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僅僅限於對‘文革’及其群眾運動抱有一種價值上的評判或一種道德上的義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著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為一場極為廣泛的、曾經贏得億萬群眾認可和積極投入的群眾運動，為什麼是可能的？為什麼又是必然的？

3月14日，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任期內最後一次“兩會”記者見面會上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講得很好！”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原常務副所長、現年74歲的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聽完三個小時的記者會之後忍不住擊節歎賞。而清華大學長期研究“文革”問題的唐少傑教授則乾脆拍著桌子說了一聲：“太好了！”

曾在“文革”前後失去22年光陰的法學家江平，卻顯得平和，已逾八旬的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溫家寶此番回答“更敞開了內心世界，更表明了個人決心”，要將改革進行到底。

繞不過去的回憶

將時間拉回至上世紀60年代，剛剛從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國任教不久的江平，因為向學院坦陳看法，迎來了一頂“右派”帽子，從“人民的陣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

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2年，期間，江平失去了自己新婚燕爾的妻子，繼而在勞動改造中失去了一條腿。這成為他“人生最大的遺憾”，“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時，已經五十歲，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應該是在三十歲到五十歲，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往事不堪回首的遠不止江平，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陳峰（化名）亦有類似經歷，如今84歲高齡的他和一同曾在該校任教的老伴，在1966年“文革”伊始就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每天要戴著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右派的‘手提帽’，高喊‘我是牛鬼蛇神，我反動，我該死’”。

一度被紅衛兵打成腦震盪的陳峰，與家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處理“贓物”——連夜把家裏的文藝作品、西方名著、經濟學著作等一概燒掉，愛人的旗袍裝照片更是要當做資本主義毒害物燒得乾乾淨淨，燒不掉的金戒指、項鏈、耳環等首飾要偷偷扔進茅坑裏。

即便和陳峰夫婦一樣處理了所有“贓物”，他的一位“為追求共產主義理想”而歸國任教的朋友，依然沒有逃脫日日被批鬥挨打。難忍欺辱的朋友終於在一天被批鬥後的夜裏，用剃鬚刀割斷腿部大動脈結束了自己三十多歲的年輕生命。“那時候所有人都睡大通鋪，他是在我們睡著時自殺的。”陳峰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一早醒來，看見血流滿床鋪，這一幕成了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陰霾。

就在陳峰戴著“高帽子”沿街高喊期間，北京朝陽區一所中學裏，時年16歲的牛澤民被指定為紅衛兵副排長，他所在的學校進行了一番改革：年級以連為編制，下屬各個班級則改為排，排長、副排長等班幹部組織紅衛兵打擊“右派”。

“當時正在批鬥吳（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上面來了個領導工作組，要求我們批鬥校內‘右派分子’，因為校長姓吳，就首當其衝被批鬥。”40多年後，身為公司高管的牛澤民回憶說，這樣的事例在當時很平常，不勝枚舉。

回憶當年和同學們一起參與批鬥的過程，牛澤民表示“不敢想像”。年輕人被革命沖昏了頭腦，“在最美好的年紀做著最荒唐的事情”，因而錯過了教育，以至於“文革”結束後很多人面臨生存困境，“因為沒有文化，更沒有一技之長，最後乾脆淪落為這個社會被忽視和被淘汰的一代”。

所有這些人的經歷在清華大學教授唐少傑口中被形容為“繞不過去的回憶”：“文革”對於上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幾代人是“不可否定的組成部分”，或者說“底色”。這段歷史占去了新中國歷史六分之一的比重，對後來的歷史影響深重，“我們可以說，我們無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要經過一座橋，而連系新中國前後歷史的橋正是‘文革’”。

因此，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溫家寶提到這個問題“反應非常大”，就是因為歷史地來看，任何人都離不開“文革”，無論持批判、反思的態度，抑或回避、淡忘的態度，這段歷史“都是我們生活的組成部分，在我們日後生活中，‘文革’的諸多因素乃至‘文革情結’常常會顯現出來”。

陳峰一位同事八歲的女兒因不小心摔碎家裏的毛澤東石膏像，被打成小右派，嚇成精神病至今未愈。但是，“失憶的她卻更成為周圍所有人揮之不去的記憶”。陳峰淚眼朦朧地說，她就像一面鏡子，常常讓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真實地回到過去。

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早在1986年擔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時，就撰文《“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指出，雖然“十年前我們翻過了這沉重的一頁。然而我們有理由不時反思那場內亂。以防止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並認為，一個民族應該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訓當作一面鏡子，時時擦拭，時時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歷史性的失誤，使整個民族能夠持續進步。

