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蘊茜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通過多種方式、將“孫中山”建構為黨與國家的政治象徵符號，以此獲得奪取政權和統治的合法性，由此，全國各地形成廣泛的孫中山崇拜。對此，筆者從統治合法性、時間、空間、儀式等多重維度，對1949年前國民黨在大陸推廣孫中山崇拜運動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周俊宇則從國定紀念日的角度對孫中山紀念日特別是國民黨遷台後的情形進行瞭解讀。筆者認為，台灣孫中山崇拜尚存深人研究的空間，特別是抗戰時期，蔣介石開始加強宣傳孫中山與台灣的聯系，而日據時期台灣民眾對孫中山的自覺認同，為光復後孫中山崇拜在台灣的廣泛傳播、普及奠定了基礎，“孫中山”成為主權象徵在台的傳播，促進了光復初期台灣民眾對祖國的認同。

一、作為國家與民族象徵的“孫中山”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就將他奉若神明，在法律上高度定位“總理遺囑”與“總理遺教”，使其成為國民黨重要的理論與精神來源。1925年5月，國民黨召開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接受總理遺囑宣言》，表示“完全接受總理遺囑”，“犧牲一切自由及權利，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同時進一步規定總理遺教是不可逾越的教條，“吾人一致奉行總理遺教，不得有所特創”。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在黨章中保留《第四章總理》“以為本党永久之紀念”，並將紀念儀式及總理紀念周寫進黨章附注中，對“總理遺囑”的隆重接受、不許創新以及將總理紀念儀式規定寫進黨章，充分表明孫中山在國民黨內已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如此，國民黨執政後，又規定“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皆統一於總理之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於是，總理遺教成了全黨全民必須奉行的圭臬和不可逾越的教條。孫中山成為黨和國家崇高的政治象徵。無論是東三省歸並中央後，張學良到中山陵謁陵，還是劉文輝在西康省命名中山路、舉行孫中山紀念儀式等，都是國家統一、地方膺服中央的象徵。正如，1948年《中美週刊》在回復讀者來信所言:“孫中山先生並非國民黨所私有，而其對國家之功績，則史家早有公論也”，因此，全國人民尊稱其為“國父”。

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而在近代中國面臨外敵入侵的情形之下，其民族主義思想影響最大，孫中山符號也就成為民族主義的重要象徵。1933年之後，日本侵華的民族危機嚴重，人們在舉行植樹節典禮時宣傳孫中山和反侵略思想。如安徽省五河縣的口號有:“誓複東北失地，湔雪國恥!”“紀念總理忌辰，要和平奮鬥救中國!”歙縣有“紀念總理要一致擁護中央抵禦日本!”事實上，孫中山符號的民族主義內涵一直貫穿於整個中國。無論從中山陵建築設計強調民族特色，還是口岸城市以中山路名稱置換殖民主義道路名稱，抗戰前人們頻繁到中山陵謁陵，續範亭在陵前剖腹明志，以及中山裝用國貨製作，都反映出孫中山符號內在的民族主義寓意。抗戰全面爆發後，孫中山符號的民族主義象徵意義更加突出，中山公園不斷增建，而且不少中山公園內或孫中山銅像前出現人們自覺塑造的汪精衛、陳壁君跪像等，體現出各階層對孫中山符號民族主義象徵意義的深刻理解和對賣國者的不恥，而各地重新命名中山公園與中山路，都宣示著主權的回歸。當時人們就將抗戰勝利視為實施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具體實踐:“蔣主席領導全國軍民，對日八年抗戰一舉而打敗強敵，取消各國對我不平等條約，造成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躋身於世界四強之列”，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能不說施行已獲得極豐的成果”。顯然，孫中山是民族主義的象徵。台灣光復後，國民党自然也將孫中山符號作為主權回歸的象徵在台宣傳並普及。

二、國民黨強化孫中山與收復台灣的邏輯聯系

孫中山與台灣有著一定的歷史淵源，生前為籌措革命經費或為革命事業奔波，曾經四次赴台。興中會成立的第二年，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興中會成員陳少白遂向孫中山建議到台灣發展勢力。1897年冬，陳氏在台建立“興中會台灣支會”。孫中山本人第一次赴台是為籌劃惠州起義。1900年9月28日，孫中山自日本抵達基隆，並赴臺北。當然，這次赴台並非原來計劃，而是由於孫中山准備在港組織惠州起義，港英當局禁止其登岸，孫中山只得臨時改變計劃，返回日本轉赴台灣，再由台灣潛往大陸，最後孫中山在臺北指揮惠州起義。後因日本殖民當局阻遏，孫中山等人於11月10日離台返日。孫中山首次台灣之行，歷時44天。

