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對岸一度被誇示宣揚的“剿匪功勳”，在大陸卻是長期湮沒無聞，當事人的恩怨纏結，也因背負著“失敗”之名而鮮有善終。直到去年底“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落成，使得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國共兩黨對峙的局面下，共產黨人在台潛伏活動的歷史，浮出冰山一角。

北京西山紀念碑的銘文印證：“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這是國共雙方綿延三十年的角力過程中，鮮有的中共在“隱蔽的戰線”上遭遇的沉痛挫敗，也陰差陽錯地開啟了島內的一段“慘史”。

此次由總政治部聯絡處籌措的工程，也是大陸官方首次敞露這一湮滅了六十多年的往事。這段歷史，此前長期在民間滋養著豐澹的想像，被看作是諜戰片《潛伏》的臺灣後續版，好奇者甚至一意要從紀念廣場“吳石”塑像裏認出《潛伏》男主角余則成的輪廓。只是，其結局情狀之慘痛比戲劇化的《潛伏》有過之無不及。

潛伏臺灣為何失敗告終？個別成員的“變節”，是否是1950年代中共在島內工作陷於癱瘓的主因？我們記者走訪了當事者以及研究部門，試圖厘清這段說不清、理還亂的歷史。

八十八歲的陳炳基回台探親，執意拉著老伴到馬場町走一走。當地人提到“馬場町”三字難免蹙眉：那裏風水不好。

“1949年，要不是組織下令我們撤離，我十有八九就要在這塊地方‘紮根’了。”老先生頓了頓手中的拐杖，突然狠勁地敲打地面。

此地如今已修成一條沿江步道，鉛灰色的淡水支流新店溪繞行過臺北城南。一處七八米高、坑徑十多米的墳丘荒草蕪生，突兀在暮色四合的城市夜景中。昔日這裏曾是國民黨政府用來處決政治犯的著名刑場，塚邊立於2000年的“馬場町紀念公園”碑文，模糊地提到“追悼千萬個在臺灣犧牲的英魂”。

老先生肅立江邊，聲音裏掩不住顫抖：“當時從監所的視窗可以望到這裏，一大片無人的江灘，除了驚鳥怪叫就是槍聲，我每天在裏面記數，一個月不到，就聽見了五十幾響……”

臺灣“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叢編》載，1948年10月“偵破之匪外圍組織愛國青年會（新民主同志會）陳炳基一案，所獲得之線索，運用關係深入偵查……擴大破案”。此案勾連出的《光明報》案，成為日後在台共產黨組織“相因相循，被完全摧毀”（據《中央日報》1950年5月4日報道）的序幕。

這起在海峽對岸一度被誇示宣揚的“剿匪功勳”，在大陸卻是長期湮沒無聞，當事人的恩怨纏結，也因背負著“失敗”之名而鮮有善終。直到去年底“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落成，使得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國共兩黨對峙的局面下，共產黨人在台潛伏活動的歷史，浮出冰山一角。

“隱蔽戰線”的挫敗

在臺灣已世居七代的陳炳基家，祖上從福建晉江移民島上，到了他父親這一輩，已在臺北市裏開出一家“瑞發”布號，過上了殷實的生活。家裏人怎麼也想不到，在法商學院（後改制為台大法律系）讀書的長子陳炳基，1949年的一別之後，竟有近半個世紀未曾踏上故土。

1949年臺灣“四六”事件（1949年4月6日，當天共有100多名學生遭逮捕入獄，其中有7名學生被捕後槍決，此事件後部分學生紛紛出走中國大陸，一般被認為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後，“陳炳基”的名字即上了法院的通緝名單，他的身影從此在親友面前消失；而名單上另外幾個名字，再見到時，竟大多化為在墓碑上的銘文。

當年以學生領袖身份在台被吸收入共產黨的陳炳基，在“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前後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委員會籌委之名秘密發動師友、參與臺北的武裝鬥爭，事敗後成員多遭逮捕。“最慘的是那些加入‘忠義服務隊’在臺北維持治安的學生，一周之內就被當局集體屠殺了。”陳炳基說。

若非4月10日得了“組織”上提供的一張基隆到上海的三等船票，他自知也將和大多滯留島內同仁一樣，難於倖免。

此後，臺灣國民政府頒佈了《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賦予國民黨情治系統以加大對涉共嫌疑者的搜捕和打擊的藉口，眾多僅左翼傾向的學生、知識分子也牽涉其中，致使1950年代島內相繼有9萬人被捕，４千餘人遭處決，釀成了一個整肅擴大化的“白色恐怖”時期。

這是國共雙方綿延三十年的角力過程中，鮮有的中共在“隱蔽的戰線”上遭遇的沉痛挫敗，也陰差陽錯地開啟了島內的一段“慘史”。 北京西山紀念碑的銘文可資印證：“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

此次由總政治部聯絡處籌措的工程，也是大陸官方首次敞露這一湮滅了六十多年的往事；這段說不清、理還亂的歷史，此前長期在民間滋養著豐澹的想像，甚至一度熱播的諜戰劇《潛伏》也被視為以“對台工作特工”為創作原型。