唐少傑這些年來埋首於繁雜混亂的歷史中，抽絲剝繭，希望從這些痛苦的歷史記憶中尋找到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更具價值的內容，寫就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一書，試圖以那樁“文革”最具典型的事件，來回答一個問題：“文革”，對於中國尤其當今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們不應僅僅限於對‘文革’及其群眾運動抱有一種價值上的評判或一種道德上的義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著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為一場極為廣泛的、曾經贏得億萬群眾認可和積極投入的群眾運動，為什麼是可能的？為什麼又是必然的？”唐少傑說。

“文革”與改革

3月14日溫家寶的一番話將兩個詞語緊密聯繫在一起：“文革”與改革。這兩個詞語成為當下各界討論漸熱的話題。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茶餘飯後常常與一些朋友辯論，主題即為“‘文革’反思”。他笑稱那些朋友為“老左們”，“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

他們的辯論集中到一點：改革開放以來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和矛盾究竟緣何形成。王貴秀的觀點是“文革”導致時任領導人痛定思痛，發起改革，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問題和矛盾，其中也存在因“文革”土壤剷除不徹底而遺留的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改革去解決。後者的觀點則是“文革”沒有將“走資派”徹底消滅掉，當下日益嚴重的分配差距擴大問題即由此引起。

“我分析在‘文革’立場上反思不徹底的人無外兩種。”王貴秀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種是從一開始就思維定勢的人，他們毫無原則地神化毛澤東，以至於認為“文革”的初衷正確，只是實踐中被扭曲，“其中不乏在‘文革’中受過迫害者”；一種是投機倒把渾水摸魚的人，自己沒有經歷過“文革”之痛，或者認為搞“文革”能給自己帶來好處，“這種人以年輕派居多”。

2011年歲尾，“紀念錢學森百年誕辰”活動在京舉行，67歲的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發表《必須堅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一文，認為在中國，有人置中共黨中央關於發動“文革”的正確初衷於不顧，僅以個人的恩怨、榮辱和得失的狹小尺度，“來衡量一場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史無前例和觸及人類靈魂的一場大革命。”

他還認為，“文革”期間大多數普通中國人表現出一種驚人的高尚精神，抑制了追求狹義私利。他在文中寫道：“關於這場運動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大部分人在這場運動中沒有參與折磨或者武鬥，他們參與的是閱讀、聽報告、唱歌、思考、辯論和寫作。”

鞏獻田悲歎，“通過遺棄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不但拋棄了‘文革’的行為和方法，同時放棄了追求一個理想社會的希望。這是‘文革’的最大悲劇。”

江平難以認同鞏獻田的說法，“‘文革’名為文化革命，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是一場文化破壞活動，也是社會破壞活動。這場革命的本質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打倒異己，而政治體制改革則是要用政治理論的科學規律來推進，恰恰要避免群眾運動”。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茅於軾同樣向《中國新聞週刊》表達“必須徹底否定‘文革’”的觀點，他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儘快落實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改革剷除現實層面支持“文革”的土壤。

“以種種形式懷念‘文革’的人其實並非希望暴力，而是寄希望于和平的革命，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暴力的危險性。”王貴秀認為，這些人不可小視，但是也不必過分擔心，只是國家層面需儘快以深入改革的決心解決現實矛盾，即可讓許多人的立場“不攻自破”。

談起文革與改革的關係，唐少傑數度拍起桌子，呼籲整個社會要形成一個“全民共識”，即不能再回到“文革”。“‘文革’以惡的形式給我們帶來了歷史善的進步。”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文革”的破產是改革的源頭，開放的起點。如今之所以更需要改革而非革命，因為“改革比革命更加需要寬容、忍耐、妥協和智慧，還有創造性的膽識”。

至於“文革”是否會重來，江平直接指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就是培育‘文革’的土壤”，而現實中許多來自思想層面對於共同價值的抵觸、文化層面的束縛同樣也是產生二次“文革”的土壤。

唐少傑則傾向認為二次“文革”的土壤並不存在，因為沒有了核心的權威領袖，也沒有了群眾運動的基礎。這一觀點為王貴秀所認同，他指出除此之外，還有國際大環境同樣阻滯類似革命事件的發生。

改革只能前進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強調，“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因為深知改革的難度，所以“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王貴秀認為形勢緊迫：政治體制改革若不儘快推進，阻力會越來越大，“停滯不前即是倒退”。因為久治不下的貪腐問題已經暴露了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權貴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反對改革，甚至用手中的權杖阻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