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我從部隊轉業，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任教育幹事。全校有10個班級，每班級大約200人左右。學校，為上海市各區各部門培養審判員、書記員、派出所所長、民政助理員、供銷社主任直到商店售貨員。學員來源很雜，有調幹、有轉業軍人，也有新招收的失業知識分子，年齡從十六七歲到五十多歲的都有。校長是由分管政法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副書記潘漢年兼任。

1953年，三反五反剛剛結束，當局決定在“上海市三反五反工人法庭”的上建立上海市法院，由上海市行政幹校的師生參加清理積案和建院工作。我教育幹事，也帶領一批學員參加了。我的身份，是“處理積案辦公室秘書”，分管“婚姻、房屋、債務”三類民事案件。我父親抗戰前是上海市特區刑庭的法官，抗戰期間辭職當律師，解放後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九人小組成員。他再三囑咐我：千萬不要經管刑事案件，當時有反革命案件，屬於“職業犯”，個人並不犯罪，說不清楚。不參與其事，至少良心上過得去。

期間，我聽過潘漢年多次講話和報告。他說：法律是上層建築，是為經濟服務的。所以法律必定具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法律，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不敢明目張膽地說出來，而總是羞人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謊言迷惑大眾。歷史上，王子犯法，從來就“與民同罪”過。無產階級，要公開地、明確地宣佈：無產階級的法律，要為無產階級服務。

基於這樣的理論，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堅決袒護無產階級。地說，資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樣的罪，重婚罪，資本家的犯罪，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強表現”，屬於階級本性；工人犯罪，那是“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本質是好的或上是好的。，對於資產階級犯罪，司法工作者，一定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無情地給予嚴厲的打擊，絕不手軟，，喪失立場了；而對於工人犯罪，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滿腔熱忱地去他、挽救他，，屁股坐到資產階級那一邊去了。執行理論的結果是：資本家犯了重婚罪，要嚴厲打擊，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蘇北去勞改，重婚的小老婆離婚，要分給她數量的財產。不服判決的，允許上訴，結果必定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經是“從輕發落”了，還不認罪，還不感恩戴德，那就你對的罪行毫無認識，結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重刑犯送進提籃橋監獄裏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是教育釋放，也在法庭上批評幾句，最多罵幾句諸如“喪失階級立場”、“沾染資產階級習氣”、“給工人階級丟臉”之類。遇見不服氣的，也不過拘留十五天。二者的判處反差極大。

不過也有一條政策，那對於重婚案子，原則上是“不告不理”。解放前上海有小老婆的人，不單單是大老闆、小老闆有，一般的職員也不少。只要大小老婆“相安無事”，沒人首告，一般大都採取“暫時不管”的對策。當時上海市法院剛剛成立，經過三反五反，糾紛極多，早已經積案如山，也的確這樣的力量來過問。不過只要是大小老婆中有人出來首告，就“嚴肅處理”。不要以為案子一定是小老婆出來告，屬於官僚、惡霸強佔民女做小的事情，畢竟不多，男人花心，喜新厭舊，娶了小老婆，反大老婆受氣被排斥，所以由大老婆出來告狀的也不少。遇到案子，倒不一定非得把小老婆離掉，經過三協商，大老婆願意離去的案例也不少。處理案子，有兩個原則：，對女方一視同仁，離婚分割財產，一般是三等分，每人一份；，對男方，是官僚、地主、老闆，判刑，態度不好的，還要判重刑，是工人、職員、小販，離婚，不了了之。

對於潘漢年這樣的及處理策略畢業論文，我當年就反對。一種階級偏見，甚 至是姑息養奸。我最反對的，“不服上訴必定加刑”這一條。判刑的，是犯罪。“態度不好”，加刑的理由。沒罪的人被錯判了，還要求他“認罪”，是論文格式範文太難了點?“無罪而不認罪”，卻要“態度不好”而加刑，這叫論文範文法律?不論是資產階級法律，還是無產階級法律，恐怕都自圓其說吧?解放後那麼多的冤假錯案，不執行這樣的高論而造成的嗎?

