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十八）日就是「九一八事變」七十九周年紀念日。這一天，被全中國人民視為「國恥日」。因此，每年在這一天裡，「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市進行防空警報鳴放，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九月十八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今年的「九一八」前夕，恰逢發生「釣魚台風波」，海峽兩岸人民都同仇敵愾，紛紛以各種行動以示抗議，中國政府更是五度召見日本大使，發出警告。而今年的「九一八」當天，恰好又是全國的「國防教育日」（按：「國防教育日」是於每年九月第三個星期六舉行，今年剛好逢遇「九一八」紀念日），故連過去沒有進行過防空警報鳴放的珠海市，也因此而在今年的「九一八」當天鳴放警報，以示抗議。上海市政府因考慮到「世博會」期間有大量來自不同國家的遊客，宣布取消今年的防空警報，被上海網民罵為「賣國」、「洋奴」。網民們還表示，正因為在外國遊客集中之時鳴響防空警報，才能更好地起到國防宣傳作用，也是向外國朋友傳遞「世界和平」信息的最好時機。據說，全國各地民眾都透過網絡，準備在「九一八」當天進行大型的示威遊行活動。儘管有可能在官方的節制和勸告之下，遊行示威活動未必能搞得起來，但由此可見人心所向。

但就在這一天，亦即「國恥日」加上「釣魚台風波」正激起海峽兩岸四地人民極度憤怒之際，第二十二屆澳門國際煙花節的主辦當局，卻遲遲未有宣佈將定於十八日晚舉行的第二場煙花表演（菲律賓白金煙花公司、澳洲無限煙花有限公司）改期舉行。倘是如期舉行的話，澳門特區「火樹銀花不夜天」的喜慶氣氛，就將與內地警鐘長鳴及遊行示威隊伍萬眾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悲憤、悲壯場景，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屆時，不要說是平就已對特區政府看不順眼，無事也要挑出一大籮筐的「事」來指眼督鼻地痛罵一番的「網上憤青」們，又有話題可大做文章了，就是一般百性，也將會搖頭嘆息：有關官員的政治敏感度確是太遲鈍了！

如果說，去年崔世安舉行記者會宣佈參選第三任特首時，是恰恰選中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這個「國殤日」舉行，是出於選戰策略，要搶在特首參選人報名期的首天公開亮相，而未有將其他因素考慮在內，確是考慮不周；及煙花節主辦單位在安排今年度煙花節的表演時間時，沒有考慮到「九一八」這個傷感的日子，雖是患了「政治鼻塞症」，亦即機械地以「週六」來安排，但仍屬情有可諒的話，那麼，在「釣魚台風波」所引發的憤怒情緒已經極度發酵之下，仍不宣佈改期（如延到翌日十九日星期日），不被人們罵個狗血淋頭，那才叫怪！

雖然說，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對屬於特區高度自治的事務擁有不同於內地政制的自主權，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澳門特區還是必須尊重和服從國家整體利益的。因此，才有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列為公眾假期，才有國務院辦公廳先後宣佈為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死難同胞下半旗及默哀時，澳門特區同樣也在執行。因此，在「九一八」當天，雖然澳門特區無須像內地城市那樣鳴放警報，但由於今年的「九一八」頗為特殊，恰逢上「釣魚台風波」，故即使是實行「一國兩制」，也要避免在當天舉辦諸如盛放煙花的大型喜慶節目。這是普通的政治常識，不能因為其負責人不是中國血統，就無須顧及此忌諱。

這又引伸到在澳門特區尤其是特區政府各部門服務的非華裔人士，如何熟悉中國的國情尤其是政情的問題。應當說，回歸後，他們是衷心擁護「一國兩制」，對中國的中央政府也是滿懷尊重及崇敬心情的。而且，他們也勤學普通話及中文，希望能盡快融入華人社會，這正是「一國兩制」的成功體現。但無可否認的是，由於其中一些人是成長於非華夏傳統的思維定勢及氛圍中，對中國的國情尤其是政情並不了解，因而有時也發生了某些與「澳門回歸中國」的政治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況。比如，澳門電視台作為由澳門特區政府全資供養的電視台，曾經連續多年只以喜看足球賽的個人愛好，寧願多轉播足球賽，也不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華裔觀眾的現實，在北京舉行「兩會」的開、閉幕式及總理記者會，以及中共舉行「十六大」、「十七大」時，連極為重視商業效益的香港兩家商業電視台，都不穿播任何廣告地轉播中央電視台的大會現場實播，但澳門電視台卻仍在按照既定時程安排自己的節目（近年已有改正）。又如，當舉國全特區正在為地震或泥石流中遇難同胞進行哀悼之時，卻有極個別政府機構按原定計劃繼續舉辦含有娛樂性質的活動。現在，當舉國正為「國恥日」前夕發生「釣魚台風波」而悲憤萬分時，第二十二屆澳門國際煙花節的主辦單位卻視而不見，遲遲未有宣佈九月十八日的第二場比賽避過這一天。如果造成兩岸同胞對澳門特區政府的誤會，本地「反對派」也乘機再向本已因近來連續發生的「墓地門」等系列事件而遭到攻擊的特區政府，「再踏上一隻腳」窮追猛打，這樣的政治後果，看來任誰都是難以承受得起。

同樣道理，澳門特區內老是將「愛國愛澳」掛在咀邊的各界人士，包括傳統愛國人士和「八零後」青年，在這次「釣魚台風波」中也都「失聲」，使人感到訝異。盡管是需要冷靜，聽從中央安排，但也要有自己的自主表態。誠然，港澳地區「保釣」表現最積極的人，大多具有「反對派」的背景，如香港的「長毛」梁國雄，澳門的「工運」人士伍錫堯等。但有一點應當提出的是，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次台港澳「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宣示主權的行動中，台灣新黨籍的台北縣議員金介壽手持登上釣魚台的旗幟並將之插在島上以宣示主權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長毛」卻是高舉五星紅旗登上釣魚台並將之插在島上，從而形成兩岸政治人物同登釣魚台，展示兩岸同胞齊心保衛釣魚台的壯麗情景。而「長毛」據說當年是「托派」人士，但托洛茨基也是信仰社會主義的，是前蘇聯紅軍的創始人，「托派」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派別，只不過是因為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爭權失敗，而遭斯大林誣陷並暗殺而已。為此，戈爾巴喬夫已為他平反。當然，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極「左」理論，並不足道。但他後來之所以走向極端，卻與斯大林的殘酷鎮壓不無關係。而「長毛」也一樣，據說當初他參與香港「托派」活動時，對內地「文革」的那一套有所批判。但因為香港左派「反托」的政治背景和氛圍，某些團體不是教育爭取他，而是圍攻他。因而他今日走上了極端道路，這種「迫上梁山」的背景，也脫不了干系。他與同是「擲蕉議員」的黃毓民是國民黨員中的極右派的政治背景，是並不一樣的。這個教訓，值得記取。對於澳門特區的「反對派」，也不能採取極端態度，否則只能是迫使其走得更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