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幾乎囊括了公安系統所有的榮譽，經過近20年的宣傳，那些虛虛實實的故事，將其推向了神壇，然而轉瞬間，他又從神壇走向監獄。亦真亦假的光環褪去背後，處處寫滿警示

王立軍頭髮有些淩亂，白色襯衣在燈光下很扎眼，安靜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著對自己命運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作出宣判：王立軍因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罪，獲刑15年。

從“打黑英雄”“一級英模”，到空降重慶，三年內連升三級，直至當選副市長，這個從普通農家子弟起步的中國警察的人生，充滿了機遇與挑戰，戲謔與無奈，當然，也有謊言與荒誕。

但不論是作為讚揚的對象，或是評議的主角，這個名字，註定無法從中國法治史上抹去，也註定將被反復研究與揣測。

他不只是一個人。同時，也早已成為一個符號。

大圓臉所長

1959年，王立軍出生在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市天池林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兩兒兩女，他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長子。

1976年，初中畢業的王立軍，被分配到當地林業局天池林場工作。兩年後，他離開老家，到遼寧省鐵嶺市調兵山市(原名鐵法市)參了軍，在某部擔任文書。據知情人透露，在部隊期間，他認識了現任妻子肖淑莉，後來結了婚。1981年，從部隊轉業的王立軍回到阿爾山，重新成為林業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來自岳父的幫助。通過岳父的關係，以解決夫妻兩地的問題為由，1982年，王立軍又回到調兵山市，在市商業局下屬的一家食品公司當司機。不過，在以“身份”劃分等級的中國，那時的王立軍還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據上級要求，鐵嶺市公安局決定擴編招收10名警察，充實民警隊伍，王立軍托人說情想要入警。警察，屬“幹部”編制，而由“工人”轉“幹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極力推薦下，王立軍最終被破格錄用了。

他最初在基層擔任治安隊隊長，很快便展現出優秀的組織和執行能力，於是被調任調兵山市曉南鎮派出所副所長，後成為所長。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工作勤奮”，老礦工則記得他“管得厲害”。

據知情人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從擔任派出所所長起，王立軍就要求做到“有案必報、有案必到、出警及時”，這也是他日後從警數十年始終堅持的第一原則。每至一地，他便將這個要求擴展至一地，從調兵山，到鐵嶺，到錦州，直至重慶。

抵達重慶的王立軍，又開始著手在重慶開展警務體制改革，交巡警合併，重要路口設置交巡警平臺，實現有警3分鐘內到達現場，原來坐辦公室的幹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邏。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慶公安部門原來大約有3000餘名“坐辦公室的”，王到任後精簡到1000多人，其餘全部上了街。王立軍不止一次在會議或講話中提到，要使中國的出警、處置和施救能力達到歐美國家的警務水平，“與國際接軌”。

傲慢的開始

初到鐵嶺，王立軍給眾人留下的印象是“還是挺謙虛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當時大家開會研究一起案子，結束後，王立軍把眾人送到屋門口，說：“拜託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長。很快，眾人對他的評價就變成了“傲慢，不顧他人意見，獨斷專行”。

在他面前彙報工作，只能站著;任何集合或者會議，遲到、說話或手機響，他開口就罵，無論是刑警隊長，還是普通民警。

在讓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讓警察害怕，這成了王立軍的風格。雖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後，他已調至錦州市公安局任局長。一位當地記者親眼目睹，一位幹警進王立軍辦公室時沒有敲門，王立軍怒斥：“我在的時候你怎麼不敲門呢?出去!重來!”

這種對細節的吹毛求疵，到了重慶，就有些變本加厲。

2010年年初，伴隨重慶市警務改革的開展，警局也開始實施新的規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裝，穿西服必須打領帶;在食堂吃飯，不准出聲，不能交頭接耳，不准接打電話，手機鈴聲要調成振動。處罰情況或名單，會以短信方式群發至所有警察手機上，常常一天多條。

重慶警方最嚴格的是按分數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渝中區原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羅勇(副廳級)因排名靠後被免職，分配到重慶大禮堂廣場治安支隊(處級)工作。該支隊相關負責人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羅勇確已調此工作，並為他設了辦公室，但一直未見其上班，具體職務上級也未宣佈。“他的情況比較特殊，聽說與考核有關。”

沒人想得清，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在某些人眼裏，這屬於不近人情，專橫跋扈;在另一些人眼裏，這屬於嚴格要求，樹立警風威嚴。

