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腐敗是最大難題

十八大以來83名廳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樣本調查

2013年10月28日,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廖少華是十八大後落馬的第12名省部級高官。據最高檢近日披露,2008年至2012年,共有30名省部級官員落馬,年均6名。

如果將統計範圍擴大至廳級官員,十八大後落馬官員的數字頗為驚人。最高檢稱,2013年1至8月份,僅進入司法程序的廳官就達129人。這意味著,每兩天就有一名廳官落馬。

南方週末記者選取被廣泛報道的83名廳級(含副廳)以上官員作為樣本進行分析,試圖探尋他們因何落馬、權力尋租集中在哪些領域等等,以期從中窺見新一輪反腐的時代特徵。

83人中有12名省部級官員,其中中央委員一人,中央候補委員兩人,遍佈25個省級行政區,幾乎囊括了所有行業和尋租領域。他們中既有黨政一把手,也有大型國企老總。

南方週末記者分析發現,這些官員貪腐潛伏期都很長,許多人一邊腐敗一邊提拔。官官、官商同盟的緊密程度比十年前更甚,83人中有三成因窩案引發。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沒有一例是因同級紀委查處而落馬。

多為一把手或二把手

就年齡分佈而言,這群落馬官員身上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83人中有13人年齡不詳,其他70人中,50後、60後官員占八成,算是典型的“共和國一代”。他們大多在改革開放後走上領導崗位,經過層層選拔主政一方,屬於當之無愧的政壇精英。

不少官員在落馬前剛獲重任。廖少華今年1月剛當選貴州省委常委。蔣潔敏,國資委原主任,2012年十八大上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落馬的兩名十八大中央候補委員,分別是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和中石油原副總經理王永春。

另有兩名40後官員退休後“晚節不保”,分別是64歲的四川省原副省長郭永祥,以及只比他小一個月的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臨退已退官員落馬現象在中國政壇並不常見。除了郭梁二人,另有8名50後官員也臨近退休,他們大多在人大、政協工作。

83人中,有32人是所在部門一把手,占四成,另有將近六成是分管一攤的二把手。輿論常常用“土皇帝”來形容這些主政一方的大員,一把手權力之大、監督之難由此可見。

過去十年,中共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力圖破解一把手腐敗的難題。包括審批權下放,推行領導幹部個人事項申報制度等等,但一直被批評治標不治本。從83名廳級以上官員落馬情況看,他們的權力尋租多出現在行政審批、人事安排、政策獎勵、國有資產拍賣等環節。

行政審批過程中的貪腐最為常見。據《東方早報》報道,貴州省黔東南州原副州長洪金洲曾為了一個100億電廠項目,進京拜會國家能源局,進貢局長劉鐵男一百餘萬元。

廣東省國土廳原副廳長呂英明落馬,亦與采沙審批權有關。據廣東檢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2年,時任廣東省水利廳副廳長的呂英明違法為商人盜采河沙提供保護傘,致使國有資產流失8個多億,其受賄所得不低於2000萬。

曾有媒體報道稱,深圳大運會于2007年申辦成功後,多項工程未按期規劃和招標,以致最終賽期臨近,為趕工期,繞過招標程序徑直安排,而身為大運會執行局一把手的梁道行難辭其咎。

在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主政揚州、昆山、南京期間,一家名叫金螳螂的裝飾公司拿下許多重要樓堂館所的裝修工程。據《經濟觀察報》報道,曾有一家公司通過競標拿到了揚州一家政府單位的裝修項目,但因時任揚州市委書記季建業給該單位打了招呼,最終工程項目交給了報價更高的金螳螂。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的權威也難以撼動。83人中有3人被檢察機關證實此前擔任一把手時涉嫌買官賣官。分別是湖南省人大原副主任吳永文、山東省農業廳原副廳長單增德,以及馬鞍山鋼鐵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趙建明。

在地方上,買賣賣官現象或許更為普遍。據《21世紀經濟報道》,包括揭陽市原市委書記陳弘平在內的三名揭陽廳官落馬,均與此有關。“三人都是潮汕地區本土系官員,在當地浸淫多年,已經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

在大拆大建中墮落

梳理可見,83人的貪腐多發生在過去十年間,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十年,也是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十年,而多數高官貪腐的養成,與這十年的大拆大建密切相關。

分稅制背景下,賣地已成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轉讓過程的權力尋租便應運而生。83人中,除了6人來自國土系統,另有8名涉嫌賤賣土地。

公開報道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被揪出,緣于巴彥淖爾市最大房產商的落馬。王曾主政巴市7年,在王的幫助下,該房產商從一個小公司一躍成為龍頭老大。

土地開發中,究竟有多少個環節存在貪腐可能,郭超案或許可資借鑒。檢察機關指控,這位合肥市人大原副主任在擔任合肥高新區管委會主任期間,為他人在減免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出讓、變更土地用途等方面謀利,受賄近600萬。

