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沖突後，國際上曾傳言蘇聯將對中國發起核打擊，引發了中國內部的高度緊張。中蘇雙方都為了應付對方的進攻而備戰，但迄今還沒有任何檔案材料証明，雙方任何一方制訂過進攻對方的計劃。

中蘇關系不斷惡化引發珍寶島沖突

中蘇兩國由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而反目成仇，有著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戰略利益相背的兩重原因。

過去幾十年間，眾多相關文章談到了控制與反控制、大國沙文主義與爭取獨立自主、爭當馬列主義正統等矛盾，其實還有一條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大躍進”道路的爭論。

從1960年起，中蘇雙方開始分別攻擊對方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蘇聯採取了撤退專家、中斷援助項目住要是軍事項目)的措施，使理論爭吵演變為國家關系惡化。蘇聯雖一度採取和緩措施，但卻因阿爾巴尼亞問題、新疆伊塔事件、北方四島等問題，中蘇雙方對立加深。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邊防人員相遇時也常發生爭吵、毆鬥。

雙方長期的嚴重政治對立，終於在1969年3月引發了珍寶島武裝沖突。

珍寶島武裝沖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進行的三次戰鬥。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開的檔案中的數字，蘇軍在邊界沖突中死58人，傷94人。中方死傷人員略少於蘇方。

對這－事件的發生，毛澤東之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2日的沖突，他們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有討論，同我們一樣。

毛澤東在3月15日的沖突後便要求，到此為止，不要打了。蘇方也採取了相應措施，這就使邊境沖突得到了控制。

不過，中蘇兩國戰備的火藥味在此後愈來愈濃，還出現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傳言。

中方的兩難處境

珍寶島事件後，蘇軍緊急向遠東增調大量兵力，為此在1969年夏天還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亞鐵路的客運而專供軍用。

此時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美國為首的北約。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過兩國友好期間鋪設的、供中蘇高層直接聯絡的專用電話來找毛澤東或周恩來，想直接商談解決邊境沖突。當時頭腦中充滿極“左”狂熱的中國女接線員拒絕接線並進行辱罵，周恩來得知後認為這不妥，不過根據當時的指導思想仍決定以備忘錄形式答復蘇方:“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在指責中國的同時提議雙方進行談判。與此同時，蘇聯又向中國施加了軍事壓力。據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証實，1969年蘇聯已擁有核彈4萬枚，其中可運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超過1000枚。

而中國於1964年10月才成功進行了“兩彈”結合順子彈頭裝入近程導彈)的試驗，1969年時還不具備遠程導彈攻擊能力，核彈的數量更遠遠不能同蘇聯相比。

從常覿力量對比看，中國雖然有軍隊631萬人，蘇軍只有330萬人，中方武器裝備的水準卻落後一代以上。從國家的經濟實力上，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蘇聯的六分之一，科技水準更遠遠不及。

同蘇聯發生沖突在軍事上對中國十分不利。

珍寶島事件發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廣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後，國內組織1.5億人舉行示威，掀起了－個反修新高潮。“團結起來，准備打仗”的口號又對消除嚴重派性和國內武鬥發揮了一定作用。此時，中國領導人實際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擔心蘇聯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不想同蘇聯談判以緩和“反修”氣氛。

珍寶島事件後的近半年時間，國內“准備打仗”的口號主要還是服務政治需要。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回憶錄中說，在珍寶島事件後的半年內，林彪根本不

過間對蘇戰備，認為不會真正發生戰爭。8月末，中央下達全國戰備指示後，林才開始佈置相應的准備。不過他在軍委小規模的會上仍講:“這個仗八成打不起來，卻要做八成打起來的准備。”

周恩來柯西金機場會談

1969年人秋後，蘇聯的軍事壓力增大，引發了中國的高度緊張。從當時中共中央的反應看，雖然做了最壞准備，主要立足點還是防範蘇軍以常規力量進攻。

9月2日越南領袖胡志明去世後，中蘇兩國都派代表團前往弔唁，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河內時提出，想在歸國時“路過北京”同周恩來會談，以緩和緊張局勢。為了探明蘇聯的底盤，毛澤東也改變了此前不同蘇聯談判的態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機場會客室內舉行了中蘇兩國政府首腦的會晤。

周恩來同柯西金見面後對他仍以“同志”相稱，並表示說:“約5年前，毛澤東同志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刪何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系。”周恩來還指出:“美國開動了自己全部的宣傳機器，妄圖使我們兩國兵戎相見。”他以警告的口吻詢問蘇聯，是否有對中國打仗的意圖。柯西金當即保証說，蘇聯沒有打擊中國的意圖，並帶有一點諷刺意味地說:“無論是蘇共，還是蘇聯政府，從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檔中號召人民打仗，從未在任何地方對人民說，勒緊褲帶准備打仗，相反，卻一直在談論和平。”

在這次機場會談中，兩國政府首腦達成了諒解，不過因中方懷疑蘇方是在進行欺騙，隨後採取了規模更大的戰備行動。

參加過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蘇談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國駐俄羅 斯大使的李鳳林曾研究了當時的歷史資料，他認為:事過多年之後，現在看來，中蘇兩國領導人當時對於戰爭可能性的判斷都是錯誤的。

過度戰備之害不亞子忽視戰備中蘇之間出現緊張軍事對峙後，美國從1969年夏秋起便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緩和對華關系，包括禁止台灣當局對大陸實行軍機偵察、基本取消朝鮮戰爭以來實行的對華禁運、放寬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禁令，並與中國進行外交接觸，明顯是想拉攏中國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對手蘇聯。

毛澤東主要從蘇聯的軍事威脅角度考慮，決定同美國改善關系，不過對當時美方散佈的“幫助”和“保護”中國、防範蘇聯打擊的言論十分反感。

對當年中蘇之間發生的爭吵乃至沖突，中國方面曾有過認真的 總結。“反修”鬥爭時的中聯部負責人、老－代革命家伍修權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顧說:“對於這場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

進入80年代後，蘇聯領導層在改善對華關系時也研究檢討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華政策的錯誤。擔任蘇聯最後一任外交部長的謝瓦爾德納澤曾公開說過:“同中國搞壞了關系，是蘇聯前領導人犯下的最大的戰略錯誤。”他回顧說，蘇聯兩面受敵後，為防範美國花了1萬億盧布，為防範中國花了3000億盧布(注:當時1盧布折合1.1美元)，這幾乎拖垮了蘇聯經濟。

中國對戰爭危機緊迫臨頭的估計，也如同胡喬木所說的是“過火反應”，對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同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1969年以後的多年間，中國以重點防範蘇聯的戰備作為五年計劃的中心項目，國家財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於軍費和與軍隊直接有關的項目，國內經濟建設又偏重於“大小三線”。這不僅大大拖累了經濟發展速度，也為後來的國家建設佈局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如此過度戰備造成的損失，往往不亞於忽視戰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