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7年，鞠慶東去智利看望女兒想順道去巴西重遊。“一切手續都辦妥了，最後還是沒去成。”鞠老回憶說，“或許從現在起，我可以踏上巴西的土地了，但年紀已高，我也沒有這個願望了。”

一場烏龍“間諜案”終於揭開了面紗。

巴西聯邦政府2014年12月18日發布公報，宣佈撤銷1965年巴西軍人政權對王唯真、王耀庭等9名中國公民頒布的“驅逐令”。法令稱，相關的調查顯示，當時的巴西軍人政權對9名中國公民的驅逐完全出於政治和經濟原因，他們並未犯下任何罪行，是軍人政權獨裁統治的受害者。

這份長達4500頁的報告歷時兩年調查，由巴西全國真相委員會2014年12月10日發布。報告顯示，軍政府獨裁統治期間(1964年至1985年)共導致434人死亡或失蹤。基於此報告的“中國九人案”由此從歷史深處浮出水面。半個世紀前轟動一時的“中國九人案”(又稱“巴西事件”)背後有多少秘辛？這9名中國公民以怎樣的際遇遠渡巴西，又怎樣遭受迫害，被判間諜罪後遭驅逐？

《環球》雜志記者采訪了事件親歷者、前新華社記者鞠慶東，試圖還原事件經過。

清涼油成謀害毒藥

現年84歲的鞠慶東老人，在聽到巴西政府撤銷了對他們9人的驅逐令時，沒有特別的情緒，不驚不喜。

鞠慶東平靜地說:“這是1964至1965年間轟動一時的國際大事，報紙鋪天蓋地地報道，恐怕6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這事。我們回國後出版了《九顆紅心向祖國》等通訊文集，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供你們年輕人重溫舊事。但這是我們心中半個世紀的傷疤，事情沒有結束，雖然現在撤銷了驅逐令，但巴西政府仍然沒有道歉的表態。”

“中國九人案”的主人公分別是:新華社記者王唯真和鞠慶東，赴巴西經濟貿易展覽籌備小組組長侯法曾和工作人員王治、蘇子平、張寶生，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赴巴西貿易小組組長王耀庭和工作人員馬耀增、宋貴寶。目前，9人中，包括鞠慶東在內的5名當事人健在。

“1964年3月31日淩晨，巴西裏約熱內盧市突然槍聲四起，市民們從夢中驚醒。巴西猩猩派軍人在美國的策劃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具有獨立傾向、主張同中國發展關系的古拉特總統領導的合法政府，以布蘭科為首的親美軍人上臺執政。”當年在外交部美澳司工作，後來任中國駐秘魯和智利大使的朱樣忠回憶這場“中國九人案”時說，一夜之間巴西處於白色恐怖之中，軍警到處抓人。

4月3日，巴西當局非法逮捕了根據中巴兩國協議在巴西從事發展中巴貿易和新聞報道的中國人員，從而製造了震驚中外、持續一年之久的“中國九人案”。

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展開營救行動。但巴西當局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在陰森的監獄中，對九位中國公民施加各種毒刑。他們還野蠻地把九人衣服扒光，讓他們一絲不掛地站立著，有的被罰站達13個小時之久。

巴西獨裁當局污蔑九名中國人是古拉特試圖在巴西推行共產主義的“政治顧問”，進行“間諜活動”“煽動叛亂”。他們把搜查來的仁丹和清涼油等隨身備用的中成藥品，說成是“用於謀害巴西政治家的毒藥”，將搜出的我國古代火箭圖片說成是“中國在巴西訓練遊擊隊企圖推翻巴西現行制度的武器”。

不畏強暴的平托律師

1964年10月12日，巴西軍事法庭以九名中國人在巴西進行所謂“間諜和顛覆”活動為由，正式開庭審理。但軍事法庭不讓他們自我辯護，只能委託律師辯護。中方曾聘請兩名美國著名律師為九名中國人辯護，但遭到當局拒絕。這時已72歲高齡的被稱為“正義先生”的巴西著名大律師蘇布拉爾‧平托挺身而出。

中國前駐委內瑞拉大使黃志良撰文說，這是一起由巴西軍政府挑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台灣當局參與的有預謀的政治誣陷案。他們企圖以無中生有的罪名判中方人員徒刑，然後劫持他們去台灣，並用他們交換在華關押的美國間諜。

黃志良在《難忘那些拉美人》文章中回憶道:平托律師在軍事法庭上仗義執言，憤怒譴責，“我從業律師50多年，至今還未見過如此無根據的陷害。你們加在九名中國人頭上的‘罪行’，乃我生平耳聞目睹過的最無恥的東西!”

平托的正義行為激怒了軍事檢察官，他們誣蔑平托“為中國人辯護是出於個人目的”。平托橫眉怒斥:“我的個人歷史是一部公開的書，你們可以一頁一頁地去翻看!你們可以查抄我的家，但無權剝奪我為中國人辯護的自由。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他們是清白無辜的，他們是政治偏見的受害者。”

平托不畏強暴，根據九名中國公民提供的10萬多字的說明事實真的材料，寫出長達5l頁的辯護詞，提出了18之項無可辯駁的事實和論據。這在反動統治的年代裏，他為捍衛真理、民主和自由，俠肝義膽，敢於運用法律武器，伸張正義，抑強扶弱，營救無辜。為此，平托本人也曾兩次被捕，飽嘗鐵窗滋味。

“還可以搜出機關槍、大炮和原子彈”

朱祥患大使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美蔣特務還對我九位同志進行策反活動，企圖用金錢和美女進行誘惑。我九同志向巴西軍警發表了抗議聲明，並宣佈進行絕食鬥爭。絕食前他們一致高高地舉起拳頭憤怒高呼:‘堅決反對政治迫害，堅決反對綁架陰謀，頭可斷，志不可奪!”’

