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委既希望能促成「習馬會」就不要閃缩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近日在推促「習馬會」的過程中,有點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方面,他利用一切的機會和場合,熱情地為推動實現「習馬會」而「鼓與呼」,堪稱「最佳促銷員」,工作態度令人讚賞,不愧是馬英九的親信及得力助手;另一方面,他在列席國民黨中常會被中常委們詢問到「習馬會和「張王會」的事宜時,他卻又表示他在明年二月訪問大陸進行「張王會」時,不會談到「習馬會」的問題。

這就有漏洞了,而且與他推促「習馬會」的積極態度相比,顯然也是失職至少是怠職行為。因為既然王郁琦老是強調,馬英九訪問大陸的身份應是「總統」而不是執政黨的主席,而他本人作為按照台灣地區政治體制,是屬於由馬英九直接統轄的行政事務機關的主管,但在有極為難得的機會與對岸的對口主管見面並進行商談時,卻是放棄自己的職能和責任,不去為自己的「大老闆」爭取利益,難度是將此職能和責任讓渡給國民黨的相關職務主管,而在客觀上形成兩岸執政黨主席會晤的定位乎?這豈非是與自己對「習馬會」定位的堅持相悖?何況,在目前習近平與馬英九兩人的政治氣勢正處於彼強此弱,及北京對以在何場合、何身份進行「習馬會」仍然有所顧忌的情況下,王郁琦在張志軍的面前,自己不正式提出這個訴求,難度要張志軍反過來主動提出乎?

另外,按照古今中外的經驗和慣例,實現「習馬會」不可能一下子就達成,而必須在此之前有較低一級的雙方幕僚技術會議進行籌備操作,而「張王會」就是為「習馬會」進行技術安排的適當位階及方式。實際上,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實現「東西方突破」訪問中國,事先就做足了功夫,包括先由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決定由中國邀請尼克松訪華,後是美基辛格或其副手黑格率領「先遣團」多次前往北京,商談及進行行程安排及「聯合公報」草擬的技術幕僚工作。退一步來說,即使是北京不願以國際外交慣例接待馬英九,而馬英九本人也明確兩岸不是國際關係,不能照搬外事模式,那麼,二零零五年的「胡連會」,也是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訪問大陸時,接到通知前赴北京與中台辦主任陳雲林會面,而敲定了中共中央邀請連戰主席訪問大陸,後來就由國民黨派出林豐正、張榮恭等黨職人員「打前站」,前往北京為連戰主席訪問大陸的行程安排及「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擬撰,進行了系列的籌備工作。

江丙坤當年訪問大陸時,事前並沒有任何連戰訪問大陸及進行「胡連會」的計劃;是他到了大陸之後,臨時接到邀請,增加了北京的行程,並由賈慶林在會見他時發出歡迎連戰主席訪問大陸的邀請的。而江丙坤當即將此消息報告人正在日本的連戰,連戰也一口乘允,當日江丙坤與陳雲林的會晤,就成了為連戰訪問大陸進行初步安排設想的工作會議。因此,說不准在「張王會」時,張志軍也將會以當年的模式,當面向王郁琦宣布歡迎馬英九訪問大陸的邀請,並就行程安排及文件草擬等系列事宜進行初步討論。因此,王郁琦的「張王會」不談「習馬會」之說,可能是說得早了,沒有為自己留下適當的迴旋餘地,屆時將會使自己陷於被動。

實際上, 既然王郁琦這麼熱衷推促「習馬會」,並把促成「習馬會」當作是他出任「陸委會」的一項重大政績,沒有理由竟會把「醜話」說在前頭,堵住北京的口。畢竟,套句經濟學上的的術語,在「習馬會」的議題上,現在的「賣方市場」亦即主動權掌握在北京的手中,而不是屬於台北。馬英九比習近平更為迫切,因為習近平沒有必須借助「習馬會」來增加自己政績的需要,以後與台灣地區領導人會面的機會多的是,不一定非馬英九不可;而馬英九的任期所餘無幾,而且在民調低迷之下,要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就只剩下這麼一個議題。既然如此,王郁琦又何必瑟瑟縮縮,只能是徒讓北京認為台北方面扭扭擰擰,沒有誠意。

而且,台灣方面既然是有進行「習馬會」的願景,就更應提前做好各種幕僚工作,準備好各項備案,包括對行程安排的設想及文案。否則,在真的舉行「習馬會」時,北京方面提出一系列文案,自己毫無準備,就顯得被動。

實際上,美國《世界日報》日前就報導說,大陸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已指示國台辦研究局著手研議未來在「習馬會」期間發表共同宣言(或共同聲明)的議題可能性與有關具體內容,包括「一中框架」等原則問題如何陳述,重要條項如何取捨配置等,以做為與台灣「陸委會」溝通時的「對案」。

盡管不知道這一消息的真偽,但卻較為符合北京的一貫行事方法,就是在談判前做好充足準備,包括及早擬好文本草案。王郁琦應向林豐正、張榮恭等人了解,有一個心理上及實務上的準備。

在實務上,《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的草擬,就是典例。由於在談判過程中,由於中方主動,對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早有定見,因而早就準備好了協議文本的初稿,其實就是將鄧小平有關收回港澳,實行「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具體細化;而英方和葡方對協議文本的準備則顯得較為被動。因此,兩份聯合聲明及其附件都是由中方定下原則問題並擬定具體內容,英方或葡方則對文本提出修改及補充意見,但得出的結果是中英/中葡雙方的共同合作的立場。實際上,由於葡方事前毫無準備,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任由中方起草文件尤其是其附件一。當時中方是照抄《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一,列明立法會通過循序漸進最終實現全面普選的,但葡方看到中方提交的文本後表示異議,認為澳門在葡國管治時的立法會議員就不是全部由選舉產生,有部分議員是由澳督委任,這個傳統在回歸後必須保留;而在移交澳門後,在澳門的葡裔居民只有一萬多人,華裔居民則有四十萬多萬人,葡裔居民無法在直選中獲得議席,因而更主張保留委任議員。中方接受了這一意見,改為「立法會議員多數由選舉產生」。後來基本法也按此原則撰寫,因而澳門沒有「雙普選」這麼一回事。

因此,王郁琦還應對「習馬會」有一個實務上的準備,及早草擬自己的文本方案,使得台灣地區及其民眾的利益訴求,盡可能在相關文本中得到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