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8時至8時30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毛遠新，被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隔離審查」。中央為穩定局勢，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實施向党的高層內部傳達「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同時禁止傳媒公開報道有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傳遍全國。消息傳到哪里，哪里的人們開始都是震驚、懷疑，隨後便是驚喜。

傳達：由高層至基層，由黨內至黨外

10月6日晚10時許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通過華國鋒等人召集的緊急會議，及此後汪東興的電話，得知「四人幫」被捕。一致表示贊同逮捕「四人幫」的行動。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一連串「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同時個別告知一些老幹部，如李先念約鄧穎超談話；葉劍英派兒子葉選甯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開駐京的黨政軍高幹會議。據廖漢生回憶，當晚及8日下午5時至9日淩晨2時，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同志開會，其中有上海的馬天水、周純麟，江蘇的彭沖、許家屯，山東的白如冰，湖北的趙辛初、趙修，南京軍區的丁盛、廖漢生，濟南軍區的曾思玉，武漢軍區的楊得志、王平等。華國鋒神情莊重地宣佈：王、張、江、姚陰謀篡黨奪權，黨中央對「四人幫」採取了堅決措施，將他們隔離審查，除去了隱患。會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8日，中央向党內高級領導幹部發出「打招呼」的15號文件－－《中央關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並下達了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文件；還發出兩條指示：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廣播電台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

9日，中央決定，從當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單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報社，及全國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分批傳達中央15號文件。

18日，中共中央發出16號文件：《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將文件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群眾。文件還說，有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証》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後，16號文件陸續傳達至黨外群眾。至此，事隔12天以後，基層廣大党員和全國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間，中央對新聞報道的處置。

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葉劍英立即召見了吳忠、耿飆。

葉劍英對吳忠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嚴密控制新聞媒介。中央已經決定由耿飆同志接管宣傳口，你從衛戍區選調一批精幹、可靠的幹部，隨耿飆同志到廣播電台。」

華國鋒對耿飆說：「究竟怎麼搞法，如何控制住電台、電視台，來不及細想，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來。」葉劍英說：「要注意兩條：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洩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

晚10時，幾乎與政治局玉泉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在衛戍區副司令員及警備一師副師長的陪同下，耿飆持華國鋒手令赴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華國鋒知悉後，高興地對吳忠說：「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此後，遲浩田三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社。怎樣進行宣傳報道，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接管電台以後，耿飆下達指示：「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音中不能洩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管宣傳的副台長楊正泉後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眾。我們的宣傳報道中是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系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以前採取回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則嚴格掌握，慎重處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兒。這一階段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強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夠做到恰如其分，我覺得卻又十分困難。」

吳德回憶說：「當時的情況確實很複雜。一些被‘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都出現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一些追隨‘四人幫’的壞人就公開攻擊黨中央領導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叛亂的跡象。」從10月7日至21日，全國報刊和廣播電台等傳媒，強調的是：「最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解放軍報》特別強調：「一切聽從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指揮。」

盡管一些地方自發舉行了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但報紙、電台均不予報道。

21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道的北京遊行盛況：「廣大遊行群眾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21日夜報道的北京群眾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道「四人幫」垮臺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間，「小道消息」的傳播

盡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10月6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

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裏，人們間這種信息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倒臺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6日晚間至10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12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裏去。於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7日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鐘，住在萬壽略幹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自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鄧小平也是在這天得知消息的。鄧小平的親家、鄧榕的公公賀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告訴正在單位工作的兒子賀平，並要他立即去通知鄧家。鄧榕回憶：「賀平騎著自行車，飛也似的回到寬街。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鄧小平夫女刁和鄧林、鄧楠、鄧榕，是在緊閉房門的廁所裏，又是特意放開自來水的狀態下，聽賀平「傳達」的。鄧榕記述：「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了!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他們就在這間廁所裏，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

8日，消息傳到駐北京部隊；軍官們自發舉行了半公開的小型慶祝活動，招待所的酒銷售一空。

茅盾是8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裏聽說的。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也是在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來報喜，連說‘三個公的一個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這樣‘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當晚，史會同志來報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說，以為我已矢口曉。」82歲的葉聖陶只在日記上略略寫道：「臨睡時聽到可驚消息，今暫不記之。」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質學院教師陶世龍趕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議論，認為遲群、謝靜宜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種「代代紅」的人還在，仍然憂慮：「這回他們會真的被趕下臺嗎?這顛倒了的黑白能顛倒過來嗎?」兩人一時沉默無語。

11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傳開，人們半公開地議論，市場－亡白酒的銷售量突然猛增。許多人去買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還敲打螃蟹：「看你還橫行霸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