巴西檢方以在九名中國人被捕35天后搜出的一把手槍作為“顛覆”活動的証據，堅持要求對九人各判刑23年。平托反唇徊譏:“－個月後你們搜出了手槍，再過些時候，你們還可以搜出機關槍、大胞和原子彈。” 後來巴西當局再次偽造了所謂的“調查報告”。朱祥忠大使在文章中說，九人為了准備上法庭鬥爭，決定暫停絕食。經過七次法庭的鬥爭和較量，檢察宮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証據。最後，法庭不得不宣佈“間諜”罪名不能成立，而仍以“顛覆”罪對九人判刑，一律判以10年徒刑。對此，九名中國人當即發表聲明，指出這是新的政治迫害，表示強烈抗議!

為抗議巴西當局的無理判決，九名中國人決定再次進行絕食鬥爭。平托聞訊後立即趕到監獄看望他們。張寶生拿出一封九人簽名寫給他的中文信，用葡語讀給他聽:“我們決定絕食，是為了維護我們祖國的尊嚴和榮譽，我們中國人絕不容忍巴西當局任意擺布。”這位經辦過無數重要案件的大律師，聽完信後，眼淚奪眶而出，一再勸我們同志要珍惜自己。

“九人案”是新中國成立後在拉美發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毛澤東主席得知這一消息後氣憤地說:“豈有此理，要跟他們針鋒相對地鬥!”當即決定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掛帥.外交部牽頭，協助多方組織營救工作。請國際紅十字會出面千預。以九人家屬名義邀請阿根廷、印尼、巴基斯坦等七國著名律師組成律師團，敦促巴西當局釋放九名中國無辜公民。

九人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從巴西監獄中寄書祖國，表達他們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對祖國的懷念。

在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巴西政變當局以總統法令方式宣佈“驅逐”九人出境，並給十天上訴時間。中國考慮到驅逐出境系行政決定，並非根據司法程式定罪，即使上訴巴方也不會改變決定，更主要的是為爭取九人早日回國。

中國外交部於1965年3月2日清平托轉告九人:“巴西總統用行政命令驅逐你們出境，屆時可聲明無罪，不必對驅逐令進行上訴。望你們旱日回國。”九人在聲明無罪，不承認任何判決的情況下.於1965年4月17日離開巴西回國。平托受託在他們離境後也發表聲明以示抗議。

需要一個了結和說法

1965年4月20日，“九顆紅心”終於回到砠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首都各界代表等到北京機場歡迎他們。盡管受到英雄般歡迎，但他們在巴西依然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背負著一紙“驅逐令”。5月7日，周恩來接見了從巴西歸來的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九位同志和他們的家屬。

直到1997年，鞠慶東去智利看望女兒想順道去巴西重遊。“一切手續部辦妥了。最後還是沒去成。”鞠老回憶說，“或許從現在起，我可以踏上巴西的土地了，但年紀已高，我也沒有這個願望了。”

1974年8月，中巴建交前談判中，中方主動提出兩國間未了事宜，即“九人案事件”，並重申了我國原則立場。巴方表示，從政治上說此案是錯誤的，巴政府將採取措施，撤銷這一案件的司法訴訟。

鞠慶東說:“建交時，巴西政府曾經承諾，負責採取一切措施解決該問題，但建交後一直到2012年，都沒有採取具體措施。”

鞠老告訴《環球》雜志記者:“2011年1月，曾參加過反軍人政權獨裁運動的迪爾瑪‧羅塞夫出任巴西總統後，提出‘歷史不能忘記’‘人民需要真相’，推動成立全國真相委員會。羅塞夫本人曾因參加反對軍政府的遊擊隊而在監獄中度過3年，期間曾遭受嚴刑拷打。這也就是時隔半個世紀，此事重新被提起的機緣吧。”

巴西真徊委員會在2012年成立，在調查軍事獨裁統治期間軍方所犯下的侵犯人權的罪行，為受到誣陷和濫刑的受害者平反。凋查花費兩年的時間訪問前囚犯、軍方領導人和調查檔案，將隱藏了27年的侵犯人權罪行公之於眾。隨著凋查深入開展，巴西政府已向近900名在軍政時期受到酷刑的受害者做出了賠償，其中也包括巴西現任總統羅塞夫，她把收到的1萬美元支票捐獻給了“終止酷刑”組織。

羅塞夫表示，巴西有權瞭解真相，老一代和新一代人都有權瞭解真相，瞭解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歷史。她強調，揭示真相不是為了復仇，而是更好地銘記歷史，讓所有人都能心明眼亮。真相委員會的報告旨在揭露真　和尊重歷史，也致力於促進民族團結，但報告揭露的暴行不應成為仇恨和清算的理由。

鞠慶東說，巴西輿論對此事十分關注。巴西的一些記者和作家，由前巴西大使牽線，在今年書面采訪了包括他在內健在的五名當事人，並已經出了書。他們報道最終的落腳點在:巴西政府需要給此事一個了結和況法。

（杜白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