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幾天，一段拗口的英文——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十八屆三中全會）——不斷出現在英美媒體報道裏，他們稱之為“中國執政黨深化改革的一個關鍵會議”。

北京，11月9日至12日，又到了“三中全會”的時候——儘管本屆三中全會是近20年裏召開日期最晚的一次。

中國有許多會，但某種意義上講，“三中全會”是其中給人印象最深、最受關注的。

“每屆中共中央全會都很重要，通過全會凝聚共識，形成理論，部署戰略和整體佈局。”中共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接受《瞭望》週刊採訪時說，“而歷屆三中全會，則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通過觀察三中全會的‘出手’，可以看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施政的‘高明之處’。”

新中國前僅開過一次三中全會

樸素的會議廳裏，擺著三個更像是課桌的發言台。總書記習近平居中就坐，間或低頭記著筆記，其他與會代表分坐兩邊。這是11月12日《新聞聯播》播出的習近平參加十八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畫面。第一次，人們看到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的現場——作為閉門會議，官方正式公告和新聞中，三中全會的細節相當稀少，只能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推測，人民大會堂和京西賓館是比較常見的兩個會議地點。

“中共中央全會”，全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參加的會議，會期一般3-5天，有權力做出黨最高領導層的調整和重大問題的決策。繼十七屆三中全會後，本屆全會，黨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從1921年7月至今，中國共產黨已召開過18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三中全會”只有11次。新中國成立前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開，內容是批評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

從十一大開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始定期召開，即每5年召開一次，開會日期大多集中於9、10、11三個月，而自199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始，三中全會也制度化為五年召開一次。

“從歷史慣例上說，每屆中共中央的一中全會往往是緊接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後召開，主題是‘人事’，討論選舉中央最高領導層，比如選舉政治局常委，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等。而二中全會，則是在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主要討論的是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中央黨校教授趙黎青說，“三中全會開始，就需要研究改革和發展的重大問題了。”另有報道補充稱：“四中全會：聚焦黨建、執政能力建設；五中全會：討論並審議新的五年規劃；六中全會：注重社會風氣和黨風建設；七中全會：總結經驗並籌備下次大會。”

陳雲拋出“重磅炸彈”

縱觀中共歷史，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往往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而被推上新時期歷史高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帶有某種歷史的偶然。

“原來工作會議的議題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確實不是後來全會公報所說的那些內容。”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會》一文中回憶稱。

根據中央原規劃，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中下旬召開，在此之前，要召開一個工作會議。

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給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其後的三中全會定下的主要議程是經濟問題。但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後，11月11日的第一次小組會議上，中央委員譚震林提出，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

次日，東北組小組會議上，時任中央委員陳雲提出“六顆重磅炸彈”：天安門事件應該予以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的貢獻；要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謂叛徒集團案件；陶鑄一案應移交中組部復查；應復查在“文革”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建議中央對康生進行審查。陳雲強調，不解決“文革”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黨內黨外很不得人心”。

陳雲的發言，打開了一個塵封已久的閘門。聶榮臻、胡耀邦、康克清、萬裏等人紛紛響應，接二連三地發言，提出了各種突破當時禁區的問題，會議由此開始朝著撥亂反正的方向發展。

是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而這一講話，實際上成為三天后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從那時開始，歷屆三中全會及其文件，一步步勾勒出中國改革的筋骨脈絡。每次“交班”年後的三中全會及其文件，都成為推動改革的關鍵節點。

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改革從農村推到城市，首次提出“商品經濟”的概念；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對中國改革的總體性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詳細實施細則；十六屆三中全會，主題上與十年前遙相呼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建立”變成“完善”。而本次全會，主題為“全面深化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被賦予“決定性作用”。

而非“交班”年後召開的十五屆和十七屆三中全會，則把主題緊扣“三農改革”。

總理親任文件起草組長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除十三屆三中全會外，歷屆三中全會均會推出一個綱領性的改革文件——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改革”兩字被提到了59次，為歷屆之最。而十四屆後，這個文件的起草更具規律性。

文件由一個專門的起草組負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主的起草班子負責起草，最初的提綱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審閱。”曾參與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的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回憶道。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簡稱中財辦，是中國經濟決策的最核心部門。一般而言，小組組長由國務院總理兼任，常務副總理擔任副組長。組成人員一般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國家發改委主任、財政部部長、央行行長、國資委主任、證監會主席、保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等財經官員。

基本定型後，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得到修改意見並再次修改後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根據意見修改並形成徵求意見稿後，下發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軍隊各大單位徵求意見。此後根據各方意見的修改稿，還要再次經過常委會的審議修改，才能最終提交大會審議。

1994年的那次，起草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據王夢奎回憶的人員名單，組長是溫家寶（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沒有列入這個名單而參加起草工作的，還有外貿部的年輕人張松濤，是李嵐清同志推薦的。”

參加了那次起草的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徐匡迪說，地方領導參加中央全會重要決定的起草，1994年是第一次。此後，地方官員就常常參加。

從新華社披露的歷次文件起草紀實看，對起草工作的重視程度和起草組組長的級別日益提高。例如，第一次任組長時，溫家寶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而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他已是國務院總理，依然再次擔任起草組組長。

從十四屆開始，全會文件的起草，還會專門召開一些專業人士的座談會，徵求意見。當年10月中旬，先後召開了三個座談會，參加的有黨內老同志、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負責人以及無黨派知名人士、經濟理論界專家學者。

除了上述言論管道，也是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除起草小組外，一些部委、研究機構還會接到上面派下來的研究任務，進行專題調研，為決策提供參考。

這些調研課題，最初全部由各個部委擔綱，例如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調研組即由有關部委牽頭，各組都由一名副部長親自抓，總共有三百多人參加。後來則越來越向學術界開放，一些參與的研究機構也因此被稱為“官方智囊”，民間智庫的氣候也漸漸開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