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委副書記和政府常務副職是主要“候補”

目前，全國31個省級人大、政府、政協依照法律程式，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此次省級人代會共產生9位新任政府一把手。此次地方兩會的一個醒目特徵是，有8位元代省長(市長)在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並轉正。統計發現，這8位新任省長(市長)升任前的任職均是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或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具體來說，省委專職副書記和常務副省長各占一半。

統計其他22個省級政府首腦的履歷發現，有9位由專職副書記任上晉升，5位由政府常務副職任上擢升，剩下8位元的履職模式大致有中央部委“空降”、央企負責人轉任、地方重要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異地平調等4種模式。

也就是說，31個省級政府一把手履任新職前，13位是黨委專職副書記，10位是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其他模式8位元。換言之，在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和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共同構成省級政府首腦最主要的“候補”基礎上，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最終升任者超過了省級政府常務副職，成為省級政府首長的第一“候補”。這凸顯出，黨在人事組織任命上逐漸規範化，地方領導人的更新漸趨制度化。

多省任職經歷更加豐富

新任省長(市長)的一大特點，即多省任職經歷大大加強，富地方經驗。這也是中國政治精英選拔錄用不同於西方的一大優勢:在升任更高崗位前，必須經歷實際工作鍛煉，積累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

進一步統計發現，9拉新任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中，吉林新省長巴音朝魯具有三省任職經歷，北京新市長王安順、貴州新省長陳敏爾均具有兩省(市)任職經歷。其餘6位則具有本省優勢或交叉經歷，例如浙江新任省長李強在家鄉浙江工作30餘年從未離開。統計還發現，相對於2007年十七大時，約2/3的省政府“一把手”(21位)只有一省領導經歷，9位具兩省領導經歷，1位具三省領導經歷，此輪換屆後的3l位省級政府“一把手”多省任職經歷大大提高，地方經驗更加豐富。具體來說，只有一省任職經歷人數下降到15位，具有兩省任職經歷人數增加到11位，而具有三省任職經歷的人數則達到5位。

法治意識、廉政意識強

盤點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的“述職演說”，發現法制、清正廉潔是他們最為強調的內容。四川新任省長魏宏在三分鐘的述職講話中表示:“始終把法制放在心中，把廉政放心中。自覺把權力規範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裏，不講特殊，不搞特權，建清廉政府，做清正幹部。”浙江新任省長李強履職後首次表態:“率先垂範，清正廉潔，以身作則，幹淨辦事。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自覺把權力的運行規範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裏。”

新任省長的“新語”裏，無不透露出“實幹興邦，空談誤國”的執政理念，給外人展現出務實、不空談的印象。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建設”、“人均收入翻番”“美麗中國”等執政課題，新任省長除了是地方政府一把手之外，大多數還是中央委員會成員(四川新省長魏宏、上海新市長楊雄除外)。他們的施政思路、治理風格對中國的未來將產生重大影響。

他們是“50後”“60後”的一代人，年輕，高學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網絡等新媒體的適應力更強。可以說，中國政治生態正在發生著變化。傳統執政思路和陳舊思維開始行不通，現代政治在中國逐漸開啟。這就要求作為地方治理的中堅－－省級政府一把手要逐漸適應現代公共行政。跡象顯示，新任省長們更傾向於，決策時納入更多的民主程序；執行時強調更多的監督；處理社會矛盾時，更願意妥協讓步，而不是－味打壓“扣帽子”。換句話說，相對于剛性治理風格，他們更偏向于柔性治理、彈性治理等現代治理風格。

政協不是仕途“終點站”

31個省份的政協主席已經全部產生，其中有13人為首次當選。新當選的政協主席不同于以往的一個醒目特徵是年齡普遍更年輕。1962年出生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吉林當選北京市政協主席，成為兩名“60後”省級政協主席中的一位。

與政協有關的另一新動向是，政協幹部的對外交流有所加強，地方政協機關幹部調任黨政要職現象增多。這改變了一般認為政協是幹部的“終點站”、很少有幹部交流到黨政機關的傳統看法。這方面的典型引例是，北京市政協原主席王安順、吉林省政協原主席巴音朝魯在此次地方兩會中分別當選為北京市市長、吉林省省長。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對於從政協主席到政府首長這一打破傳統和慣例的幹部官員任職方式，說明瞭中央在選拔省一級政府的行政首長時，更希望這些幹部官員能多一些執政經驗，而以“政治協商”為要務的政協在這方面具有潛力和優勢。

另外，此次地方兩會選舉產生12位新的省級人大常委會主任。除了政治局委員兼任省(市)委書記的省份，以及西藏、新疆自治區外，其餘省份均由黨委一把手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