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屜裏，整齊地擺放著38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建議書。時間跨度從1981年到2013年。

84歲的高尚全記得，中改院的一份改革建議遞交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一天之內就讓總理辦公室主任打來兩個電話，稱“這份意見很重要”。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則做了批示：感謝尚全同志的關心支持，請起草小組酌閱。

30多年裏，中國為政策出臺提供理論依據和策略意見的學者不計其數。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智庫如何為決策者提供支持，往往蒙著一層面紗。

“國家隊”：可直接參與政策制定

今年的“三中全會”是20年來最晚的一次，會議共持續了4天。此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為“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就已受到了市場的輪番解讀。該報告領銜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也被描繪為“中國新經濟藍圖構思者”。因此，市場一度揣測“國研中心”的報告有可能與“三中全會”報告大面積重 合。

一位不願具名的政府高層智囊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三中全會”前夕，陸續有各種各樣的報告出爐，不止“國研中心”一家。其中，一部分通過各種渠道提交到了中央，一部分則作為學術成果在社會上討論研究。

“‘383’因其官方智庫背景，因其在經濟方面較系統，（所以）更受關注，但終歸是眾多報告之一。”上述人士稱，“國研中心”為國家重大決策建言獻策也是分內之事。

毫無疑問，在官方智囊機構中，“國研中心”和中國社科院（以下簡稱“社科院”）是對政策影響最大的機構，甚至直接主導參與政策的制定。

“國研中心”專注財政稅收的研究員倪紅日介紹，中心的課題，有的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交辦的，有的則是與各部委協作。

比如他們參與的“十二五”規劃總體思路研究、“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研究等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交辦的課題，而中國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研究子課題中國碳交易市場機制研究等，則是國家發改委委託的課題。

2013年1月24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組發佈《2012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對來自182個國家的6603家智庫進行評估。在“全球官方智庫排名”中，共有40家智庫榜上有名，中國6家，“國研中心”排第26名。在2012年的榜單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更是位列亞洲智庫第1位。

“參與‘頂層設計’的智囊常常以集體、機構的名義對外發聲，放出的口風更注重改革的內容和具體的細節。”法學博士、學者劉峰在博客中寫道，“智囊團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宣傳研究成果、中央精神；另一方面期待擴大影響、獲得民眾支持，進而又反饋給‘上面’，進一步達到獻計獻策和影響政策的功效。”

“寫幾十萬字很容易，但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說清楚，是很難的。有時候一句話就是一個重要觀點，可能決策就會據此而定。”倪紅日如此談及官方智庫在報告措辭上的重要性。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主任慕海平則在採訪時透露，原則上，每篇決策咨詢報告的字數不超過3000字，其中送閱件的字數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必須講管用的話，不講虛話，講反映自己判斷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慕海平說。

倪紅日透露，以“383”報告為例，它作為國研中心的一個重大課題，大概於兩年前就已啟動，當時很多部門和研究人員都參與其中，最終形成了幾十萬字的成果。

“學院派”：出身陣容亦不俗

10月23日，北京釣魚臺國賓館，22位知名外企高管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期間，習近平微笑著表示，“你們作為世界知名企業家，對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發展有著深刻見解，我願意聽取你們的真知灼見”、“你們的建議是中國政府一個非常重要的靈感來源”。

這群外企高管的身份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海外委員。此前，“學院派”智庫從未如此高調浮出水面。

經媒體報道，該委員會成員級別甚高，由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擔任名譽主席，成員包括61位跨國公司董事長、總裁或CEO；世界知名商學院院長；國內企業家，及國內財經界高級官員。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哈佛大學校董會董事吉姆•佈雷耶、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阿裏巴巴集團執行主席馬雲、中財辦主任劉鶴都是今年加入的“新面孔”。

在過去的14年中，這一“智囊團”頻頻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而見諸報端的公開信息卻少之又少。

2001年，朱鎔基卸任經管學院院長時，曾透露過它的“身世”：“1984年，我受劉達同志邀請來做院長。我本來沒有學過經濟，但對管理特別感興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應承。”由於政務繁忙，經常顧不上學院工作，朱鎔基覺得愧對母校，於是“就把世界上最優秀的管理者邀請來，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希望能對經濟管理研究院的成長有幫助”。

