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真正需要重新審視這個院子的時候，它變得陌生起來。

這是一個省委大院，七棟樓，住著14戶人家，全部是省級領導，有已退休的，有尚在位的。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住個三四百平米的房子，當真算是豪宅了。

兒時，母親為了不讓我有優越感，一直告訴我，“這房子是姥姥、姥爺的，我們自己沒有房子。”日子久了，非但沒有優越感，反倒生出一種寄人籬下的自卑。

小時候，每天清晨，幾個花白頭髮的老人會在院裏健步，彼此碰面了打個招呼，寒暄幾句，關係好的便一起繼續散步。而現在，20多年後，只能很偶然地遇到某一位老爺爺或是奶奶，陪在他們身邊散步的，也換成了保姆或是子女。

老人們的相繼辭世，讓這個院子變得格外冷清。他們的第三代，我們這些曾經在院裏打鬧嬉戲的小屁孩，如今也已離開了大院，甚至離開了這座城市。

簡陋的“豪宅”

院子其實還是那個院子。

厚厚的大鐵門從我記事開始，就一直緊閉著，向外面宣告著這個院子的權威。一側的小鐵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洞。晚上若是碰上陌生人敲門，站崗的警衛會小心地打開小洞，仔細地把來者打量一番，問你找誰，再要求對方去打電話登記。也因此，我的同學、父母的同事和朋友，很多人輕易不願意來串門，會有“被侮辱和被懷疑”的感覺——若干年後，因學業離家的我，同樣被這樣“審問”過。

正對著大門的是服務樓，裏面有水工、木工、電工等工作人員，這個大院的後勤工作全部由他們打理。記得在我小時候，服務樓一個負責人曾經屢次教育我和我的同學不要摘花、不要亂打亂鬧。那個老頭，我至今能記起他的模樣。

進院後往北走，再拐一個彎，是一條長100來米的水泥路，兩旁是些二層小樓。磚砌結構，紅色的樓身，由於修建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因此格外結實。每個小院和路之間，有花壇和圍牆隔開。

自家的院子裏種滿了西紅柿、黃瓜等蔬菜，牆上爬著扁豆角，緊挨著圍牆的是棵香椿樹。每到收穫季節，我要做的就是在姥爺的指揮下，爬到牆頭上摘香椿和豆角。姥爺拿著筐，仰著頭看著我。

現在回想起來，“豪宅”裏面當真簡陋得很：一條二三十米的走廊，連通客廳與廚房，潮濕昏暗；燈泡一般都不帶燈罩，光暈昏黃柔潤；不少傢具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公家配置的，時間久了，也就和人一樣生老病死。椅子稍一動就咯吱作響，抽屜打開就關不上，玻璃板碎了，就用膠布粘接，膠布失效後，一股餿味。

地下室和防空洞上的小山包，是我兒時常去的地方。

地下室一家一個，冬暖夏涼。暑假有同學來的時候，我們會躲到下麵玩過家家——至今，我仍沒能找到一處更好的避暑勝地。地下室裏有個小鐵門，據說整個院子在地下都是通著的。

防空洞基本上都是大門緊閉，門上貼著毛主席語錄，字跡早已變得模糊，帶著歷史的陳舊和滄桑。記得當時開著的防空洞，只有警衛排門前的，裏面擺著檯球和乒乓球台。

警衛排是這個院子裏變化最大的地方。一撥一撥的新兵調過來，新來的人總會想著法地給自己的空間裏添些小情趣。他們自製著小桌子小椅子，把黑板報辦得有聲有色。他們的飯前歌，恐怕也是這個院子裏最嘹亮的聲音了。

母親至今仍會說起我兒時做過的一件壞事：那一次，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我和一個男孩一起犯壞，把警衛叔叔們晾著的鞋盡數扔到了地窖裏。那個地窖，我們從來沒有進去過，只知道很黑很髒，可能有垃圾，甚至糞便。這個沒有技術含量的惡作劇當場被抓獲。聽到消息的母親急了，連拉帶拽地把我和那個男孩叫了出來。夜色下，她打著手電筒，讓我們鑽到地窖裏把鞋一隻一隻地撿上來，然後蹲在菜地邊的水龍頭前挨個刷乾淨……

這就是我兒時所受的教育，現在看來近乎苛刻。

“又誰去世了？”

大部分時候，院裏安靜得像個大村莊，早上能聽見公雞打鳴。由於樹多，總有成群的喜鵲呼啦啦地落在地裏，啄著鐵皮排水管，嘰嘰喳喳個沒完，發出空洞的回聲。

院裏的人際關係總歸有些微妙的。獨門獨戶讓各家之間極少走動，除非是關係很好的人家。之後一些政治上的爭鬥，也增加了彼此間的隔閡，比如個別人連散步都會局限在自己小院裏，不到50米的距離，走來走去，不願出來見人。

很多年之後，這些隔閡隨著他們的離去而消散。

我的姥爺在1997年去世，是我記憶中院裏第二個去世的老人。之後，不少爺爺奶奶們相繼離世。

記得當時我上高中，住校，每週回家一次。

某個週末回家時，看到院子裏停滿了車。進門後，我問母親出了什麼事，她告訴我，一個爺爺去世了。

幾周後的週末再次回家，看到了幾乎同樣的場景——幾十輛車整整齊齊地在院裏縱向排開。一進門，我對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又誰去世了？”

不斷傳來某個爺爺或奶奶辭世的消息，讓大院變得愈發蕭索，放置在院裏的健身器械上，塵土也日漸積厚。

逢年過節，大院門口都會掛上兩個碩大的燈籠，服務樓門前佈置得花團錦簇。路燈上，亦會被掛上一串小紅燈籠。2008年春節，我和母親在院裏散步，夜色濃黑，周遭寂靜，加上那一連串紅燈籠，看上去多少有些詭異。

“等我死了你們再拆吧”

2003年住房改革，家裏人湊了湊錢，把“豪宅”買了下來。按照姥爺的級別，房子面積應為200多平米，超出的100多平米，就按當時的市場價來算。這一年，姥姥也去世了。

2010年前後，我和父母搬出了大院。母親一向不喜歡這個院子，總覺得太過冷清，少了人氣。搬走後，我極少再回去。

前兩年，院子開始拆了。

下發到每家的宣傳材料說，這些住房結構簡陋，配套設施老化陳舊，且容積率低，土地浪費嚴重。此外，由於省級幹部住房不足，需要在原有的土地上建高層。

有的爺爺不願意搬走，“等我死了你們再拆吧”。

於是，院子只拆了一半。大鐵門還在，警衛排也還沒撤。

一年前，我再次回到大院。由於長期無人打掃，傢具上蒙著厚厚的土，院裏的果樹盡數凋零，雜草叢生。旁邊新蓋的高層悲憫地俯瞰著這個院子——它終會消失的，連同那些曾經的輝煌與紛爭。

（方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