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開始以後，我被調到北京部隊的寫作小組。那是中國人“倒過來”走路，以頭腦支撐身子的時代，意識形態的位置至高無上，寫文章是空前吃香的行道。各部隊也都紛紛成立寫作小組，拉起一支人馬，吃了飯專門寫文章。或者歌頌中央的新決定，或者批判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我分在文學藝術這一攤，那就或者評《水滸》批宋江，或者讚頌革命樣板戲，文章是寫了不少。那是典型的遵命寫作，那個時候也沒有明白自家的腦袋還要自家思考，順著上頭精神拼湊文字就是，這一年倒還順利。

“文革”中間，每年元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即所謂“兩報一刊”都要發一個元旦社論，等於總結一年，傳達中央新精神，展望來年，號召為什麼什麼而奮鬥而奮勇前進之類。“兩報一刊”是當時輿論陣地的制高點，它的社論基本上等同於中央文件的細化論述。大部分看不上中央文件的老百姓，就依靠“兩報一刊”社論，猜度又要讓全國人民幹什麼了，因此舉國上下都非常重視。

一、說話就到了當年12月，年底年初我們要寫什麼？大家都在猜測，打聽。不久，我們聽到說，元旦各大報刊要發表毛主席的兩首新詞，毛主席的指示肯定是報刊一個時期的宣傳中心，今年初的宣傳，看來要圍繞這兩首新詞做文章了。

不久寫作組就得到了兩首新詞的複印件。現在辦公自動化，拾破爛的都會把自家的身份證複印了交到派出所。那時的複印機可是稀罕，怕是中央機關才有。聽說這東西文件一過，呼啦啦就會出現一模一樣的另一份，我這個鄉巴佬只覺得神奇的了不得。兩首新詞的複印件很快傳到手上，領導告訴我，雖然不是主席親筆，那上面的字兒可是照著原來手寫的手跡複製下來的，不差一分一毫。還是大機關好，距離中央近，下邊老百姓稀裏糊塗還在東張西望不知道明年又要咋整，我這裏這麼快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真跡，我實在興奮又驕傲。

毛主席的兩首詩詞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前一首裏邊的名句，比如“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很快成為全國一派大好形勢的形象化表達，至今依然有人襲用。“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也很快成為中國人民橫掃一切害人蟲的決心誓言。“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則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戰鬥口號。後一首《鳥兒問答》原詞是這樣：

鯤鵬展翅九萬裏/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因為是毛主席的新詞，我當然要仔細看。“秋月白”的“白”字，被主席劃掉，改成“朗”，“朗”好在哪里呢？我不明白。全篇都是對話，舊體詩詞，如果不加標點，如何判斷哪一句是大鵬，哪一句是“雀”？不過我當然不敢深究。最後一句，原詞是“請君充我枵腹”，即把“雀兒”吃掉。主席劃掉了，改成大家見到的定稿。吃掉“雀兒”，挺符合對話情景，不過還是“試看天地翻覆”有氣勢。主席改的，還有錯？何況人家是改自己的詞。

這幾處改動，從筆跡看，主席用的是鉛筆。從筆劃的行走看，早已沒有了當年的龍飛鳳舞，天馬行空，雄視天下，指點“小小寰球”的氣勢。字形小，筆劃橫豎都不穩當了，橫行不平，下垂不直，看得出運筆之手強烈抖動，把持不住。一個印象：主席已經老邁年高，多病體弱。寫一把字，手也不聽指揮了。不過那個時候也只是一閃念，不敢細想。

這個時候，復刊不久的《詩刊》約我們寫一篇學習毛主席新詞的文章，趕在明年一期刊登主席新詞時配合發表。我們學習哪一篇呢？商量來去，我們感到，《重上井岡山》說的是國內，《鳥兒問答》寫反帝反修，說的是國際。以我們所想，現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該關注國際，強力反對帝修反才是。我們甚至主觀猜度，新年的元旦社論，很可能題目就叫《試看天地翻覆》。

主席這首新詞學習後理解了。兩個鳥兒，一個“鯤鵬展翅九萬裏”，一個“蓬間雀”鼠目寸光。這裏一個象徵“革命力量”，一個象徵“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被革命嚇破了膽。詞中“三家條約”指美英蘇三家簽訂的禁止核試驗條約，我們認為那是核壟斷。“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是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諷刺，一看就明白。最後大鵬怒斥“不須放屁”，革命要席捲，天地要反轉，這都是當年習慣使用的自我膨脹式的豪言壯語。

難就難在這個不須放屁。

中國文學傳統中，有“詞乃豔科”之說，凡作詩填詞，是件極為風雅的事情。屎尿屁一類肮髒之物，大體不入詩詞。魯迅先生就曾經說，畫家可以畫這個那個，總不好畫鼻涕，畫大便。文人墨客偶爾打油一回，不過私下逗趣，登不得大雅之堂。這回卻是偉大領袖的詩詞堂皇地要在國內所有大報大字登上頭版，還要你寫出讚頌文章，這確實有些難為人。

我們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說把反感述轉變成美感述。比如說，從古至今，俗語不能入詩，主席大膽使用俗語入詩，表現了主席一空依傍超越前人的革命首創精神。比如說“不須放屁”屬於痛斥，表現了主席對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切齒痛恨和鄙視。言之不足，故痛之。使用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表達方式，這又表現了革命領袖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通俗易懂，普及提高，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的文藝方向完全一致，主席身體力行等等。看來，只要不顧事實，不顧感受，道理全在人說。寫作組的責任，是把一件毫無道理的事情說得有道理，還要說得理論化。

