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就職演講中提到的反腐、節儉等關鍵詞，也預示著今年兩會的風向

隨著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2月2日閉幕，2013年省級地方兩會全部結束。今年正值換屆之年，地方兩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選舉產生各地新一屆人大常委會主任、省級政府領導班子和新一屆政協主席，為3月的全國兩會做好鋪墊。因此，此次地方兩會的意義不同尋常，9名新任省政府一把手的上任，更是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延續

2013年1月19日，江蘇、河南、雲南3省同時召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自此揭開2013年省級地方兩會的大幕。此後一周內，全國大多數地區的省級地方兩會陸續召開，其中大多在1月底2月初完成了所有議程。這次省級人代會共產生9位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分別是北京市長王安順、上海市長楊雄、浙江省長李強、吉林省長巴音朝魯、陝西省長婁勤儉、山西省長李小鵬、貴州省長陳敏爾、四川省長魏宏和西藏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

談到省級兩會帶來的人事調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這次省級政府一把手的調整、變動其實是十八大人事佈局的一部分。十八大後，包括四川、陝西、吉林、浙江、廣東、內蒙古、福建、廣西8省區，以及上海、天津、重慶3個直轄市在內的11個省區市的黨委書記作出了調整。這次地方兩會“轉正”的8位代省（市）長中，除了北京市長王安順此前作為代市長履職約半年外，其他幾位都是在十八大之後開始代理省區市政府一把手。“他們的任職在十八大以前早就做了認真的考量，也是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延續。現在通過政府換屆的形式來實現，這才是關鍵。”汪玉凱說。

此次省級政府人事調整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即除了西藏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外，其他8位升任前均是省委副書記或省政府常務副職，此次都是以代省長（市長）的身份在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並轉正。“這主要是因為黨代會和人代會之間有個時間差。一般在黨代會上，就把省裏的書記定了，但有的書記被調走，省裏的幹部就要調整，省長也不能缺位。但人代會還沒有開，沒有辦法走程序，所以，就會有代省長的任命。這其實是個過渡期。”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戴焰軍這樣解釋。

年富力強，學歷不低

說到此次新上任的省區市政府一把手的特點，汪玉凱用4個字概括——年富力強。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後，省政府領導班子整體幹部年輕化、高學歷化成了大趨勢。連任的福建省長蘇樹林生於1962年3月，現年不滿51周歲，是目前最年輕的省長。此次9名新面孔中，年齡最大的是出生於1953年11月的上海市長楊雄，其次是出生於1954年的魏宏，其他7名都出生於1955年以後，年齡最小的是1960年出生的貴州省長陳敏爾。這位“60後”省長生於浙江諸暨， 1978年通過高考進入紹興師範專科學校（現紹興文理學院）中文專業，畢業後留校，後又進入紹興市委宣傳部工作，30歲時升任紹興縣委副書記。2002年，42歲的陳敏爾出任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2007年任浙江省常務副省長，2012年調往貴州。

隨著新一批省級官員的加入，在當前的省級幹部中，“60後”占了不小的比例。對此，戴焰軍認為：“‘50後’官員多有上山下鄉的經歷，對基層的直觀體驗更深。而‘60後’多是大學以後分到基層，經受過系統的理論培訓，有了一定的知識儲備再到基層去，可能對基層的東西領悟更快、更多。”

新上任的9位省區市政府一把手中，有8位是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其中陝西省長婁勤儉更是工學博士出身。目前在任的31位省級政府一把手中，已有26人擁有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比例再次提升，其中有6人更是擁有博士學位，除婁勤儉外，這些“博士省長”還包括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天津市長黃興國、青海省長駱惠寧、雲南省長李紀恒和安徽省長李斌。李斌也是目前唯一的女省長。

除了高學歷，新一任省區市政府一把手的基層經驗也不遜色，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自一線基層崗位，如浙江省長李強曾是瑞安縣馬嶼區機電排灌站職工，北京市長王安順當過地礦部華北石油地質局第四物探大隊副大隊長等。

汪玉凱強調，新一任省級政府一把手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文科背景的人占大多數。9名新面孔中，大多是經濟學、管理學背景。而31位省級政府一把手中，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人文學科也佔據多數，共計24人，理工科專業背景的為7人。“‘40後’那一撥官員大多都是工程師出身，因為那時我們要搞經濟建設，需要這樣的專業人才。現在格局有了改變，如何更好地執政為民、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了工作的重點。地方領導要有文科背景，特別是政治、法律、管理方面的背景，這樣才能在經濟發展和制度管理上發揮優勢。畢竟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政治活動家和領導人大多數還是出身文科背景，少量出自工科。理工科背景的人雖然有專業技能，但專業性對人的思維也有一定限制；而有文科背景的人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從知識面上來看，都決定他更適合從政。”

