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吧，”在莫斯科國際《紀念》協會簡陋的會議室裏，談興正濃的羅津斯基教授說，“當年濱海邊疆區有個官迷心竅的傢夥—叫什麼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為了往上爬，昧著良心把兩千多名中國人打成日本間諜。間諜罪就是死罪。名單上報後，莫斯科甚感滿意，便電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獎。孰料，一聽說讓他去莫斯科，這傢夥反被嚇破了膽，多年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去莫斯科是條不歸路，不去也在劫難逃。他當然知道，幹了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莫斯科豈能留下活口？為了活命，只有一條路可走—跑。於是，他提著箱子，裝著遠東防禦圖，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當了顧問。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殺掉滅口了。這應了那句老話：惡有惡報。”

阿爾謝尼鮑裏索維奇羅津斯基是“紀念”協會的創始人和現任理事會主席。這天，他為中國客人介紹蘇聯遠東地區中國人遭受政治迫害的情況。話題有些沉重。

筆者很想知道這位官迷心竅的迫害狂到底是誰，遂請羅津斯基的同事為我提供一些文字資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羅津斯基說的那個人我沒有查到。但類似的人至少找到了兩個：一個是1937年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區局局長的季明特曼，另一個是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局三處（亦稱中國處）處長的邊防軍上尉約瑟夫利霍德澤耶夫斯基，是他們兩人領導了那年秋天濱海邊疆區鎮壓中國人的“中國行動”。

在1937年12月29日夜、1938年2月22日和3月29日夜的三次行動中，分別有853名、2005名和3082名中國人被抓捕，計為5940人。抓人總得有個罪名。但嚴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個口供，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俄語，更不知道為何被捕，因何受刑。下屬無奈，遂問計約瑟夫處長。處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口就給所有被捕的中國人定了個“間諜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讓活著的5840人都承認罪名仍是個難題。還是這位處座智商過人，先靠刑訊逼供迫使一個懂點俄語的人招認自己是“日本間諜”，再讓這個人代替其他中國人集體“招認”。於是乎先開列了一個750人的“間諜”名單，上報給哈巴羅夫斯克的“三人小組”注1。“三堂會審”的結論是一律槍決（奧格涅夫斯基.：符拉迪沃斯托克《每日新聞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殺人不眨眼的利霍德澤耶夫斯基也於1938年被捕，1940年被槍決。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審查中，太平洋艦隊軍事檢察官仍然堅持拒絕為之平反的結論。可見，天理不容！

類似的情況在西西伯利亞北部也發生過。一本名為《檢察官之死》的書中披露，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間進入蘇聯的全部男性中國人和朝鮮人統統被逮捕，他們都是切爾諾格爾斯克煤礦的工人，總數達700人。許多人不懂俄語，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內務人民委員部就誘迫他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訴狀上按個手印，就算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了，說是預謀在日本進攻蘇聯時推翻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死刑。

看了“紀念”協會提供的資料，夜不能寐。原來，在被捲入蘇維埃政治絞肉機裏的3000萬蘇聯人中，除俄羅斯人，還有10個少數民族的250萬人，其中旅蘇中國人是受害“重災區”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中國人，我們的同胞。他們被抓捕和屠殺僅僅因為民族屬性，僅僅因為蘇聯當局認為他們是蘇維埃政權“潛在的不忠誠分子”。

對蘇聯歷史多少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無論在“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日子裏，在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的戰場上，還是在戰後重建時期的建築工地上、礦場上和集體農莊的田野裏，都有中國人的身影。許多人只知道列寧的護衛隊是由拉脫維亞水兵組成的，卻不知道在這個200人的護衛隊裏有70名中國戰士。“他們忠誠可靠，吃苦耐勞，毫不妥協，紀律嚴明，不偷不搶。”

在國內戰爭期間，蘇維埃政權懷疑中國人是“潛在的反蘇分子”，而白軍認為中國人是蘇維埃政權的“天然支持者”，所以中國人兩面受害。例如，1918年10月，斯科羅帕德斯克政府下令逮捕所有被懷疑與布爾什維克有聯繫的中國人。在基輔兩周內就逮捕了80名中國人。類似情況還發生在普裏德涅斯特維耶。白軍迫害的結果是，500多名中國人參加了亞基爾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領導的紅軍。

據《中國軍團—參與1917-1921年烏克蘭革命事件的中國人》一書記載：參加蘇聯紅軍的外國人總共超過30萬，其中中國人位居第二，達6萬，而這其中2.1萬人在烏克蘭作戰。1919年10月1日-15日第46步兵師狙擊隊組建了中國連，“戰鬥情緒高漲，組織紀律嚴明，指揮員素質好”。

