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於十月十八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彭沖逝世後，內地媒體刊發了若干紀念文章，大多是集中於他在「文革」中如何與「四人幫」進行頑強鬥爭，因而在「四人幫」倒臺後，中共中央派遣他與蘇振華、倪志福率領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接收黨政大權，穩定局勢，恢復生產，揭批「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並粉碎其武裝叛亂的陰謀，支撐一方大局的事跡。

這確是彭沖一生中的精彩一筆，絲毫不遜於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中南征北戰的輝煌歷史。當然，彭沖在中共建政後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中，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跡。其中，尤以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任內，向中央寫報告鄭重提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召開會議的會場正面懸掛的應是國家的象徵－－國徽，而不應是領袖畫像。彭沖的建議，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的會場上，不再是懸掛毛澤東的畫像，而是正式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全國政協會議的會場也是如此，不再懸掛毛澤東的畫像，而是人民政協的會徽。

其實，在彭沖的輝煌人生中，還與台灣問題密切相關。據《許家屯香港回憶錄》憶述，在一九五零年，中央決定由「三野」承擔武力解放台灣的任務。為配合「三野」大軍渡海攻台，中央又決定派遣彭沖出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潛入台灣以作內應。後因朝鮮戰爭爆發，而打亂了這個計劃，彭沖潛台的計劃中止執行。

這個歷史事件，涉及到三個節點。其一是中央軍委的攻台戰略，其二是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其三是中共台灣工委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第一個節點，據《粟裕回憶錄》等資料顯示，「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中共中央即將遷往北平時，中央軍委曾在西柏坡召開解放軍全軍戰略決策會議，確定五大野戰軍（即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和華北野戰軍）今後的戰略經營方向。其中「三野」除經營華東地區外，還承擔解放台灣的戰略任務。中央軍委責成「三野」司令員粟裕擔任解放台灣戰役總前委書記兼司令員。粟裕接令後，進行了戰略準備，將「三野」主力十二個軍全部投入攻台戰役，其中的第九兵團的四個軍（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軍）為第一梯隊。另再請求中央軍委批準，調撥「四野」兩個軍和「華野」一個軍作戰略總預備隊。全部軍力為四十萬人。當時的分析，是國民黨軍隊在敗撤台灣後，士氣低迷，加上美國已拋棄蔣介石，準備另立第三勢力，此時渡海攻台，若無外國因素幹預，難度不大。但卻受困於缺乏渡海船隻和飛機。尤其是吸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金門失利」（台灣稱「古寧頭大捷」）的教訓，中共中央向史達林求援，要求支持軍艦和飛機。但史達林在「朝鮮統一」與「全中國解放」兩大問題上，更傾向於前者，表示在解決了前一個問題後再解決第二個問題。結果，朝鮮戰爭爆發，引致美國幹預，派出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而且重新支持蔣介石。在此情況下，「三野」已根本不可能渡海攻台，再加上朝鮮戰火已燃燒至鴨綠江邊，中央軍委決定轉變戰略方向，將準備攻台的部隊調至東北，並改名為「東北邊防軍」。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就近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秘密渡過鴨綠江，入朝作戰。這就是為何在全軍中，「三野」部隊是首批入朝作戰部隊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節點，是朝鮮戰爭。正如前述，史達林將「統一朝鮮」的位階置於「解放全中國」之上。這與史達林的「雅爾塔情結」，及曾懷疑毛澤東並非是馬列主義者，只是農民運動領袖，以至是「中國的鐵托」有關。原來，在「二戰」即將結束前，史達林與羅斯福、丘吉爾撇開中國當時的首腦蔣介石，簽訂了「雅爾塔協定」，以劃定各方在戰後的勢力範圍。其中在朝鮮，是以「三八線」為界，蘇軍佔領北部地區，美方進駐南部地區。這使史達林耿耿於懷。當金日成向史達林呈其「統一朝鮮」的計劃時，當即贊成並承諾支持。因此，史達林已無餘力兼顧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請求。金日成得到史達林的支持，於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戰爭，打過「三八線」，並一直往南進展。這使得美國不但是打消了放棄蔣介石的念頭，而且還於六月二十七日派出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至此，攻台已不可能。現在回頭看，如果史達林是調轉支持次序，先是支持中國人民解放台灣，因這是屬於中國內政，再加上美國已決定放棄蔣介石，應是不會幹預，成功的機會將會較大。而「朝鮮統一」則牽涉到是否遵守「雅爾塔協定」的外交行為，美國出兵朝鮮也就「師出有名」，而且也導致美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插手台灣問題。正因為如此，蔣介石等人私底下把史達林、金日成當作「救星」。一九九四年六月，筆者採訪當時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簡漢生（現任華僑總會秘書長）時，他就說，台灣當局應當在玉山頂上樹立金日成銅像，並向史達林追贈勛章；因為如果沒有他倆，「中華民國」也就不復存在了。

第三個節點，是中共台灣省工委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台灣的共產黨組織史，有點混亂。早期的黨組織，是由為林木順為書記，蔡前、謝雪紅等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台灣省工委，派遣曾參加長征，並曾任八路軍敵工部長的蔡前（後改名蔡乾、蔡孝乾）潛回台灣，出任書記，還聯絡了島上的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組織。後來曾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也在此時潛入台灣，在工委宣傳部任職。

由於台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惡行極度失望，不少人對共產黨產生嚮往並要求入黨。不過其中一些人出於趕時髦，革命意志並不堅定，遇到風浪便出現逃避，後來叛變的李登輝便是其中一個典型。

蔡孝乾本來就是一個個人品德不大純正的人，曾在延安犯過男女關係錯誤遭受處分。但由於當時在中央委員中，只有他是台籍並熟悉島內情況，才不得已派遣他組建台灣工委。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蔡孝乾潛回台灣後，一方面迷戀於奢華生活，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並與同年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其張揚作風遲早會被敵特發現；另一方面蔡孝乾對形勢估計錯誤，過於樂觀，沒有執行中央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方針，而是採取了一系列急躁冒進的行動，急於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工人學生中不經嚴格審查大力發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滲入並找到領導者的線索提供了機會。

蔡孝乾被捕後即叛變，導致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據國民黨當局統計共抓捕一千八百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國民黨軍統小頭目谷正文後來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形跡過於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國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斗爭史，恐怕要改寫。」

中共中央就是在台灣工委被破壞之下，決定派遣彭冲潛台恢復組織的。但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已遭徹底破壞，而蔣介石又在大搞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即使彭沖能按原計劃潛台，也將難以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