推選支部委員，而支部委員是不脫產的。唉，他又得幹那又髒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沒心思學技術，混一天算一天。”（414頁）

上述描寫存在著幾個問題：

1.在葉看來，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為沒當上“官”而對黨委挾私報復。這一說法抹殺了王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造反的基本事實。葉的上述文字成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動的主要依據，這一主觀臆測與他所說的“用事實說話，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標榜，相距何止千里萬里！

2.既然王洪文是軍官，怎麼會拿“復員軍人”證書？應是轉業軍人才是。

3.國棉十七廠沒有“分廠”，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廠”。首先，紡織廠有極嚴格的制度規定，決不允許吸煙，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紡部車間，除非整天躲在廁所內吸煙。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麼能當選支部委員呢？而且是高票當選，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葉對王洪文的妖魔化還不止於此。

在朝鮮戰爭中，王洪文當過三年兵。為了證明王洪文年輕時就是個壞人，葉永烈“找”了王的一個戰友。讓他披露王的種種劣跡：“一次領導叫他去電臺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敵人，死賴著不去。又一次機關屋簷下一些帶細菌物，廣大幹部戰士忙著打掃，而王洪文卻怕沾染，不參加打掃，後來看到大家清洗乾淨了，才裝模作樣趕到現場。又有一次，機關在一個山溝裏，遭敵人炮擊，他不顧機關和首長安全，炮聲一響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頁）

讓人不明白的是，為何葉永烈不將那個戰士名字寫出來？至少他所在的那個部隊的番號可以公開吧。在戰場上竟敢違抗命令，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輕則會受軍法處置，重則就地槍決。《興亡》中的這個情節不能令人信服。

再說給“電臺”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電臺本來就是為首長保障軍事通訊聯繫，下達指揮命令的，就在司令員旁邊，怎麼要給電臺送命令？另外，在敵人轟炸時，利用地形緊急隱蔽，防止無謂的犧牲，這是常識。非要幹部戰士都要將首長圍起來保護？有這樣的命令嗎？

有趣的是，葉永烈後面又說：“王洪文在朝鮮三年作戰後，爬冰臥雪，衝鋒臨陣畢竟堅持下來了。他戴著大紅花回國後，從士兵升為軍官，而且加入了共產黨。”（415頁）

作者不是又前後矛盾了嗎，在朝鮮表現那樣差，甚至到公然違抗軍令，貪生怕死，怎麼回國後在部隊裏又是提幹，又是入黨。葉以為像現在拍個馬屁，花點錢就可以買個黨員紅帽子，弄個官當當？從五十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那時申請入黨不僅有嚴格的政審，還要較長時期的考驗，最後還要經過半年的預備期，經過黨內外的評議，方能成為一名正式黨員。

在寫崇明圍墾時，葉寫道：“在圍墾人員名單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來那是黨委存心和他過不去，如今連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種田了。那個恨， 那個氣， 王洪文連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頁）於是，他“幹活磨洋工，打鳥，抓魚，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頁）

“從崇明回來後，這一回總算不再當保全工了，當上十七棉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員，一九六四年他調到十七廠的保衛科，當上保衛員……終於在那幢廠部辦公樓裏佔有一張辦公桌……還當上基幹民兵連長。”（416頁）

葉永烈接著寫道：“哪怕弄個副科長也不錯，王洪文坐在辦公室的二樓，看著從嘴裏吐出的煙圈，常常這麼想。”（416頁）

這裏有四個問題：

1.崇明圍墾，在上海的都知道，這是當時支農的重大措施，現在崇明的許多農場，都是當時各工廠企業統一組織工人、幹部，去幫助圍墾灘塗造出來的，我也去過崇明參加開墾。當時的政策是，各廠組織工人、技術人員，分批輪流去崇明。關係仍在原單位，從來沒有說關係變“農民”了，王洪文怎麼會“火冒三丈”，說“連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種田了”了？

2.說王洪文在崇明表現那麼差，捉魚、摸蟹、打牌、下棋……為什麼不說明是在勞動時間還是業餘時間？“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來”，為什麼不說明他生什麼病？怎麼裝病？事實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闌尾炎，動了手術。

3.如此表現惡劣的王洪文，為什麼一回到上海卻被連續提幹，調到保衛科？葉永烈講述的王洪文在國棉十七廠時期的歷史，實在是錯漏百出。

4.王洪文調任保衛科幹事之後，葉永烈告訴人們，他這山望著那山高，還想當個副科長。葉可以描寫王洪文的心理活動，但是，要有事實做根據。葉把王洪文說成一個整天想著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據何在？