許多中國人犧牲在衛國戰爭的戰場上，許多中國人為保衛蘇維埃國家立下不朽的功勳。例如，1942年為了給德國佔領者製造困難，頓巴斯礦工-（尚震）隻身炸毀18座礦井並帶領家人沖出包圍圈安全撤離。1946年戰後重建時被授予“頓巴斯煤礦重建”獎章和列寧勳章。在克拉斯諾頓，共產黨員-（傅順-伊萬安德烈耶維奇）因在德寇佔領期間為保護和轉移國家重要資產於1947年榮獲列寧勳章。

當然，蘇聯人民沒有忘記他們，正如莫斯科紅場無名烈士墓的座右銘那樣：“沒有人被忘記，沒有什麼被忘記。”

在烏克蘭盧甘斯克的“革命烈士墓”石碑上有5個當地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劉發、劉沙、王沙浴、李浩有、米沙祁。關於他們的英雄事蹟，有這樣一段記載：中國營（450人）攻入村莊後，在激戰中被包圍和俘虜……三天后紅軍再次佔領該村，發現所有被俘中國官兵都被槍殺。他們的屍體被掛在電線杆和樹枝上，留下嚴刑拷打的血跡。許多人被開膛破肚，挖掉雙眼，割掉舌頭。犧牲的中國士兵超過200人，包括營長武二虎這不是他的真名實姓，但他是以這個名字於1917年末在基輔省參加紅軍的。

盧甘斯克鎮上還有一塊寫著“向在國內戰爭中犧牲的烈士致敬”的紀念碑，那裏也埋葬著中國人（人數不詳）。

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鮮血和汗水並未能使數以十萬計的旅蘇中國人免遭嚴酷的政治迫害。從上世紀20年代起，持續整個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頂峰時期，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以“潛在的不忠誠分子”、“反蘇分子”、“人民的敵人”、“間諜特務”等罪名投入監牢和集中營，強行驅逐出遠東和西伯利亞，其中數千人被無辜槍殺。已知的受害者名單表明，對旅蘇中國人的迫害遍及蘇聯各地。事實上，在受害者當中沒有一個所謂“階級異己分子”，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不識俄文字母表的文盲，與政治毫不沾邊的非党人士。他們受迫害僅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20年代對中國人的迫害還延伸到對旅居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數被打成“中國託派分子”。例如，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檢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處廣州人張文忠，1926年入黨的聯共（布）黨員、列寧格勒州“紅色東方”集體農莊主席死刑並執行槍決。同年被捕並於次年被槍決的中文報《工人之路》主編周達文。就連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也未能倖免。

中國學者和留學生也因為對某些左傾觀點持批判態度而被稱為“尾巴主義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間，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東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國學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槍決的人中有列寧格勒東方學院副教授傅明，被捕的有郭少堂。一份調查報告證實，“在被迫害者當中有董一祥、馬雲生、周達）、陳玉、於秀）、於新超、胡）等，其中只有馬雲生和陳玉得以逃脫死刑。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民族殖民問題科學研究院留學生名單中有被宣佈為日本特務的北滿黨支部書記馬英，(又名馬玉清）、研究生陳唯一等。

《熊與龍—俄羅斯和中國在20世紀的友好與敵視、合作與競爭》一書作者弗拉基米爾巴圖羅夫這樣寫道：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實質上的犯罪決定。就在“九一八”事變前夕，《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所謂遠東日本間諜活動的長篇文章，實際上發出了迫害旅蘇中國人、“哈爾濱人”注4和朝鮮人的信號。而“日本間諜嫌疑”逮捕浪潮卻是從遠離蘇中邊界數百公里的內地開始的。

例如，2004年在《雅庫特報》上曾發表列昂尼德阿法納西耶維奇拉奇科夫，一位上了年紀的俄羅斯人的信，信中寫道：“行動定於1937年7月25日20點。參加行動的有內務人民委員部和警察部隊。由蘇聯人民委員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卡魯謝林和地方警察局長科羅利克統一領導。”

地圖告訴我們，雅庫特與哈巴羅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遠東，更談不上“威脅邊境安全”。

信中還說：科羅利克和警察摧毀了他們的土窯，沒收了全部財產。“我們當時都是孩子，瞠目結舌地看著紅軍和警察拆毀土窯，把中國人趕出來，把東西裝上馬車拉走。看著紅軍和警察深夜裏把中國人從被窩里拉出來，只穿內衣，雙手被綁起來。警察卻興高采烈地喝著沒收來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國人被帶到軍隊駐地，設崗看守，隨後又都在一夜之間消失，不知去向”。

這封信還說，許多中國人擅長蔬菜種植。有幸獲得蘇聯國籍的中國人，其勞動手冊上的職業欄都寫著“菜農”。

嗚呼，“菜農”！在遙遠雅庫特的中國菜農豈能當上日本間諜？！

中國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區是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僅在赤塔被捕的中國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審訊過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爾州被捕的中國人為1350人。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遠東被關進集中營的中國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倖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釋放和遣返中國。僅1956年3月從哈巴羅夫斯克強制勞動集中營遣送回國的中國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遠東的中國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1938年被強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亞的中國移民和蘇聯政治迫害》，克拉斯諾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