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6日，正在巴拉圭訪問的馬英九在與隨行媒體餐敘時，就媒體提出的今年是否能親自出席APEC峰會問題表示，“APEC參與者是經濟體領袖”，他“是經濟體領袖，卻要派領袖代表出席，這對臺灣並不公平”。他還表示，雖然目前“條件不夠”，但他“會朝這個方向爭取”。此言一出，輿論譁然，媒體紛紛猜測在APEC峰會上“習馬會”出現的各種可能性。

馬英九為何此時拋出該話題？“習馬會”在不久的未來是否能夠出現？

身份問題如何解決

但是，要實現兩岸最高領導人見面，首當其衝就是要解決身份問題。近期島內的民調顯示，雖然多數民眾贊成“習馬會”，但絕大多數只是支持馬英九用“總統”身份赴大陸。“陸委會”也就“習馬會”議題再度強調，會晤雖然可以不限場合，但必須要在不損害“國家”尊嚴與立場、且必須在有利於臺灣人民福祉以及兩岸關係改善的情況下進行會晤。因此，有臺灣學者說，馬英九的“一中架構”是建立在“否認大陸”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其“對外政策”思維彰顯出來的本質特徵，既是其進行兩岸政治商談的障礙，也給兩岸在“涉外”領域的活動帶來違背“一個中國”框架的風險，留下外力插手的機會和空間。

“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奠基於兩岸的政治妥協，奠基於順應美國的國家利益”。國民黨“立委”、“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這句話，道盡了臺灣當局的生存法則，也直擊其“對外政策”思維的核心要害。正如馬英九所稱，“要讓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得到平等對待，讓全世界知道中華民國是個合法國家”。總體來說，鑒於國際上“一個中國”框架的限制以及不違反美國戰略利益的考量，馬英九的“對外政策”更為靈活務實，以拓寬“活路”、獲取最大的利益為原則，其“對外思維”具有以下三大特徵。

特徵一：“外交訴求”旨在以“治權訴求”達到“主權利益”

在兩岸實力對比臺灣日顯衰落、國際上“一個中國”法理基礎難以撼動的政治現實下，馬英九很務實地將“外交訴求”降低至治權層次。儘管臺灣諸多“邦交國”也不斷表達出想與大陸建交的願望，但由於大陸的拒絕和馬英九的極力拉攏，一段時間以來，臺灣當局始終維持著23個“邦交國”的現狀。兩岸在“涉外”領域呈現出和平發展的特點。

如果說“外交休兵”屬於馬英九“對外政策”中的消極面，即“不與中共在國際上惡鬥”，在積極面上，馬英九採取了不與大陸進行臺灣國際空間問題談判的策略。其目的在於，一方面，馬英九試圖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治權訴求的達成累積臺灣籌碼，謀取“中華民國”更多的“主權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如臺灣學者分析的，寄望大陸更加主動地釋出善意，來回報馬英九主動降級至治權層次的“外交訴求”。

問題是，臺灣欲以“治權訴求”達到“主權利益”，這必將有損國際上“一個中國”框架的認知，大陸能不擔憂嗎？會認同嗎？這應是大陸對馬英九主動拋出的要以“經濟體領袖”身份出席APEC會議的議題進行婉拒的關鍵所在。當然，以“治權訴求”達到“主權利益”，也正是馬英九不願、也不能與大陸進行臺灣國際空間談判的隱私所在，因為一旦談判，臺灣還有可操作的空間嗎？而拖著不談，也使得兩岸在“涉外”領域始終處於難免發生衝突的局面。

特徵二：迎合美國戰略利益

提到臺灣當局的“對外政策”，首先想到的就是“親美”。迎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並在反共、催生大陸民主化的前提下，彰顯臺灣的存在價值，以得到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支持，這是馬英九“親美”的現實政治目的所在。馬英九上任前就明確了重建與美國互信的政策基調，在其執政的五年來，他也始終小心維護著在美國面前“乖乖仔”的形象。特別是對於美國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他認為是加深臺灣與美國關係的最好契機。第二任期開啟後，馬英九派出自己的“分身”金溥聰任駐美代表，全面強化對美經貿、政治、安全關係，其自覺維護美國亞太利益、並希望成為美國“有用的小夥伴”的心態日益鮮明。

馬英九的親美成果和五年來經營的台美互信成果在他本次出訪中南美洲、過境美國時全面展示了出來，這一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馬英九進一步認同台美雙方的“同盟關係”。二是美國對馬英九的完全信任。三是馬英九也非常珍惜並極力維護美國的信任，因此也以低調方式回報這次“較高規格”的過境待遇。而馬英九主動維持低調做法也受到了美國的稱讚。

馬英九執政五年來，從親美政策中得到了不少好處：得到美國的免簽待遇、重啟台美經貿商談、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談判等。馬英九稱，這次出訪中南美洲及過境美國，與美國在安全、經濟方面的協商“絕對是超過了與美斷交以前的程度”。這意味著在馬英九執政時期臺灣當局與美國完全是“利害與共”的關係。也因此完全可以判斷，馬英九過境美國期間向美國明白闡釋了其以“治權訴求”達到“主權利益”的策略，完全消釋了美國對其大陸政策的疑慮，換取了美國完全支持其未來以“經濟體領袖”身份參加APEC會議的目標。

特徵三：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上的投機與平衡

“現在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正處於一種微妙平衡狀態，因為中共要維持兩岸關係，不太敢在我們的邦交國下手，這種平衡狀態對我們國家和人民有利”。馬英九這段話的主旨是，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是一體兩面，兩岸關係緩和可以減少臺灣發展“對外關係”的政治障礙，因此，不僅要“停止與中共在國際上的惡鬥”，更要借兩岸和平契機，打造“對外關係”上的“良性循環”和“微妙平衡”，以謀求最大利益。這是馬英九“活路外交積極面”的體現。因此，在“良性循環”下，兩岸有了“兩岸休兵”，臺灣得到“邦誼穩固”；在“微妙平衡”中有了“中共不敢下手”與臺灣“對外關係”的提升甚至突破。

總之，馬英九雖然在理性上認同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對外關係”，但其堅持的“一中架構”是以排斥大陸為基礎，在實踐上，則以親美為主調，以擁抱美國利益作為獲取自身利益的最佳保證，折射出的是其反共冷戰思維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與“對外政策”的負面影響，其政策的局限性也隨之彰顯出來。

（徐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