二、其實這時，最難交差的並不是我們。事後我們得知，歌舞團的日子，比我們難過多了。

主席發表了新詞，詞是要配唱的。除了移植樣板戲，各地歌舞團沒有什麼能審查通過的作品演出。好容易有了主席詩詞，唱歌跳舞的當然躍躍欲試。可是難也難在“不須放屁”。我們寫文章胡攪幾句大話空話還能說得過去，唱歌那是一板一眼要唱那四個字，把放屁唱成樂音，還要拖出跳躍跌宕的旋律，誰也覺得彆扭，這也太難為了。不過逼到絕路上就會出聰明人，不久各地歌舞團一直到中央樂團都有頌歌獻上。據我有限的感知，對付“不須放屁”，大致有以下三種方法：

第一：回避法。只唱《重上井岡山》，不唱《鳥兒問答》。既交代了歌頌主席新詞的政治任務，又回避了難題。大多數基層歌舞團，都是這樣做的。

第二：朗誦法。全詩都用合唱，到“不須放屁”處，音樂停止，一人站出來，類似領唱，但他不唱，一邊揮臂指斥，一邊高聲誦罵：不——須——放——屁！前三字拉長，“屁”要短促有力，噴吐而出，顯示對於修正主義的無比義憤。

第三：抑揚法。這種方法要求比較高，我記得只有中央樂團用過。前兩種無論如何都還在回避，沒有唱出主席的詞句來。小樂團可以推說自己水平低，不敢輕慢主席詩詞，中央樂團當然不行。你是中國水平，你不行誰行？中央樂團只好硬著頭皮知難而上。據我的記憶，中央樂團的演唱，“不須放屁”當然是正兒八經譜了曲。演唱時強調“不須”，在“不須”之後拖長尾音，旋律略為上揚，然後突降，“放屁”低唱，輕唱，短促。全國只有一家中央樂團，能夠正面突破，它也必須正面突破，否則《鳥兒問答》將不能演唱。至於到後來，其他團體還有些小創造，比如混聲交響“不須放屁”之後，再來女聲反復幾次“不須放屁-不須放屁-不須放屁”，顯示鄙視蔑視，那些都是小發明瞭。

無論如何，這一關總算過去了。國人自己難堪了一回，那可是給足了主席的面子。

三、若干年以後再回想這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人們會問，毛主席一首詩詞，為啥給全國人民出了難題？這問題首先在毛主席作為一個詞人，其創作突破了社會認可的寫作倫理。當時不要說中國，即便全世界的寫作傳統，也忌諱不潔之物寫進作品。沒有別的原因，人生之為人，對不潔之物生理厭惡。文學作品描寫此類，絕難產生美感。毛主席自己在訓誡延安作家的講話中，也曾講過高下之分、粗細之分、文野之分。早先在歐洲，教堂禁止放屁。《猶太法典》禁止猶太人在拉屎或者放屁時將屁股對著聖都耶路撒冷方向。“如果某人在讀完念功或禱告詞之前忍不住要放屁的話，那他最好忽略悼念功或禱告時間的限制，而不要帶著不潔之身繼續禱告。”在社交場合放屁，是非常尷尬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法蘭西是一個特好娛樂的民族。一百多年以前，巴黎曾經有過職業放屁人的娛樂表演，他們能夠自控肛門，用放屁模擬各種音調。即便如此，一場世界大戰之後，玩屁的把戲立刻銷聲匿跡，因為在嚴重的戰爭創傷面前，放屁再無滑稽可笑可言。歐洲有說不盡的放屁笑話，然而在多數屁笑話裏，放屁人都是尷尬可笑的角色。這些都說明，略為講究舉止文明，放屁之類髒話當然不好請上大雅之堂。

中外作家中也有寫過放屁拉屎之類“題材”的，不過那些，或者打油，聊博一笑。或者自己私密寫作，或者遊戲製作，並不曾想到拿出來展示。近年公開的吳宓日記中，有好事的讀者就發現了這位名教授的若干首歌詠騾馬排糞的詩作。比如：

已過長衢土轍安，流汗身熱胃腸幹。

漸摶玉液成濃塊，更煉金丹作巨丸。

節節竹環蛇出洞，高高金座珠滿盤。

頻看尾舉連排泄，妙齡食量可驚歎。

稍微接觸過牲口的人都知道，這裏寫的是騾馬拉糞。夠形象也夠噁心也夠可笑。不過人家寫在他的日記裏，本來也沒有打算拿去發表，興會一時呈才使氣，如之奈何？

毛主席的詩詞不同。兩首新詞發表在各大報頭版，那是當時分量最重的新聞，套用“文革”中常用的話，那是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總方針。對於主席詩詞，當然只能做正面闡釋。那時的所有報刊，所有輿論工具，也都只能這樣解讀，否則有違聖意。

或許，毛主席只不過和讀者開了個玩笑？這可是個攪亂江山的玩笑。在“文革”的政治高壓下，全國人民噤若寒蟬，專制使人民變成集體癡呆，沉默寡言滿臉死相是最安全的表情。即便傳個笑話，也還是板起面孔保險。笑已經成為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