葉永烈還借用當時的一張大字報的揭發，“有人向工作隊反映”王洪文“偷廠裏的東西”，以說明王洪文品行之惡劣。“王洪文穿在裏面的襯衫，是用廠裏的花布做的，顯然是偷的。”（417頁）

1.可以肯定，這個向工作隊“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龍頭細布），根本沒有印花車間。沒有印花車間，哪來的花布？沒有花布，偷廠裏的花布又從何談起？

2.作為文革的過來人，葉永烈應該知道，當時的大字報是不能憑信的。如果僅憑“大字報”或“反映”就可以定論，那麼當時有無數的大字報，揭發無數人為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為什麼這些人後來統統平反呢？

葉永烈妙筆生輝，繪聲繪色，是別有用心的。他無非想證明王洪文一生下來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在朝鮮戰場， 他想溜；幹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圍墾， 他想逃。雖說他做過工，種過田，打過仗……（這是毛主席對王洪文講的：你做過工，種過地，打過仗，比我強）卻從來不是一個好工人、好農民、好戰士。”（418頁）

二、寫王秀珍

葉永烈說：“王秀珍文革初期，認識了王洪文：成為忠誠的造反盟友”，“其實是物以類聚”（430頁）。

王秀珍是遼陽紡織廠工人，1952年入團，十八歲就參加共產黨，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還選上遼寧省人民代表。為培養她，組織上保送其到上海紡織工業學校學習、提高。在校一直擔任團總支書記，畢業實習後分配到國棉三十廠任工長。葉永烈說王秀珍與王洪文“物以類聚”，請問，他們屬於哪一類？

為了醜化王秀珍，葉永烈寫道：“她以為到了三十棉起碼會當上個車間主任。誰知道在管了一陣子技術檔案後，只是任命她為織布車間的工長。她想不通。”（431頁）與醜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葉的出發點就是王秀珍也是個官迷。按照這種邏輯，即使王秀珍當上了車間主任，她仍然會不知足，因為她還想當廠長。葉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個對党“不滿分子”。

《興亡》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氣了，急了，她離開了工廠，借到局裏去管資料，想借此脫離工廠，在局機關弄個一官半職。”（431頁）

葉永烈的杜撰很蹩腳。王秀珍一“火了，氣了，急了”，就可以到局裏去弄個“一官半職”了？人事調動本是組織上的事，這是常識，哪有自己想去哪兒去就去哪兒的道理。

葉永烈還借王洪文之口，說王秀珍的國棉三十廠、王洪文的國棉十七廠以及我所在的國棉三十一廠是“‘三點一線’，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說的‘一線’，也就是八路有軌電車”。（433頁）

這是作者編造出來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聯，瞭解王洪文他們去中央文革告狀的情況。這是我與王洪文第一次見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認識，也從未去過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後才見到王秀珍。我們怎麼在工總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點一線”，就結成忠實造反朋友了呢？

2.葉永烈也是上海人，應該知道，十七棉在楊樹浦路底，三十棉在臨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長陽路蘭州路，風牛馬不相及。八路電車（早已拆悼了）是從楊樹浦路底沿楊樹浦路直駛外灘的，和長陽路相隔三條橫馬路，根本走不到長陽路（要換三部車），怎麼個“一線”法？

三、寫戴立清

《興亡》還有一大段寫到了戴立清，說戴是“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現嚴重的經濟主義妖風，對上海的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葉說“最起勁的，莫過於戴立清的那個‘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帶領著‘紅色工人’臨時工、合同工們，為著‘工人階級利益’而‘造反’……。”

葉還說，“這麼個戴司令帶著一班‘紅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見。”聽罷‘紅色工人’的控訴，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淚。江青馬上把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叫來。當面斥問道：我們聽到同志們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們發明的？還是你們劉主席（指劉少奇）發明的？這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舊制度！你們不為工人階級服務，還是回家好！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照這樣下去，工人得到什麼前途？什麼合同工，簡直像包身工了！這時康生幫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雪夫，哪里是什麼共產黨員，你們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奪權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解散！”（497頁）

江青接著說：“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必須允許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二不得解雇，必須照發工資。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所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返回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497頁）

這一大段繪聲繪色的描寫，有人物，有時間，有地點，有情節，誰會想到竟是自稱要忠於史實的葉永烈的編造？事實告訴我們：

1.戴立清當時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部工作，從未離開過。

2.戴立清從未參加過什麼“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上海確有紅色工人造反司令部這一組織，其“司令”名叫費敏章。費從未聽到有如此接見。

3.戴立清從未帶什麼“紅色工人”去過北京，與江青、陳伯達、康生、戚本禹從未見過面。按戴立清本人說：“葉永烈抬舉我了，讓我享受到如此殊榮”。

帶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幾乎一字不差，不知是葉永烈抄《史話》，還是《史話》抄葉永烈？兩者這樣寫，除了吸引人們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經濟主義妖風做鋪墊。

