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來，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包括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演講在內的多種場合，明確表達了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與習近平會面的意願。考慮到馬英九與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在“關說事件”中交惡，民意低落創新高的背景，不排除他企圖通過加強與大陸的關係挽回頹勢的可能。

馬英九上臺幾年來，內政管治水平實屬一般，民意一直處於較低狀態。雖然經過努力得以第二次連任，但如在第二次任期中沒有突出政績，到換屆時要想實現國民黨繼續執政就難上加難了。為此，馬英九對實現兩岸最高領導人會晤是非常上心的。他極為希望通過實現兩岸關係重大突破，為國民黨留住下一任總統。問題是，兩岸最高領導人會晤不比普通人見面，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真要實現，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門檻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幾條：一是場合，二是身份，三是兩岸關係氣氛。

什麼樣的場合見面才合適？

從海協會和海基會負責人的第一次會談開始，會談地點一直是敏感問題。兩會形式上還只是“民間組織”，而“習馬會”無論如何都是兩岸官方正式會晤，地點、場合絕對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敲定的。

站在臺灣的立場，由於島內對立勢力的牽扯，無論選擇哪個場合，都會引發反對的聲音。此前就曾有過香港的方案，但臺灣領導人認為，香港已經回歸，在香港會晤，臺灣就被“矮化”了。香港不行，在某些兩岸都參加的國際或地區組織會議中“順便”會晤行不行？這樣臺灣既有了“面子”，大家身份平等；又有了“裏子”，拓展了對外交往的空間。在李登輝時代，他在1995年發表“李六條”時，就曾提議趁亞太經合組織（APEC）在日本神戶舉行，與江澤民會晤。即使陳水扁時代，他也有這樣的想法。李登輝與陳水扁的願望最終都沒能實現，原因與當時兩岸關係並非十分融洽有關，更重要的是臺灣方面居心不正，見面是為了坐實兩岸是一種“兩國”關係。

今年8月，馬英九出訪拉美“邦交國”途經美國停留期間，就強烈傳達出想要出席APEC年會的願望。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是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合作論壇，也是亞太地區最高級別的政府間經濟合作機制。1991年11月，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中華臺北和香港以地區經濟體名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於1993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此後每年召開一次，在各成員間輪流舉行，由各成員領導人出席（中國臺北只能派出主管經濟事務的代表出席）。

按慣例，召開成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成員領導人都會互相會晤，如果馬英九與會，估計除了“習馬會”還會有“馬奧會”等等。這當然是非常敏感的事情。試想，連馬英九訪問所謂“邦交國家”過境美國，我們都非常謹慎，怎麼會允許在APEC這麼重要的區域會議上出現“馬奧會”呢？即使馬英九承諾不與奧巴馬見面，APEC這樣的國際場合，很難要求外界都認同“習馬會”只是基於兩岸一種特殊的關係的領導人會晤，而不是像與APEC其他成員的領導人見面，是兩國元首的商談。說到底，安排“習馬會”APEC進行，無疑是不適當的。

以什麼身份見面為好？

其實，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見面，最大的難題在於兩岸如何定位習馬的身份與名義。1993年APEC首次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之前，就已通過北京對臺北出席領導人高峰會成員身份有所限制的備忘錄，以免造成存在“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印象。按照這一共識，臺灣只能派出與APEC有關的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出席部長會議，其“外長”和“副外長”不得參加APEC會議。為了APEC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及各成員的方便，也將不在臺灣舉辦APEC會議。

在APEC中，中國是主權國家身份，而臺灣則是以獨立經濟體的身份加入。雖然這兩者的區別很明顯，也很明確，但如果馬英九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迫於島內政治壓力而堅稱是“中華民國總統”的話，中國如何能接受呢？反過來，每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香港的與會代表——行政長官都主動放低姿態，做好“中國香港”的角色，如果要臺灣與香港一樣放低姿態，馬英九回台後能交待嗎？能在下一輪選舉中不為民進黨所為難嗎？島內的政治氣候決定了馬英九的身份，如果馬英九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其對外身份很難不是“中華民國總統”，而只是“臺灣地區領導人”。

有消息稱，2001年APEC上海年會期間，陳水扁一直在爭取與會，但北京方面卻未循例派遣特使向臺灣遞送邀請函，而是以傳真替代，氣得陳水扁原擬也以傳真回復，並在出席者的表格中親簽“陳水扁”三字。後來，“扁政府”改以卸任臺灣地區副領導人李元簇出席，仍為北京所拒，臺灣遂在當年的上海年會缺席。由陳水扁當年的動作可見，民進黨也期望能在APEC高峰會上有所突破，倘若馬英九亦作同樣努力，並能成功，那將會是臺灣所謂“外交”的巨大突破。

8月19日的第22屆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後，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針對馬英九出席今年APEC會議一事表示，“大陸方面瞭解臺灣當局領導人，希望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長期願望，但實際情況仍應根據APEC長期以來形成的慣例做安排。”結果是，在本屆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依然沒有馬英九的影子。不過，微妙的是，馬英九事後稱，臺灣方面的出席人蕭萬長是以臺灣地區領導人代表的身份與習近平會晤，這在不知不覺當中是否有所改變，值得玩味。

什麼場合什麼身份最合適？

目前不便在APEC進行“習馬會”，不等於在其他場合就不能出現“習馬會”。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回答相關詢問時稱，兩岸領導人互訪的問題，由兩岸關係發展的情況和需要來決定，“雙方可以為此創造條件，包括協商互訪的適當身份問題”。

就氛圍而言，兩岸關係目前正處於歷史最好的機遇期，雙方關係相當和諧，互信基礎也加強很多。今年6月，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訪問大陸前，馬英九就發表了“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的觀點。今年10月10日，馬英九在發表重要演說時，也聲稱：“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四天前，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以我國領袖代表的身分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印度尼西亞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談，陸委會王鬱琦主委也與大陸國台辦的張志軍主任會面，並且互稱官銜。這都是兩岸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共創雙贏’的基礎上所開創出來的成果。當前兩岸應該不斷地透過溝通協商來增加彼此的政治互信；不斷地擴大深化兩岸交流互動來增進人民福祉；同時推動互設兩岸兩會辦事機構來強化為民服務，共同為兩岸合作、振興中華再創新的高峰。”

從民意上說，近期臺灣的一份民調反應，47%的民眾支持“習馬會”，過半數的人認同一中架構。不過，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當局的動作仍是極為小心的。陸委會的表態是，馬英九任內若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應在有助兩岸人民福祉及改善兩岸關係的情況下進行，“絕對不會出現馬主席”，不論何時何地，都應是“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就目前兩岸關係而言，這樣的表態並不奇怪。當地輿論認為，“習馬會”最好的身份就是“習總書記”與“馬主席”，以這樣的身份見面，不排除今後出現“習蔡會”、“習宋會”。陸委會的表態其實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循序漸進、求同存異。具體在領導人見面上，應該採取更靈活、更現實的態度，即“哪壺先開提哪壺”。

當“習總書記”、“馬主席”見面的條件成熟時，何妨以黨對黨的形式見面？

事實上，馬英九也曾表示只要有可行一點的“稱號”，有可成事之意，首先以國民黨與共產黨名義商議會面也是洽當的。一切障礙均可排除，就是只要第一步。而馬英九積極競選党主席也可以看作是為與習近平會晤做鋪墊。當然，等到2016年馬英九的臺灣地區領導人任期結束，但國民黨主席身份仍在，屆時是否會有“習馬會”，當然會有更多想像空間。但那時的見面與在任時的見面，影響就大不一樣了。

（嚴詩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