在公開的歷史記述中，能找到毛澤東在1949年7月發表的講話，“我們必須準備攻佔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足見對台潛伏工作，曾被賦予極高的戰略地位。而直到1950年5月，美中央情報局還曾對國民政府重申，“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奪取臺灣”。

此後朝鮮戰場形勢的突變，扭轉了歷史的走向。部署在沿海的解放軍三野三十七萬大軍掉頭往中朝邊境進發；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1950年初，潛伏在台準備“接應解放軍攻佔臺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島內遭毀滅性打擊。

面目模糊

初春的北京西山，風勁草長，援山而建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掩映在松柏叢中，突入眼簾的是四尊人像雕塑，他們被一一辨認為“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為原型的英雄塑像”。帶著好奇神色的瞻仰者，甚至一意要從“吳石”塑像裏認出《潛伏》男主角余則成的輪廓。

此次鐫刻在西山紀念碑上的846個名字，經《南都週刊》記者核實，有189個與臺灣六張犁公墓（1993年在臺北市郊被發現，亂葬有大量白色恐怖時期被處決者的骨灰）的遇難者名單重合。其中不乏如“二二八”前後著名的“基隆中學案”中涉案的台籍共產黨員鐘浩東等人，他們於1946年“省工委”在台建立後方加入組織，嚴格說來，並非碑銘上所指稱的“大陸派遣幹部”。

因為組織工作需要，地下工作者生前大多幾經改名易姓，且生前極少留下影像資料。據臺灣歷史作家藍博洲考證，比如當時的臺灣共產黨武裝部長張志忠就曾用過“張梗”、“老吳”等多個名字，而他抗戰期間在冀南從事“敵工工作”又曾化名“張光熙”。這也給二十年前，臺灣開始清點“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名單時，造成了很大困惑。

有些僅是同情共產黨人的左傾學生和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的整肅擴大化時期也遭冤案槍決，在臺灣被列入遇難者名單，並銘刻於綠島紀念碑，也不乏被一併收入北京西山紀念碑的烈士銘文。

半個多世紀後，像陳炳基這樣的當事人也很難對於當年繁複的組織架構，給予清晰的複盤。他涉事其中的“愛國青年會”一案，另兩人林如堉、李薰山的被捕緣由，也只能停留於渺遠的猜測，“當時正是組織在台疾速發展的時期，可能是一名劉姓印刷工人經手的‘黨章’，把我們的秘密洩露給了軍統特務。”

時至今日，當年島內革命形勢的瞬息起落和整個組織連遭破獲，仍被歸結為個別叛徒的“變節”。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就曾發文稱，“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形跡過於暴露之外……蔡孝乾叛變導致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

“蔡孝乾”這個名字因而也成為恥辱的記號，被排除在西山紀念碑的追認之外。這位當時在島內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早在1920年代初期即在上海組織了臺灣青年的共產主義性質小組，直到1946年奉派回台前，他屢任江西蘇維埃政權中央委員、八路軍敵工部部長等職，曾是黨內地位最高的台籍幹部。

據臺灣“國安局”解密文件，蔡孝乾在1947年初、1948年6月和1949年4月三次向中共中央報告，島內的共產黨組織已從最初的70餘人發展壯大至400人、1300人。而隨著1950年代初形勢的風雲突變，台共及親共者向國民黨當局自首人數，分別達到了570人與629人（據臺灣“保安司令部” 1951年3月及“國防部”總政治部1952年1月的兩次報告）。

個別成員的“變節”，是否是1950年代中共在島內工作陷於癱瘓的主因？民間書寫“二二八”歷史第一人、持中共同路人立場的藍博洲即稱，“把地下黨的失敗推諉給一個人，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 而台共創始人謝雪紅的研究者、擔任過民進黨宣傳部長的陳芳明則認為，“此舉過分簡化了中共在島內發展受阻的障礙”。

早在1946年蔡孝乾被派遣回台領導共產黨組織之前，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即已在中共、日共的交互影響下斷斷續續存在了近二十年，用老台共蘇新的話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主義在臺灣的出現“是個怪物”，“說它是日共的一個支部，不像；說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不像；說它是中共的一部分，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

待到1940年代後期，國共在大陸的勝負形勢已然見出分曉之時，陸續復蘇和潛伏入台活動的共產黨人又受困於老台共的歷史或對此的無知，尚處農業化社會的大陸革命經驗難以直接套用於日據時期已進入工業化的臺灣社會。在臺灣“保密局”檔案中載定：台共與中央組織缺乏直接聯繫、與華東局聯繫亦時斷時續……在工農群眾中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後半輩子在大陸度過的陳炳基，每年回鄉探親，都習慣於居住在臺北郊外的內湖，那裏他曾度過了“二二八”以後在山間躲藏的日子。如今不見故人音容，只落得他孤身獨吊山影，他那斂藏在墨鏡後的眼裏，是遲遲不見光的悠久心緒，“只有到兩岸都能充分公佈這部分歷史真相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