後來三次孫中山在台灣時間均非常短暫。第二次是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等人遭到通緝，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於8月5日抵達基隆再轉赴臺北，入住日本友人所開“梅屋敷”旅館，孫在此接見了在台的老同盟會員，本來孫中山與黃興相約在臺北會合，共同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旋因日本政府只允許孫中山一人經臺北往日本，約會遂告吹。第三次則是1918年6月7日，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由汕頭經臺北東渡日本。此次赴台，孫中山試圖在台灣建立大陸以外的革命基地，喚起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但由於日本當局阻止，孫中山在臺北僅住了一夜，次日即離開台灣。第四次則是抱病北上途經台灣。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接受馮玉祥北上共謀南北統一的邀請，從廣州乘船途經台灣北上，但這次沒有上岸，這是孫中山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台灣之行。

孫中山對台灣問題的政治主張到底如何呢？據台灣學者陳立文根據台灣版《國父全集》所做統計，孫中山提到台灣共有30處，但他只是將台灣視為一個地理空間，而未提出要收復台灣。縱觀孫中山四次赴台經歷及其言論、策略，他生前並沒有直接提出收復台灣的政治主張，只是1924年在大阪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如果日本特別要和她的鄰國達成真正的友善關系的話，她就應當像俄國和德國已經做到的那樣，歸還所有從中國拿去的東西。”當然，這應該包涵歸還台灣之意。但是，這與明確提出收復台灣的政治主張尚有距離。

然而，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開始強調孫中山曾提出“收復台灣”的政治主張。1927年戴季陶在廣州對廣東台灣青年團發表題為《孫中山與台灣》的演講時指出，孫中山生前曾與他談及台灣問題:“我對日本問題有三個最少限度的主張:一是日本須放棄日本與中國所締結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須使朝鮮、台灣兩民族實現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對蘇聯應該不反對其政策，並不阻止蘇聯與台灣及朝鮮的接觸。”這是國民黨要員首次提及孫中山的對台方針，強調孫中山具有收復台灣的意圖，但尚不明確，只是說讓“台灣民族實現最少限度的自治”。但後來孫中山成為“收復台灣”的直接倡導者，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則是這一主張的實踐者。1938年4月1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党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要“恢復高臺，鞏固中華”，並稱這是孫中山在世時就確定的革命對策:

我們總理在世的時候””為本黨定下一個革命的對策，就是要“恢復高臺，鞏固中華”，以垂示於全黨同志””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地勢上說，都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中國要講求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斷不能讓高麗和台灣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必須針對日本積極侵略的陰謀，以解放高麗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志，這是總理生前常常對一般同志講的。總理的意思，以為我們必須使高臺的同胞能恢複獨立和自由，才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

在蔣介石所代表的國家敘述中，“收復台灣”成為孫中山時常對同志講到的革命對策。台灣光復以後，蔣介石進一步論証孫中山與收復台灣之間的邏輯聯系，他在光復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訓詞中說:

我們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即以光復台灣為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國父在台灣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時發布宣言，就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的口號，此後我們全國革命黨員以及中正本人，無時無刻無不本著國父的遺教，努力奮鬥，決心湔雪國恥，全力光復台灣，民國二十六年，我們舉國一致發動神聖壯烈的對日抗戰，於是光復台灣，更成我們革命同志積極爭取的目標。以解放台灣人民為我們的職志。這是總理生前所常對我個人以及一些同志所訓示的，總理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須使台灣的同胞，在政治經濟上能夠恢復平等自由，使台灣同胞個人能夠恢復以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

事實上，興中會宣言中根本沒有出現“台灣”二字，蔣介石憑空臆造孫中山在興中會宣言中已經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的口號，顯然是要刻意強化孫中山與收復台灣之間的聯系，為光復後在台灣全面推廣孫中山權威與三民主義提供政治合法性。

既然孫中山作為國民黨的最高精神領袖曾主張收復台灣，戰後收復台灣、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自然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在抗戰結束前夕，各界已紛紛討論收復台灣以及治理問題，基本觀點是“實行三民主義，建設新台灣”，“實行民族主義，島內各民族平等互助合作”。而國民政府為收復台灣做籌備的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更明確提出要透過宣傳孫中山的心理建設改造台灣人民:“心理建設即總理所謂人民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台灣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受敵人統治，故受三民主義的影響，自然比各省少。但如果接收之始，即對台人思想之改變特加注意，二三年後，人民對主義的瞭解信仰自可增進。”為此，國民黨組織的台灣黨政幹部訓練班學習課程中有總理遺教、總裁訓詞及本黨黨史。

三、日據時期台灣民眾對孫中山的崇拜

實際上，並不需要國民黨刻意強化孫中山與收復台灣的關系，台灣民眾也對孫中山充滿了景仰之情。早在1912年，同盟會會員，、台灣人羅福星在台發展革命力量時被捕，他在獄中寫下《祝我民國詞》:

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對共祝著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