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在「APEC」進行雙層溝通或僅止於形式

蕭萬長將於即將率領中華台北代表團赴北京出席第二十二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按從二零零八年起建立的慣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與蕭萬長進行會晤。而前期赴京出席「APEC」級部長會議的「經濟部長」杜紫軍和「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還有作為蕭萬長的兩岸事務顧問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則將會以蕭萬長的顧問的身份,陪同並參與「習蕭會」。但在隨後,王郁琦還將會利用這難得的機會,留在北京作短暫停留,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及與大陸智庫學者座談,還將會與台灣在北京的駐點記者餐敘,及與在大陸就讀的台灣學生共進早餐,了解當地求學及生活情形。

對此安排,馬英九的摯友、曾任「國安會」秘書長,現任「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的蘇起昨日表示,維繫兩岸關係需要密切溝通,「APEC」上「蕭習會」、「王張會」將展開兩層次溝通,有望讓近來有些波折的兩岸關係回到和平發展局面。

說是「雙層次」兩岸溝通,在形式上說確是如此,而且倘在二零一六年的台灣領導人大選中,仍是由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國民黨候選人勝出的話,在「APEC」場合進行這樣的「雙層次」兩岸溝通,還將繼續下去。但在談話內容上,可能不會涉及兩岸關係的具體及實質性的事務。其中,「習蕭會」應是說些客套話的機會較多;而「張王會」或可能會談到一些實質性的內容,但也將不會很具體及深入。畢竟,「APEC」是屬於國際場合,在兩岸進入政治對話階段之前,要在類似「APEC」的國際場合進行具有實質內容的兩岸溝通,還存在著一定的難度。

實際上,在二零零八年之前的「AOEC」場合上,是沒有這樣的「雙層次」兩岸溝通的。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中國經濟體領導人,包括江澤民和胡錦濤,從來未有藉此機會單獨會晤「中華台北」出席該會議的領導人代表。一方面,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進展態勢,還達不到可以進行大陸領導人與台灣領導人代表會晤的層級;另一方面,中華台北出席會議的領導人代表,也是位階較低,只不過是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與大陸出席該會議的是國家經濟體領導人,並非屬於同一層次。

但二零零八年馬英九當選並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並在宣布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兩岸恢復會談及實現兩岸直接通航之後,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領導人代表的位階,則在北京的默許和默契下,晉升到「前副總統」級,並先後由連戰、蕭萬長執行;另外,也由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良好,因而才有中國經濟體領導人與中華台北經濟體的領導人代表會晤的安排,先是胡錦濤與連戰,去年起是習近平與蕭萬長。

由於「APEC」是國際組織,而除了今年及二零零一年之外,「AE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在其他國家召開,更是屬於國際場合,因而這就決定及制約了這個會面只能是客套式的,不會談及具體的實質內容,亦即不是談判協商性質的工作會議。當然,有時台灣領導人代表提出的涉及兩岸事務的要求,大陸領導人也予以接納,並答允將之帶回交由相關部門處理。

因此,透過「習蕭會」的溝通,將能消弭近來有些波折的兩岸關係,並回到和平發展局面的希冀,應收可以實現的,並估計習近平將會重申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拖再拖,及針對本次「APEC」峰會的區域合作主題,表達願意幫助台灣地區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意願。但就將不會談及一些較為具體及實質性的議題及其內。

尤其是今次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部長級會議,是十三年後又一次輪到中國經濟體主辦,機會極為難得及珍貴;而在這十三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及在亞太區域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速上升,而習近平也在國內外事務上展現了其強勢的領導。因此,習近平必然會充分運用再次在中國舉辦的「APEC」峰會這極為難得的機會,進行國際多邊或雙邊外交活動,進一步提高中國在亞太區域的領導地位,將分別與奧巴馬、普京等重要領導人會晤,要談的內容很多,可能要再次慨嘆「時間都到哪兒去了」。在此情況下,也就難以分出更多的精力去與蕭萬長談論兩岸事務的議題。

至於「張王會」,則由於層次比「習蕭會」要低,及張志軍本人在「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部長會議中「沒有角色」,只不過是因為從二零零八年開始,中國經濟體領導人與中國台北經濟體領導人的代表會在「APEC」峰會的場合進行會晤,此前的國台辦主任王毅及其繼任者張志軍,才以中國經濟體領導人的兩岸事務幕僚的身份作為顧問而加入,從而有了「有角色」。至於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更是從去年開始,才作為中華台北領導人代表的兩岸事務顧問,參與「習蕭會」,並與張志軍有了碰面並握手的機會,但去年卻沒有單獨的會晤。在今年兩人進行了互訪並進行了「張王會」之後,今次也將會有「張王會」。但倘國民黨的候選人在二零一六年的大選中失利,這個制度性的會晤就將會「拜拜」。

必須強調的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名正言順的國際組織的活動,因而才有中華台北經濟體的領導人不能出席,只能派出其代表出席,而且台灣也不能舉辦該會議的「西雅圖模式」;同樣道理,按照一九九一年韓國「備忘錄」的精神,中華台北「外交部」的正副部長不能出席「APEC」的雙部長會議,台灣地區也不能舉辦雙部長會議。

因此,日前馬英九會見蕭萬長,及其後的記者會上,都有「外交部」次長史亞平的身影,這契合「APEC」是國際組織的性質,及台灣地區出席該會議的安排由「外交部」操辦的作業慣例。但有台灣媒體卻報導,史亞平也將出席北京「APEC」,則可能是誤報。不過,在「外交部」正副部長不能出席雙部長會議之下,其所遺下的「空缺」,今年將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填補,而且據說還將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對話。倘此信息屬實,就將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一是北京實事求是地看待「國家」二字,理解這是主管內部建設事務的機構,與大陸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相對應,並非是主管對外事務的機構;二是由外交部長出面接待,除了是對應於「APEC」又稱為「雙部長會議」的部長級會議中,一個部長是外交部長之外,也將打破過去北京為了凸顯一個中國原則,外交系統的高級官員不宜與台灣方面的官員會面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