完美主義者

王立軍無疑具有完美主義者心態。一位與王立軍相識10餘年的當地記者分析說，當王立軍責別人時，他的心理活動是：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應該能做好。

最受稱讚的是他的口才。他屬於媒體記者最喜歡的採訪類型。電視採訪，只要把攝像機開著就行了，事後也不用剪片;文字採訪，只要說個大概，他便能自己即興完成所有內容，連記者沒有想到的，他都替記者想到了。

在當下領導人講話多數靠念稿的環境裏，王立軍是少有的能脫稿公開演講的幹部之一。在重慶律師周立太印象中，王立軍講起話來四平八穩，頗有學者風範，時常引經據典，從國內公安發展談到國外治警現狀，全部脫稿，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

王立軍的書法頗有功力，他也樂於展示。他母親在阿爾山的墓碑就是他親手寫的;在錦州市任職時，公安局大樓裏到處掛著他的字跡;他所任職過的各個公安局的新年賀卡，幾乎全有他的墨寶;一張流傳甚廣的王立軍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掛滿獎章，身後便是一幅他的書法作品，內容是否為王親自撰寫眾說紛紜，但多人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字確為親筆，開篇即是：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憂華夏，後樂其中……

沒人否定，王立軍是個聰明人。參加工作時，他僅是一名初中畢業生，而後來，他是國際刑鑒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並在9家國內外專業機構任職。在重慶，他遞出的名片上，唯一沒有的，是他的公職頭銜。

不知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學識，還是為了彌補自己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缺憾，王立軍很看重自己的學者身份，並多次到高校作學術報告。

王立軍有特立獨行的傾向，他也將這種傾向帶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內。在鐵嶺，他就把自己的毛筆字印到了警車上：中國刑事警察。

從鐵嶺開始，他一直著手設計當地警察的警服;調至錦州後，除去上述改進，他還執意將警察局更名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車，均屬違規，但十餘年間，沒有任何人表示過反對，這些反而作為王立軍有創新精神和藝術細胞的談資被津津樂道。在調至重慶後，這些“創新”習慣也自然而然地被帶到了重慶。

重慶的交巡警標誌，是王立軍親自參與設計的，這個標誌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國旗、警徽、鳳凰、國際刑警組織徽章等多種圖案組合。重慶的交巡警警車也與眾不同，光車貼多達十幾處，在許多人看起來，更像專業賽車。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軍的風格和聲勢在10餘年中不斷地自我強化，以至於當他走得足夠遠、引起注意時，已不知該從何時開始糾正。

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負。

打黑

最嚴重的強化，當數“打黑”。

但事情的發展似乎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2009年6月，在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開始進行“打黑除惡”專項治理運動。有媒體報道，王立軍曾在動員大會上說，要以排山倒海之勢，掀起一場風暴，並希望能在“打黑”中聽到槍聲。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長時間地奪取了全國的關注。

據《重慶日報》2012年2月9日報道：截至目前，公安機關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夥500餘個，抓獲涉案人員5700餘人，切斷非法放水資金700億元;檢察機關提起公訴398件2600餘人;法院一審判決266件2000餘人……一批重大黑惡犯罪團夥被摧毀，並依法查處了文強、彭長健、劉信勇、趙文銳等77名黑惡勢力“保護傘”……

數字歷來是成就的證明。然而，媒體報道的數字卻與官方結論相差甚遠。

據2010年4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佈的《重慶“涉黑”案件審判》白皮書顯示，自重慶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訴涉黑涉惡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辦專項鬥爭中暴露出來的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等職務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護傘”50人。

兩組數字發佈時間相差兩年，但事實上，2010年7月，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因犯多項罪名被執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慶打黑運動結束的標誌。

但王立軍“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慄。開原公安局原局長王子湘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楊俊富等人被抓起來後，王立軍就提出要求，必須槍斃。

“當時，改賬這些都算涉黑。這些人又沒有人命，也沒有搶劫。”據王子湘回憶，涉及到男女關係問題，就讓女方供述為強姦，否則就將其勞教。此外，多位當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打黑期間，王立軍有一個“小黑屋”，用來關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進不去。

威懾效果是明顯的。多位鐵嶺市民回憶說，王立軍“打黑”之後，社會治安迅速好轉，王立軍當年的一名下屬說，當時連小偷都害怕，“因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律師李莊，本是犯罪嫌疑人龔剛模的辯護律師，2009年底，重慶警方以李莊涉嫌教唆龔剛模編造被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教唆“翻供”為由，將其刑拘。

李莊於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檢方公訴，30日開庭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