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老舍之子，舒乙不可避免地承載著人們對大師的想念，而他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因為父親而不同。

1984年，在林業系統當了25年工程師後，舒乙轉型為中國現代文學館負責人，開始為收藏中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四處奔走。雖然在文學道路上是半路出家，他卻贏得了文學界人士的信任。

當時，唐弢的收藏幾乎涵蓋了中國現代文學一半的精華作品，國家圖書館等幾大權威機構等在爭取他的藏書。唐弢夫人問舒乙：“你退不退休？”60出頭的舒乙說：“退不退休不由我做主，我一直要建完，直到開館。”唐弢夫人說：“你要是始終主持這個文學館，我們就給你，別人我們不信。”

文學界人士的信任，讓舒乙在現代文學館一待就是20年，20年裏他努力實現著巴金作為文學館建設倡議者的初衷：“告訴朋友們”，中國現代文學“沒有問題”。

如今，舒乙已從一手打造的現代文學館“功成身退”，但他還忍不住“折騰”，在獲得中央文史館館員這個新身份後，他繼續為北京古城和各地的文化遺產保護請命、疾呼。

夏日的清涼午後，舒乙在北京安定門附近的宿舍樓裏，向本刊記者靜靜地述說老舍、自己和文化之間的機緣。

秘密邀請信

1949年6月，全國已基本解放，中央決定在北平舉行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周總理召集主席團核心負責人“五巨頭”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馮雪峰，說：現在缺一個人，這個人叫老舍，現在紐約，要把他請回來，我建議你們主席團寫封信給他。

主席團聯合了20多位著名文學家，其中不少是老舍的朋友，共同簽名寫下一封邀請信，正式邀請老舍回國。

這封信後來被老舍帶回國內，夾在新出版的《魯迅全集》中，後在“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當時舒乙翻過這本書，於是成了這封信的唯一見證者，他還記得信上眾文壇名人用毛筆所做的親筆簽名。

這封信通過秘密的方式交給身在美國的共產黨員司徒慧敏。司徒慧敏拿著信找到老舍住處，因為身份不能暴露，他把信塞在門縫裏，自己站在馬路對面，對老舍的公寓繼續觀察。“如果不是老舍先進來，他就得把信搶回來，幸運的是，老舍先回來了。”舒乙回憶。

老舍接信很興奮，決定立刻回國，但突然患上了急性坐骨神經炎需要開刀，直到1949年底才由美國返回國內，錯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

老舍回國第二天，周總理就在北京飯店接見了他。周總理告訴老舍：先不忙著做什麼事情，先熟悉一下情況。你回來了，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了。

沒過多久，1950年的夏天，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了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周總理親自出席而且主持，成立了北京文聯。大會選舉老舍為主席，三個副主席分別是楊尚昆的夫人、老紅軍李伯釗，梅蘭芳還有趙樹理。

去龍鬚溝體驗了一個上午

解放後，整個文藝界的創作都面臨著一種革新。革新的指導理論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文藝界要接受這個思路，‘寫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對於不是從解放區來的人，就會陷入茫然，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文學創作中尤為明顯。”舒乙說。

許多作家對於新中國的成立內心充滿歡喜，但卻感到寫不出來新東西。“兩種文學體裁迅速衰弱，一是散文，一是詩歌。散文、詩歌都要抒發自己的情感，當時認為作家如果不是工農兵出身，抒發的情感也就成了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情感。

“作家首要的工作是去體驗生活，去勞動，不斷地自我批判，轉變立場，丟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情感。他們非常努力地寫，但是因為害怕批判，剛一拿筆，就想起我是小資產階級，這下全完了。”舒乙說。

在諸多“國統區”作家中，唯有老舍迸發了極大的創作熱情，很快有了《龍鬚溝》、《茶館》等大作。“這跟他的出身有關，他是窮人出身，雖然戴金絲眼鏡，執文明棍，活脫一個洋紳士，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和窮人一條心的，用不著投降。”舒乙說。

老舍由美國回到北京後，急忙開始找他的三個姐姐。姐姐們都是窮人，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老舍頻頻請她們吃飯，姐姐們告訴老舍：“現在生活好了，你的這些外甥現在都起來了，他們都是地下黨。”

老舍和窮苦百姓間的血脈淵源以及對百姓生活的熟悉，在解放後有了用武之地。1950年夏，老舍連寫了兩部話劇劇本，其中的《龍鬚溝》使他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稱號。

別人問老舍：你去龍鬚溝體驗了多長時間？“老舍當時回答，‘一個上午’。你看裏面的人物，那就是我鄰居，這就我大姐，全在我腦子裏，我自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我就是去聞聞那味，就夠了。”舒乙說。

《龍鬚溝》描述了一個關心人民的新政府，新政府不修王府井(36.69,0.08,0.22%)、不修西單，修的是離老百姓生活最近的臭水溝。這個戲受到周總理高度讚揚，並推薦給毛主席看。

“解放後這17年，嚴格來說是沒有大師級作品，到第四次文代會的時候，發表了一個講話，說我們的文藝方針是‘文藝為人民，文藝為社會主義’，不再提‘文藝為工農兵，文藝為政治’。思想包袱一解除，文藝界突然就活潑起來。”舒乙說。