此後，朱鎔基保持每年會見一次顧問委員的習慣。在習近平接見海外委員的當天，朱鎔基也出席了此次活動，與委員們交流了1個半小時。期間，他還幽默地問起：為什麼委員們看著越來越年輕？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笑答：“因為跟清華的學生在一起。”

鮮為人知的是，像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下屬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等“學院派”機構中，也有不少“國家隊”成員，諸如周其仁、樊綱等都是經常出入中南海的經濟學家。

民間論壇：各顯神通遞報告

據統計，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已達2000餘家。

前述智囊人士稱，經過多年的執政探索，中國式決策正在不斷變得科學化和民主化。

據他介紹，一般來說，大決策會同時向多個部門、機構徵求研究咨詢意見，到了真正的起草過程，還會反復權衡，反復徵求。“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相關機構的研究成果上報中央已不是什麼獨家特權。”他稱，現在是一個“全民建言”的時代，成果上報渠道的多元化和官方逐漸開明的態度，註定某一家機構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完全成為政策本身。

2013年2月17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其主題關注的亦是“改革的重點任務和路徑”。

和高校中的“學院派”類似，這一論壇也非政府組織，儘管一些成員擔任了政府職務，且國家信息中心和中國經濟信息網在論壇成立初期給予了助力，該論壇一直是由經濟學者自發組織的交流平臺，成員皆以學者身份參與活動。

劉鶴也是該論壇的學術委員會成員之一。他曾撰文回憶：“1998年6月，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經濟學者之間需要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臺。”

他提起，他和樊綱在木樨地的一家小快餐店裏討論了這個想法，並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決定發起“50人論壇”。此後，該論壇的成果通過《中國經濟50人論壇月報》等渠道上報到相關政策制定和國家管理部門。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概念源自西方“think tank（思想庫）”一詞，原本就帶有獨立於政府的非營利組織色彩。

上世紀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中，一批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開始組建智庫，如林毅夫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樊綱的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等。他們利用各自的渠道，也將一些研究成果上傳到中央或相關部門負責人手中，豐富了有關部門的參考素材。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國金融40人論壇”等今年都向“三中全會”提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10月31日，李克強在北京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對當前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新華社/圖） 民間智庫：公開報告博眼球

高尚全曾見證了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巨大阻力下將“商品經濟”寫入決定；見證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最終採取幾位“智囊”的意見，把“勞動力市場”寫入文件……如今，他更是以個人的研究成果向國家建言——部署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門委託民間機構做課題已屬常態。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在今年早些時候曾表示：“十年前，我們從未接到政府的委託。而今天，我們業務中增長最快的一塊，是來自政府的。”

“政府知道體制內機構的研究範疇有限，特別是容易在客觀性上出問題，”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賀軍表示，“如今的政府部門，尤其是一些中央部門，是很重視民間聲音的。”

中國政府從90年代開始參考民間智庫的報告，而2000年以後的一些突發事件，更是促進了政府“問道於民”的需求。

“安邦咨詢”成立於1993年，從事宏觀經濟與戰略決策研究，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智庫之一。

“9•11”事件後，賀軍和他的同事們第一次接到了來自政府的委託。他回憶，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之前就購買過他們的分析報告，後來看到安邦發佈的“9•11”相關報告後，又進一步委託他們分析襲擊事件後國際市場變化對中國的影響。

有些時候，在後來出臺的政策中，就能夠找到這些民間機構建言的身影。王小魯的身份是中國改革基金會旗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2003年前後，該所曾受糧食部和工商總局委託，進行糧食市場的研究。 07、08年間，交通部又委託他們做過關于中國道路發展的課題。

不過，能像高尚全這樣，把報告直接遞交到中央高層的民間機構還是少之又少，這和機構創始人的背景等均有密切關係。一般來說，民間智庫只能通過公開發表報告的途徑來試圖影響決策。

不要在思想庫上貼標簽

在今年6月底召開的首屆“中國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多位與會專家認為，中國智庫的發展將迎來春天，不過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的智庫仍存在獨立性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