四、寫葉昌明

葉永烈說“葉昌明任上海市革會科技組負責人”（650頁）。事實上，葉昌明從來沒有擔任過這個職務。

五、寫我本人黃金海

葉永烈說：“黃金海人稱阿飛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鬥，哪里有他”，“上絲六廠工人秦明芳攻擊王洪文，黃金海和戴立清即帶領人馬趕去抓捕秦明芳，連夜審訊，直至把秦明芳逼瘋！”“王洪文稱讚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頁）

葉永烈這是憑空捏造！

1.說我是“阿飛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麼事實根據？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進申新五廠（合營後改為上海三十一棉紡織廠）時年僅十八歲，後從未離開過這個廠。我愛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五七年領導要我去西安支內，我當即一口答應，國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後因蘇聯撕毀合同，項目援建沒去成。五八年按應知、應會考試，我評為七級車工。自己感到許多師傅輩才是六級、七級，便主動提出扣掉半級；到五九年國家三年自然災害，為分擔國家困難，我又主動放棄半級。

一九六五年，我帶的甲班車床組被評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組，本人也被評為市五好職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廣場參加表彰大會，曹荻秋頒發獎狀、獎章。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因為一張批評黨總支學習風氣不正的大字報，我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此時，廠部光榮欄裏還貼著表彰我技術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從進廠後，從未受過任何處分，在廠裏或在鄰里之間從未和人爭吵過，黨內積極分子會議邀請我參加，入黨申請書已被支部已通過。要不是六月份開展文化大革命，黨委也就批准我入黨了。請問葉永烈，這些都屬於流氓行為？

2.《興亡》一書中說：“哪里有武鬥，哪里就有他。”如果武鬥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鬥還是去挑動武鬥？當然，葉絕對是說我是去挑動武鬥。那好，葉永烈能否舉出一個武鬥的例子來證明是我挑動或指揮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連“起訴書”“判決書”都寫不出這樣的一個例子。相反，我倒可以舉出許多自己制止武鬥的例子。

3.關於秦明芳一事，更是無中生有。葉書中說我帶領人馬去抓捕秦明芳，連夜審訊，直至逼瘋。事實是，我至今為止從未見過秦明芳這個人。當時在康平路一次會議上。王少庸講到靜安分局抓了一個公開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會後去靜安分局問問。當時是找到分局軍管會主任趙主任，問他這個人是不是有神經病，趙主任說沒有神經病。

此時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眾扭送去的。但趙主任認為我倆是“工總司”的，就要求我們代表群眾組織表態。當時根據《公安六條》規定，我們簽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沒見過面。後來經查秦明芳確實患有精神病，有病歷證明。關了大約兩個多月，未作任何處理就釋放了。這怎麼能說是我們“調人馬去抓捕”，還連夜審訊，直至逼瘋呢？

4.葉永烈說秦明芳“攻擊王洪文”，所以我們“即去抓捕”。而事實是，秦是惡毒攻擊毛主席，而且毫無怨悔，大庭廣眾下，錄音也不回避。秦的攻擊內容全有錄音在，現存上海市中級法院。葉永烈為什麼不去聽一聽錄音，把事實搞搞準確再寫？如果僅攻擊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嗎？

至於葉永烈寫其他許多人，也是極盡醜化之能事，把參加文革的人都說成是“社會渣滓”、“牛鬼蛇神”。連王洪文、王秀珍這樣的先進人物都被醜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說其他參加文革的幹部群眾。我認為，對於參與過文革初期造反的人，應當是有什麼問題，就寫什麼問題，不要用編造來醜化人格。這就好像當年林彪事件後，一下子就將林彪這樣一個聲名赫赫的戰將寫成“逃兵”，仗也打不來一樣。

六、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

葉永烈在《興亡》中萬編不離其宗，將王洪文寫成野心家，千方百計篡奪“司令”位置。葉寫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時半，上海一些工廠的頭頭應邀來到‘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計議在翌日正式召開‘上海工人串連交流經驗會’……你一言我一語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國棉十七廠‘永忠隊’頭頭王洪文……”（434頁）

1.事實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呂英豪等幾個紅衛兵到我三十一棉來串聯，是我接待的。呂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園路首都紅衛兵三司駐滬聯站開個會，主要是串聯一些工廠企業，交流一下上海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情況，要我們去參加。我答應了。事後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們準備去北京告狀時，聽說十七廠去過北京，我就到十七棉瞭解他們向中央文革告狀的情況。當時打電話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聽聽，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個會，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沒預料到）十一月六日這天能成立“工總司”。怎麼可能會出現葉永烈所說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廠的頭頭提到王洪文的場景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