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披露了一些習仲勛處理突發事件的案例。

「說辦就辦，不要等」

習仲勛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歷史大轉折時期。

1978年4月5日，習仲勛抵達廣州。1978年和1979年亡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情況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像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1978年至1979年，全國上下一派經濟複蘇，出現了由亂轉治的早春氣象，而廣東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關注。這對主政廣東不久的習仲勛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勛就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考察。他下車伊始，不是先聽各級負責人匯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瞭解實情。

就是在這次考察中，在獨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裏感到很難受，就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勛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體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當前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方苞關於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

可以說，這次考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

在珠三角地區反偷渡工作會議上，一些部隊同志認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會主義制度不一致。有對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則認為外逃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認識的分歧必然影響到行動的統一。在討論中，習仲勛認為：「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會把大批農民推到對立面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勛的講話緊緊扣住中央意見的精神，旗幟鮮明又平和講理，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容易接受。會議很好地起到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為習仲勛對下深入調查研究，情況摸得清，看得准；對上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意見精神，才做到了在紛繁複雜的情況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認識。

重大突發性事件往往新發問題多，臨時變化快，光有正確的應對方向和方針還不夠，需要領導幹部在執行組織決定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效的具體措施，保証正確方針的貫徹落實。同時，在執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難，深入一線，隨時掌握新情況、新動向，保証應對及時得當。習仲勛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11月份，全省偷渡人數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責任要由省委來負」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困難。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一方面，收容站對偷渡人員缺少宣傳教育工作，只是簡單地收容、遣送，期間還有毆打、搜身、罰款的行為，遣送回鄉後，還有各種處罰、批鬥；另一方面，收容站條件差，有時一些被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飲用水供應不足，受傷人員不能及時醫治。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群眾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運人員也曾採用手銬和繩捆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

習仲勛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面的問題。1978年夏他考察寶安時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問題。在臨時收容站，他親自做偷渡人員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在視察深圳時，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條件惡劣，處理不當的問題，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視。習仲勛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他嚴肅批評說：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說：要加強收容站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者多的縣，應派人來收容站接人，並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現問題的時候，習仲勛更多地是自己承擔責任，不委過，不遷怒。中央對廣東外逃之風關注後，他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多次在各種場合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他說：「責任要由省委來負，對下面支持、撐腰不夠。」「我們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對下面的同志有什麼批評，這個責任省委完全承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