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本月八日宣佈國家工作人員任免名單，其中與港澳兩特區密切相關的，是任命王光亞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免去其外交部副部長職務；與此同時，也免去廖暉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職務。
就在當日的下午，亦即北京「國慶黃金周」後恢復上班的當日，王光亞已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的陪同下，抵達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大樓，逗留了三個小時。此舉應是代表中央宣布相關任命，包括王光亞接任國務院港澳辦黨組書記。
對於港澳辦主任是由外交部另行調派官員來接任，而不是由港澳辦內部直升，或香港、澳門中聯辦平調或調升，各人有各種不同的解讀。有說是中央希望調派一個具國際視野、又善打交道的官員來處理及參與制定港澳政策的，但也有人則是質疑在港澳已經回歸祖國後，為何是由外交部的官員來主管港澳事務的。
其實，自國務院港澳辦成立以來的前四位主任，除廖暉以外，基本上都是由外事幹部出任，或就是原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官員。如首任主任廖承志，就是中央外事小組的副組長。而次任主任姬鵬飛，更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將軍大使」，後來長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在「九一三事件」中，因部長陳毅病重，即是由姬鵬飛主持外交部的大局。第三任主任魯平則是中央外事小組下屬港澳小組的成員。因此，這樣的安排並不出奇，何況還有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調任國台辦主任後，將「胡四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前例，相信就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
由出身於外交部，曾到過聯合國任職，本身具備國際視野的王光亞接任港澳辦主任，在處理港澳事務上「會有一番新氣象」。
當然，由於外交事務比港澳事務的政策性更強，工作性質更為複雜敏感，故一般外交官員的工作作風較為嚴肅謹慎，可能在靈活性方面會有先天性的局促。實際上，當年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時，就經常強調「外交幹部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外交無小事」，「外事工作，授權有限」，連謹小慎微的周恩來本人，一九七三年也在外交事務上受到毛澤東授權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判，這就使到外交官員養成了小心謹慎、事事請示的傳統作風。因此，有人懷有相關的疑慮，也並非出自無因。
不過，今日的情勢已經大為不同，外交工作已經走向專業化、規範化、制度化；外交官員也已以「將軍大使」到「翻譯大使」再到「學院派大使」，具有更深厚的專業知識和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故此在保持「外交無小事」的優良傳統的同時，更具有開拓精神和獨立工作能力，無論是從事外交還是內務工作，都有較佳的表現，如王毅就是一個好例子。因此，港澳各界人士對王光亞接任港澳辦主任的反應，基本上是正面期待的多。
有人也認為，港澳辦替換主官，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因而期待王光亞上任後，會更了解港澳情況，令中央更到位、快捷地掌握有關港澳的資訊。這要看是從何角度來看問題。從宏觀來說，中央的港澳政策原則及實務操作方向，都早已有定位，就是「一國兩制」方針和港澳兩個「基本法」。無論是來自甚麽背景的官員出任港澳辦主任，都應遵守這個方向。何況，在走上制度化之後，是集體領導，不是個人說了算。故此，個人在政策原則方面的影響作用，是不宜過於誇大的。
當然，從微觀方面看，個人風格也確實會對處理某些具體操作事務產生影響。如曾慶紅出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後，就採取了多項超常措施，包括「ECPA」、「個人遊」、允許民主派到大陸內地訪問等，將已僵持多時的局面打開。習近平接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後，也與廖暉等一道，在今年的「政制方案」拗撬中，出其不意地接納了「區議會方案」，扭轉了被動局面，避免了香港特區政府成為「跛腳鴨」。
其實，即使是有個人因素，廖暉的父親廖承志和王光亞的岳父陳毅，當年不但是中央外事小組的正、副組長拍檔，而且也是世家友好。當我們閱讀《廖承志傳》、《陳毅傳》（均為鐵竹偉著）及其他的一些回憶錄時，就可發覺，陳毅、廖承志二人在中央外事小組工作中，長期合作愉快，而且其家庭成員也多有往來。雖然說，廖暉的年齡是比陳毅的幾位子女稍為長些，但並不妨礙他們的友情，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日子裡，陳、廖兩家人互相關懷取暖，友情更深，且對「左」的那一套深惡痛絕。雖然王光亞當時尚未有融入這個「世家之交」，但陳姍姍（陳珊珊、陳叢軍）從其父輩傳承而來的友情，必也會感染給王光亞。因此可以說，這個安排，就是一種「承前繼後」的安排，既有「承傳」－－承傳陳毅和廖承志父子的傳統作風，又有「創新」——將新一代外交官員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更細緻的工作方法帶到港澳辦。說不定，這樣的安排，正是廖暉所提議，可以有利於今後作為政策領導和指導的上級的廖暉，與作為具體事務操作的王光亞之間的協調合作。實際上，廖暉被免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後，仍將繼續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並將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協調港澳地區的統戰工作。因此，其影響力猶在，並將繼續作為習近平組長的得力助手，繼續領導港澳工作事務。故相信，以「陳、廖世交」的傳統，尚未熟悉港澳事務的王光亞，仍須向廖暉請教、請示。
廖暉當初從軍隊轉至到國家機關任職，是因為其本來已內定為國家副主席的父親廖承志猝逝，需要廖暉以其家族在海外和港澳的廣闊海外人脈關係和極大的影響力，完成其未已之志。但他當初並非是被安排在港澳辦，而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十四年後才轉任港澳辦主任。當時剛好遇上香港已經回歸，中央對「不干預港澳高度自治事務」有不同解讀，使到港澳辦成了「守門員」，中央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溝通並不如回歸前暢順，以至出現了「香港已經回歸，但人心尚未回歸」的狀況。但這並非廖暉個人的責任，相反它在協助港澳戰勝亞洲金融風暴及「SARS」等方面，促進了港澳居民對國家與中央政府的感情，也使港澳兩特區闖過許多難關。只是遺憾的是，未能在其任內，成功地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本來，以正部級官員六十五歲退休的制度，今年已屆六十八歲的廖暉，已是「超齡服役」。可能一方面是港澳工作複雜，再加上「專才」成才不易，一時難找到接班人接棒，另一方面港澳工作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和連續性，在港澳辦其他官員經驗尚淺之下，一時也難以放手，故而拖到現時有了理想接任人選後才能安樂卸任。但在澳門方面，已成功地為二十三條立法及完成特首、立法會選舉，可說是「飲得杯落」，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王光亞接任港澳辦主任後，任務甚重，迎面而來的就是香港即將進行的選舉，還有二十三條立法。而在澳門方面，也有政制改革問題。按照北京的工作傳統，主官在到任後不久，熟悉內部事務後，將會深入下其所工作地區作調查研究。故相信王光亞很快就將會來港澳地區進行工作考察，我們期待並歡迎他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