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15年來，經歷高速增長，民生保障有力，社會和諧穩定，這與特區政府的有效管理分不開。15年來，特區政府在管理方面雖經歷一些教訓，但是創造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深入總結。

邦富民安乃管治之基

回歸前，澳門經濟連續4年負增長，尤其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失業率高居不下，曾一度維持6%以上較高水準，特別是建築工人失業較嚴重。回歸後不久，特區政府審時度勢，對澳門主導產業博彩業“開” ，實行“賭權開放”，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巨大效應。至今，已落地生根於澳門博彩業的各類資金高達上千億人民幣。

如今的澳門，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和最具吸引力的休閑度假城市，這裡有亞洲最大最豪華的酒店，亞洲最大、最豪華的購物商城等。在博彩旅遊業的促動下，澳門總體經濟井噴式增長。1999年到2013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由502.7億元(澳門幣，下同)增長至4,134.7億元，年均增長16.2％；人均GDP由1.5萬美元增至8.7萬美元，增長4.8倍，位列亞洲第二、世界第四；失業率從6.3%降至1.8%，已連續4年低於3%的自然失業率，實現了充分就業。同時，收入水準明顯提高，人均月工作收入中位數從4,920元增至12,000元，年均增長6.6%。

從政府管治角度視之，澳門特區政府不僅緊緊抓住經濟發展與民生富裕這兩個基本點不放手，還在於選準了著力點，適時抓住了經濟“牛鼻子”，有效發揮行政主導體製作用，制定了一系列推動、駕馭賭權開放方針、政策及措施，不論是六張賭牌規則的制訂、進行世界範圍內的競投招標，還是賭桌數量的限定、其他旅遊項目所佔比例等等，都是在政府強有力的指揮下完成的，並在這個管治過程中不斷強化以行政為主導的權威體制，這是特區政府在管治方面最成功的要素之一。

愛國愛澳乃管治之要

儘管經過葡萄牙長達四百多年的佔領，可佔澳門人口99％以上的華人社會對祖國的認同，始終沒有改變。尤其因“回歸效應”激發出的廣大澳人前所未有的愛國愛澳熱情，更被特區政府視為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基礎動力。千方百計保護好並大力弘揚這種熱情，重塑“中國人”的本體認同感，始終是特區政府15年來管治的一條主軸，也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光彩奪目的一大亮點。

首先是全力推動社會各行各業輿內地廣泛而多層次的交流、融通與互信，上至政府各部門，中到社會各團體，下至普通民眾，多由特區政府資助去內地各省區市進行參觀、考察、幫扶，對口交流等，藉以加深彼此間的瞭解與互信。連接澳門與內地的拱北口岸，是最能生動、深刻體現兩地交流融合進程的一個縮影。回歸之前，每天經拱北口岸進入內地的澳港居民也就幾百人。然而，回歸迄今，通關人流如開閘之水一湧而出。2000年，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達9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2011年起，日均出入境客流量躍居全國第一位;2013年，拱北口岸單日客流量再破歷史紀錄，創下32.6萬人次新高。

上述數字印證了一些指標性的變化：一是澳門居民跨境消費、投資、居住越來越多;二是澳門學生、商人來珠海等附近地區求學、經商者越來越多；三是澳粵及內地其他地方之間經貿合作日益緊密。顯而易見，上述交流熱、融合潮的不斷升溫，不僅展示出澳門居民與內地的感情日近，同時亦反映出祖國大家庭對澳門同胞的感召力、吸引力日深。背靠“一國”之護佑，得益“兩制”之關照，澳門豈有不發展之理。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認為，澳門人對國家的認同，絕不只是一種血脈上的認同。實際上，澳門折射的是中國的巨大吸引力。澳門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裡，都不會有現在的發展。

其次是引導教育澳門人懷揣將心比心的切膚之感。正如澳門紅十字會主席黃如楷所感言的，澳門90％以上的淡水、60％左右的電力、80％的糧食和幾乎全部的活禽鮮蔬、60％以上的遊客，均由內地常年不斷地供應。“祖國人民為澳門付出得太多，現今內地同胞受災，我們豈能無動於衷？”故才能產生出在汶川大地震中，僅有50多萬人口的澳門共捐出60多億元，每位澳門人以1.2萬元高居全國之首的愛國情懷。

正是在這種不斷深入拓展的融合與認知當中，愛國愛澳逐漸成為全體澳門人認同的一種價值取向，成為澳門全社會的共同品質和道德底線。以行政為主導的體制權威、特首既代表特區政府又代表特區的權威，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與道德底線的護衛下建立起來的。2009年初，基本法23條立法草案在高民意的“簇擁”下，在立法會高票通過，向外界雄辯地展示出以行政為主導的特區行政體制的管治權威與能力，有力地展示出澳門人的國家主人翁意識與愛國情懷。

幫忙不添亂的輿情乃管治之圍

遵循新聞自由法則的澳門社會，儘管狹小的市場不足以支撐任何媒體的生存，但各色媒體卻生生不息。特區政府延續了過去澳葡政府對本地媒體的襄助政策，目的是為了“協助媒體提高競爭力”，包括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及8家中文，3家葡文和1家英文日報在內，按月給予財政補助。尤其是2002年，特區政府不僅將年虧損額高達上億元的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當年虧空通通補上，還下決心將該公司私人轉讓的股份買斷，變為完全由政府專營公司，增大對主流媒體的扶持力度，客觀上起到全民辦媒體的效果。政府資助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所以，各色媒體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全社會納稅人的監督。在此氛圍下，自然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管控力。多元性的媒體雖持有不同價值取向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特色，但維護國家的統一、維護族群團結，卻毫無例外地成為本地各家媒體共同遵守的辦報底線，幫忙不添亂、實事求是更成為各色媒體的追求目標。媒體沒了蠱惑、造謠、煽動之雜音，輿情彰顯出正義、平和、包容、守信之氛圍，社會和諧穩定就少了於擾，這也正是澳門管治成功經驗之一。

社團社會乃管治之體

澳門一向被稱作“社團社會”，至回歸前的1998年，澳門共有各類民間社團1,500多個。尤其到澳葡統治的後期，民間社團擔負著代表社會各個階層、族群的利益，與澳葡政府溝通和組織慈善活動的重要職能。此外，社團作為民間糾紛的調停者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作為傳統文化價值理念的傳承者，也越來越彰顯出其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來。

特區政府像是一個“催生婆”。回歸後，各類社團如雨後春筍般被“催生”出來。據權威人土估計，到2014年上半年，澳門社團總數已接近六幹個，比回歸前至少翻了3倍半。一位社團負責人道出了社團急速發展的幕後真正推手，“說實話，沒有特區政府的資助，我們顯然什麼活動都開展不起來”。隨著社團數量的不斷增加，特區政府資助非營利社團的總金額也大幅提升。有人做過細心的觀察和統計，澳門幾任特首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公開的出鏡活動中，三分之二是與社團在一起；在每年數以萬計的諸如美食節、書畫展、展覽會、龍舟賽、同鄉餐眾、佛祖出巡等五彩繽紛的基層市民活動中，五分之四是由社團組織發起並實施的。

15年來，社團不僅在四屆特首選舉、四屆立法會選舉、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等重大政治建設進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更在協助、監督特區政府施政，加強政府與基層民眾之間溝通，反映廣大市民的訴求，承擔救災扶貧、排難解困、慰病問苦、敬老慈幼、教育、環保、衛生、公益事業等社會保障功能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曾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