胡喬木對著胡風三鞠躬

“文革”結束後，中斷多年的文代會被再次提上日程。因為文藝界太凋零，1979年，鄧小平決定再開一次文代會，並授意周揚起草總報告。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在致辭中正式確定“文藝為人民，文藝為社會主義”，於是有了一個新名詞，叫“二為方向”。

中國文學很快迎來了春天。舒乙記得，一批老作家突然“起來”了，他們從牛棚出來，迎來了新的創作高峰。巴金寫下了《隨想錄》，冰心創作了一系列文章，一批當時第一流的作家王蒙、李國文、劉紹堂、張賢亮都複出投入創作，同時代還湧現出了新作家馮驥才、賈平凹以及一批女將鐵凝、張抗抗等。

文學的春天出現後，一下把整個文藝事業帶到解放後最活躍的時期。舒乙正好趕上這一高潮。1984年舒乙轉入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1985年3月他主持了開館儀式。

“一看場下坐的人，我幾乎被嚇壞了。巴金、冰心、艾青、臧克家、蕭乾，連胡風都去了，要誰有誰。”舒乙說，那天感覺就是一個盛大的節日。

當時胡喬木也去了，走到臺階上的時候，見到對面胡風哆哆嗦嗦地走過來，胡風的樣子蒼老憔悴。舒乙向胡喬木介紹說，這是胡風先生，胡喬木當眾向胡風深深鞠了三次躬。

到場的文藝界人士，無不真切體會到文藝復蘇的喜悅。巴金是其中最激動的一位。這次開館儀式也是他最後一次從上海來到北京。

“當時巴金穿著卡其布中山裝，坐下以後不說話，開始掏兜，掏出來這麼大一個報紙包，打開一看，是他昨晚收到的稿費，裏面還有鋼，包好以後交給我，像長工交租子似的。”舒乙清晰記得，這一個小細節，把當時把在場的人們都感動壞了。

巴金此前承諾過，所有再版的稿費，有一筆算一筆，全部捐給現代文學館。恰好他到北京前一天的晚上，一家出版社就給他送稿費來，他便如數交給了文學館。

建現代文學館新館，一路綠燈

巴金說，建現代文學館是他一生當中最後的兩件大事之一，比寫十本創作回憶錄還重要。但他畢竟是個老人，且遠在上海，具體的工作都得由舒乙等人來完成。

“有時候胡喬木突然就來了，進門說，我昨天由巴老那兒回來，巴老委託我來你們這問問，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我們說了要求，胡喬木就當場要紙寫信，給這個部門那個部門，巴老的威望不得了，一句話大家就行動起來。”舒乙說。

1993年，因為老館的藏書已經實在裝不下，巴金寫信給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請求同意建新館，江澤民批示了兩次。

有了批示，現代文學館新館的建設推進很快。當時舒乙每天騎著自行車四處去找建新館的地皮，找了很久沒有理想結果。不久，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一個清華畢業的專家，告訴舒乙說：你別找了，我來負責幫你找一塊地，我篩選出來最優的幾個方案，最後由你來挑。

不久，規劃委主任帶著助手來找舒乙，進門就說：我幫你選好了一塊地，在芍藥居，30畝，不用拆遷，地價也很便宜，你看怎樣？舒乙太高興了，主任出門的時候，他的助手回過頭對舒乙說：這可是多少年來，頭一回市規委的領導把地送到別人家門口來。

“建設新館一路綠燈，這個都是由我去運作的，要說裏面的秘密就是黨的支持。”舒乙說。

預選的30畝地，面積還不夠，舒乙把擴充設計方案拿給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看，他看後把司長們都召集起來。

“副主任問司長們，現代文學館的旁邊有沒有國家計委的其他項目？一個司長說，有一個項目就在它北面，有10畝地是中央歌舞團的排練廳。副主任馬上說，把這10畝地給舒乙，你們在別的地方再找15畝地還給它(中央歌舞團)，結果新館就由30畝地變為了40畝。”舒乙回憶。

“90年代，現代文學館新館建設時，作家支持，中央支持，作協支持，北京市支持，等於是個天字一號的工程。”舒乙說，新館的每個細節他都要過問，因為“希望現代文學館可以建得非常棒，除正常功能以外，還有藝術價值、建築價值，把特別的意義展現出來”。

文史館裏提意見

2007年，退出現代文學館的舒乙，加入了中央文史館。

溫家寶總理曾告訴舒乙等中央文史館館員：你們要說真話，你們要大膽地提出不同意見，進行戰略性的思考，當天晚上意見就可以到我桌上，我就可以批示。

舒乙、王蒙等這個時期新加入的館員很快活躍起來，紛紛提出自己在社會調查中發現的問題。2009年，就“大運河申遺”的建議，舒乙寫了一份報告。

報告說，這件事情牽扯到13個部委、8個省市，需要國務院來協調，其中一個環節耽誤，都會影響申遺，現在由國家文物局來協調，難度很大。且這件事太複雜，最好推遲5年，到2014年再向聯合國提出申請。

總理很快批示，同意舒乙的建議。不久，國家成立了一個省部級的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