翻開安徽省黃山市原政法委書記汪建設四百餘次受賄記錄,共計五百多萬的受賄額中有八成來自房產開發、裝修行業,幾乎囊括了黃山市區主要房地產類企業。

放眼過去十年,中國GDP很大程度都靠固定資產投資拉動。除了賣地蓋房,城市化過程中的大工程、大項目也居功至偉。這些動輒投資幾十億的項目在為官員政績加分的同時,也給尋租提供了更大的溫床。

季建業力推的南京雨汙分流工程,廣東省揭陽市原副市長鄭松標操辦的揭陽潮汕機場,均為他們日後的落馬留下禍根。公開報道顯示,廣東紀委基本確認鄭松標在機場建設中謀取巨額私利。頗為諷刺的是,2011年,鄭松標因推進機場建設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據財新網報道,1994年,深圳寶安區政府就先後投入40億建造填海工程,時任寶安區區委書記的梁道行違反深圳市招投標規定,將約3億元的工程指定給一位顏姓商人承包。其後,此人還當上寶安區政協常委、深圳市人大代表。

城市建設過程中的腐敗幾乎涵蓋各個相關系統,尤以交通、水利、能源等相關系統最為普遍。能源需求量的激增,同樣導致礦產、采沙、石油等行業成為腐敗重災區。有輿論指,中石油人事地震,主要是油氣田的大量外包工程為腐敗滋生提供溫床。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涉嫌在鐵礦開採中給予礦產商特殊照顧。

多人邊腐敗邊升遷

大拆大建常常引發外界質疑不斷,可許多人的仕途非但沒有受到波及,某種程度上,大拆大建反而被當成政績,為他們日後的提拔積累政治資本。他們往往一邊腐敗,一邊升遷。

83人中,有三成人的貪腐潛伏期在公開報道中可循,平均潛伏期9.5年。這些人中又有18人屬於邊腐敗邊升官的政壇“不倒翁”,占總人數的兩成多。

山東省農業廳原副廳長單增德最早的貪腐行為可追溯到他擔任萊蕪市委組織部長期間。梁道行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有貪腐記錄。據報道,當時任羅湖區副區長的梁提拔了一位女子擔任羅湖一家區屬公司經理,後此人因貪汙罪獲刑,梁卻毫髮無損。

由於貪腐過程隱蔽,這些汙點一開始並不容易被外界察覺。等到被人質疑時,又因官員大權獨攬、監督失靈,質疑聲很快就淹沒在他們高升途中。

有商人舉報凱裏市原市長洪金洲收錢不辦事,洪警告對方:“在貴州省範圍內,能告倒我的人還沒生出來。”一位下屬寫打油詩“梁不正,道不平,行不端”諷刺梁道行,先是被以誹謗罪調查,隨後梁派人成立專案組對其展開1年的審查,最終免除其職務。

綜合公開報道,83人中,未有因同級紀委調查而落馬的案例。上級紀委的調查大多止于“查無問題”。據報道,1997年,梁道行還是寶安區委書記時,深圳紀委曾對梁道行立案,但後來不但沒有查處,梁反而平安無事地轉做南山區委書記。有舉報人稱,他們發現,舉報揭發梁的材料,有些竟轉到了梁本人手上。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2010年,廣東移動原董事長徐龍還是浙江移動董事長的時候,浙江省紀委就對其展開審查,審計方面也對其展開過五次離任審查,但因所涉事項都不大,後不了了之。

皖西賓館原總經理程明燭對倪發科的舉報始於2004年。皖西賓館是六安市的一家國有賓館,程明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時任六安市委書記倪發科賤賣了國有資產後,他用各種形式,包括實名向省紀委舉報、微博舉報,然而直到倪發科落馬前都沒有收到答復。

一些地方官員已演變成腐敗共同體,若不是外力介入,很難想像中石油窩案、呂英明窩案、揭陽窩案會這麼快被揭發。“不倒翁”存在的另一個主因在於:上頭有人。

中石油副總裁冉新權自2008年接管長慶油田以來,長慶油田員工以匿名、署名方式遞出去的舉報信從未間斷,然而由於“上面有人”,冉新權反而步步高升。

梁道行的上頭,有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的青睞。因梁案落馬的深圳衛計委原主任江捍平能一路提拔,又離不開老領導梁道行關照。

安陽市原市委書記張笑東在安陽工作11年,三任書記先後落馬,作為副手的張笑東卻屹立不倒。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貪腐者往往呈現出“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陰陽臉。監督失靈和上級庇護,令他們在貪腐時肆無忌憚,但在臺面上,他們還要高舉反腐大旗。

吳永文主政湖北政法委期間,曾要求下屬把握守牢底線、不踩紅線、不碰高壓線“三條線”。就在2013年6月,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還要求遵義領導幹部把好思想關、欲望關等廉政關。季建業履新南京市長時曾許下承諾,“不為親朋謀私利,不干涉工程招標”……

有的還會在領會中央精神之餘有所創新。湖南科技學院原黨委書記佘國華號召全院職工“以學修廉”,河南省原農委副主任胡玉成提出要以河南清官焦裕祿為楷模。

不過,在湖南商學院教授王明高看來,每個官員都有兩面性。“輿論不能在位時說他多好,什麼幾十年如一日,下臺後又說他多壞。”王明高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83人中的一個例子是,湖北省知識產權局原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