“跨省派”與“本地派”

此次省級政府負責人的調整，還顯示出幹部跨省交流的特點。戴焰軍認為，這一現象正越來越普遍。“中國比較大，各省的情況差異也比較大，這樣相互的交流可以更好地借鑒經驗吸取教訓，互相推動發展。”他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自己曾在與王安順的一次交談中聽他聊起過自己的經歷，王安順調侃說，自己是“從西到東從南到北”——王安順早年在甘肅做過省委常委，又當過上海市委副書記，此次擔任北京市長。除王安順外，其他新任8位政府一把手中，還有2名官員曾在兩省以上擔任過省級要職，且地區跨度也都不小：陳敏爾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12年調任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巴音朝魯更是歷任3省區，當過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來調往浙江任省委常委，2010年，他調任中共吉林省委。

有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31位省級政府一把手中，有21名只有一省領導經歷，9名具有兩省領導經歷，只有1位官員具有三省領導經歷。此次換屆後，31位省級政府一把手中，具備多省領導經歷的官員比例大大提高。戴焰軍認為，在不同省市區擔任領導工作的經歷，對於處理好地方工作中的各種問題很有幫助。“像王安順在北京當市長，首都的地位和意義比較特殊，作為市長，需要對全國大局有一定的把握。他既掌握了東部地區的一些好做法和經驗，也很熟悉西部的工作情況，具有全局眼光。”

不過戴焰軍也認為，“跨省派”增多，不代表“本地派”就不受重視。相反，從最基層提拔上來的本地幹部，也是省領導的重要人選。新上任的浙江省長李強和四川省長魏宏都有在本地工作超過30年的經歷。李強曾任浙江瑞安縣莘塍（音同“城”）區團委負責人、共青團瑞安縣委書記，此後在省民政廳工作，後又任中共金華市委常委、永康市委書記、溫州市委書記等職務。魏宏從1982年起擔任四川省永川地區、永川縣人事局幹部，1986年進入四川省委組織部。“他們都是在本省從最基層長期工作上來的。”戴焰軍分析道，“一來對本省的情況吃得非常透，有處理各方面工作的長期經驗積累；另一方面，能在本省這樣一直上來的人，群眾基礎都是很好的，這也利於其開展工作。”

在戴焰軍看來，雖然現在地方領導的任命也會出現“空降”的情況，但這種形式不應視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規律。“這次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由原來本省的常務副省長或其他職務來接任省長的占多數。這種調整的意義在於激勵地方幹部：上面提拔了，下面才有更多發揮作用的空間。此外，提拔地方上的基層幹部也有利於工作本身的連續性。總的來說，這種做法更符合我們目前的幹部隊伍發展要求。”

“怪現象”、新現象

“這次地方兩會選舉，還有一些‘怪現象’。”汪玉凱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過去，各省的省長、書記肯定都是中央委員，但這次選出的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中，李強、洛桑江村、婁勤儉、李小鵬都是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魏宏和楊雄卻既不是中央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都不是。“像魏宏和楊雄這樣的例外，在以往中共對省部級高官的人事佈局安排中確實非常少見。這種情況具體是什麼原因，現在還得不到準確的解釋。”他說。

另一個新的趨勢，是地方政協機關幹部調任黨政要職的情況增多。傳統觀點看來，政協領導多被視為“二線官員”，幹部到了政協，總被認為就是到“終點站”了。但這次北京市長王安順和吉林省長巴音朝魯就是分別從當地政協主席職位上卸任，接任省（市）長的。“對他們的任職是打破傳統和慣例的，使原來這些現象也得到了修正。”汪玉凱說。

出現這種改變的原因，或許與近些年黨對政協工作的逐漸完善有關。早在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就指出，要“逐步加大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之間的幹部交流”，後來多次會議上也提出要重視中央對政協的領導，這次選舉應該是對這些方針的最好體現。“重視以政治協商為要務的政協，也說明中央在選拔省級行政首長時，更希望這些幹部官員多一些執政經驗，政協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除了在民族自治地區任職的政府一把手外，此次選舉還出現了目前唯一一名少數民族省長——吉林省長巴音朝魯，他是蒙古族人。“少數民族擔任自治區外一把手的現象確實比較少。”汪玉凱表示，這說明對省級主要領導的選拔正在朝多元化方向發展。戴焰軍則認為，每次幹部選拔都有少數民族、女性、年齡比例的要求，這是正常現象。巴音朝魯的優勢在於他在寧波當過市委書記。寧波城市開放，經濟發展也走在全國前沿。巴音朝魯擔任吉林省長，可以充分利用和推廣這些來自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經驗。

貫徹中央精神的基礎

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