在法院內部，和我持同樣的，當然不會我人。當時的上海市法院院長韓述之，也不同意潘漢年的論斷。韓院長是地下黨員，解放前上海法院的法官，和我父親還是好朋友。他曾經私下對我說：“這叫論文範文理論！法院是最講理的地方，現在反倒最不講理了。解放前是無天，解放後是‘有天！——意思是：解放後“天下是打下來了，法律可依，只能誰的官大聽誰的”，論文格式範文法治，人治。

還有一件案子：工人領袖、共產黨員王孝和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死刑，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槍斃。執行死刑的劊子手，解放後並逃跑。他：當劊子手，是他的職業，他上班，開槍殺人。至於人是論文格式範文該殺，他不管，也管不著。，他自認無罪，經常殺人，卻血債，用不著逃跑。解放，只要還有法院，還要判處犯人死刑，當然還要用他。出乎他的意料，解放，他被捕了。而逮捕他的理由，他槍斃了王孝和。

關於劊子手有罪沒罪的，當時的上海市法院曾經有過一次或幾次激烈的辯論。我論文格式範文刑事庭的人員，我至少知道這件事情。據說韓院長就人無罪。理由“殺人是他的職業”，他主觀上犯罪動機，以轉業軍人為首的對立派，則認定人有罪，以命相抵。理由：“烈士王孝和，分明死在他的槍下，說他沒罪，死也不服。”兩派相持不下，請示潘漢年，批示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件案子的處理，僅關係到劊子手的死活，而目，是牽扯到對屬於“職業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如何對待的政策。已經起義或投降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個人品質很好、參加過抗戰、甚 至本來是有功的人，也從屬於國民黨，都在“四二七”大逮捕中抓，關的關，殺的殺。二戰期間從日本回國抗日、破譯了日軍企圖偷襲珍珠港的密電碼的民族英雄池步洲，就僅僅是“國民黨少將”而被捕，連破譯密電碼這樣的天大功勞也說成是“罪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韓院長的這些話、這些，僅僅跟我說說，倒也就罷了，糟的是他還跟人說起過，甚 至在大會上表態過。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韓院長的“有天論”和“職業犯無罪論”終於被揭發，並且上綱上線地被批判，結果是劃為右派，法官變成了囚徒，被送去勞改了。

無獨有偶，1954年我調到北京，1955年因 “胡風反革命事件”而引發的肅反運動中，有積極分子從我的照相本子裏有一張身穿國民黨軍官服的照片，偷走送到人事科去了。其實那是劇照，我真的當過國民黨軍官又想隱瞞，我能不毀掉，還能堂而皇之地放在照相本子裏?為此我挨了半年批鬥，一定要我交代“失去了的一段反動歷史”，卻又不拿出“證據”來和我對質。我十六歲半參軍，參軍前是個高中一年級學生，論文範文黨派也沒參加過，心裏坦然。批判會上積極分子和我瞪眼睛拍桌子，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為此落“態度不好”，把我的出入證搜走，在辦公室裏關了我半年。還是人事幹部拿著這張照片到我老家向我的老師同學對證誤會”方才解開，並立刻“解放”了我。

為此，1953年在上海市法院的所見所聞，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我對新的法制了意見，主張“法制，取消運動，黨政分開”，這些意見，今天看來，當然對的，但在當年，這可是“取消黨的領導”的“大是大非”。論文範文，我在“陽謀”中中箭了。

潘漢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間，也有成績。他創造或他批准的“民事案件集體調解”，一種很好的工作策略畢業論文。上海解放三年多，一直法院，刑事案件都歸軍管會管，大小紛爭的民事案件，都歸派出所管，實際上是根本管不過來。所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積案如山，一件一件審理，不但幾年也審不完，還可能越市越多。加上當時成文的法律，同一類型的案件，有罪無罪或量刑的，很可能會因人而異。，集體調解的策略畢業論文，的確做到“多快好省”。當時辦案，絕不像今天的法官那樣，只知道坐在辦公室裏看案卷，“深入里弄”走群眾路線，訪問當事人和鄰裏甚 至居委會等人。先做到對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數”，然後把同類的婚姻、房屋、債務等民事案件的當事人、證人、調解人(里弄積極分子)召集到大會場來，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來，讓全體與會者集體討論、發言，總結歸納出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條款來，當庭宣判，然後以此為樣板，讓同類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表態，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為範例，一次性解決十幾宗甚 至幾十宗同類案件，效果很好。

潘漢年上世紀50年代初在上海主持政法工作，說是有過也有功，而他卻被他的高論所套牢：1955年4月，他“說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在“對資產階級犯罪分子絕不手軟”的無產階級監獄中整整坐了十年牢。刑滿，和他夫人一起被軟禁在京郊團河農場。當時我正在團河農場勞改，一天他在河邊釣魚，我偶然遇見了他。我叫他“潘校長”，他還說我“認錯了人”。等我說出我原是“1953年上海市行政幹校的教育幹事”，他才揮揮手，叫我趕快離開，說是他的“警衛員”立刻就要回來，別給他找麻煩。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時候，他“上訴不認罪”的始作俑者，是論文格式範文還在想：千萬上訴，上訴不認罪，態度不好，就要加刑呢?

我甚至還在想：他當年那些高論，也不見得他個人的創造，很可能是比他更高級的理論家的高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