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提前炙熱起來的夏天裏，中國海洋石油工業的老人們有些振奮。

因為那個叫做康世恩的人，關於中國海洋和能源的夢想，正在實現。

以國務院副總理、石油工業部部長的身份，他曾是他們的領導者，並被稱為“中國工業戰線傑出的領導人”、“新中國石油工業和化學工業的開拓者之一”。

在革命者生涯中，他還曾是晉縣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三軍九師政治部主任……

1949年之後，康世恩作為一位指揮員，領導了為共和國能源工業奠基的“十大石油會戰”，催生了大慶、勝利、遼河這些中國最有名的油田。

而在他的傳記和回憶錄中，關於南海、西沙第一口油田、進軍海洋石油的部分，大多被作為一個章節。

“康世恩是中國海洋石油工業當之無愧的開拓者。”石油工業部原副部長、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原總經理秦文彩對《瞭望東方週刊》如是說。

這家大型國企，亦是在康世恩的推動下呱呱落地，承擔起開發中國海洋石油的使命。

這是一個橫跨30餘年的個人、企業與國家之夢。

海上也會有油嗎

秦文彩說，關於康世恩和石油的故事，要從玉門說起。

1949年，伴隨著解放軍進軍大西北的號角，康世恩所在的西北野戰軍進抵玉門，他成為接收玉門油礦的軍事總代表。

3年後，時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的康世恩起草了他對於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份重要文件：《關於調撥一個建制師擔任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發展石油工業基本建設任務的報告》。

這份報告的最終簽發者是毛澤東。隨後，中國第一個“石油師”成立。

未幾，康世恩就成為當時中國石油管理機構的總負責人——石油管理總局局長。

一天下班，當時在石油管理總局工作的李國玉走出位於北京北海西畔的辦公室，看見一群人在圍觀籃球場打籃球。

有人指著場子裏那個戴眼鏡、跑得挺快的人告訴李國玉，這就是新來的局長康世恩。

李國玉回憶，他“投進去就哈哈大笑，投不進去就緊張地跑來跑去”。

作為康世恩的部下，李國玉後來曾擔任石油工業部勘探司副司長、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資源局局長。

如今，這位84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正準備出版一本書，以紀念康世恩，以及他們共同走過的中國石油開發的艱辛之路。

那時，和蘇聯專家們一起四處找油。從北京出發去西北前，康世恩特意找國家民委開了介紹信，並購買了兩個景泰藍花瓶，用於拜訪當地少數民族首領。

根據勘探結果，松遼、華北、華東、四川、鄂爾多斯5個地區存在若干大油田，轟轟烈烈的石油會戰由此拉開。

在1960年的大慶石油會戰萬人誓師大會上，會戰領導小組副組長康世恩見證了“鐵人”王進喜被樹立為會戰的第一個勞動模範。

3年後，周恩來總理宣佈：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返。此後，康世恩揮師南下，勝利、大港、遼河等石油基地先後崛起。

而中國還有廣闊的海疆，海上也會有油嗎？這個問號，一直隨著康世恩走上燃料化學工業部、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的崗位，直至國務院副總理。

“資料井”

在秦文彩、李國玉等人的記憶中，當時蘇聯專家的結論是：中國南海可能是波斯灣和墨西哥灣之外的另一個“油極”。

清華大學地質專業出身的康世恩也沒有含糊，聯繫各省、抽調人馬開始在南海進行物探作業。

數十年後，康世恩曾對李國玉說，當年自己帶領這個包括蘇聯專家在內的專家組開展工作時，“忐忑不安”——如果專家組否定了中國的石油前景怎麼辦？

他對老部下吐露衷腸：“你能想像到我當時歡喜與不安的複雜心情嗎？”

1964年，中國南海近岸第一口探井—— “鶯一井”開鑽。康世恩的決心是，一定要在這個叫做鶯歌海的地方“抱個金娃娃”！

秦文彩說，這個戰略性計劃，後來被叫做“下海找油”。

那時，越南戰爭不斷升級，美軍機、軍艦不斷在鶯歌海附近遊弋。康世恩批准，為鑽井平臺配備武器，工人們一邊鑽井、一邊訓練。

軍人作風，是康世恩留給下屬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開會時，衛士就坐在他對面，面前小桌上放著手槍。

在這個環境中開會的人們，向身著軍裝的康世恩彙報工作，而司局長中總有人因工作問題，被他在眾目睽睽下嚴厲批評。

由於安全威脅，中國第一支南海石油開發隊伍最終撤回。

但，康世恩沒有死心。7年後的1971年，毛澤東聽說上海人排長隊買“的確涼”，生產“的確涼”需要用乙烯，而乙烯的主要來源是石油。在周恩來的部署下，康世恩主持的燃料化學工業部決定：重返南海。

此時，這片海域的資源爭奪已日趨激烈。面對多國勘探船，燃料化學工業部得到的指示是：在南海大陸架開展勘探。

這第一口井，位於西沙永興島。

康世恩說，永興島是大平臺，上去打一鑽，就地取資料搞研究，“永興島上的井是資料井，也是研究井。”

一些老人的回憶錄中說，沒有哪個石油基地像南海基地那樣受到康世恩的重視，從打井、建碼頭、建基地到幹部配備，都親自過問。

這位抽煙幾乎不停歇的高級官員，經常一根沒抽完就續上一根，半天只用一根火柴。

在煙霧繚繞中的會議室，康世恩可以隨時見到他的下屬——燃化部規定晚飯後也要上班。康世恩要求，晚上9點以前叫誰誰到。

1973年6月，燃料化學工業部從中國北方抽調的物探隊和鑽井隊開向南海。

隊伍從天津等地乘火車出發，經湛江乘廣州海運局的貨輪和南海艦隊的登陸艇直奔西沙。

很多井隊職工從未見過大海，暈船很厲害，經過廣州灣“鬼門關”時，“有的棒小夥子連黃膽汁都吐出來了”。

科學家和工人們由海軍南海艦隊護送。秦文彩說，那是4艘炮艇，邊護送邊演習，不斷變換隊形，直抵永興島。

1974年春節前夕，西沙自衛反擊戰打響。

幾乎是在西沙海戰發生的同時，水深55米、井深3071米的“練兵井”——在南海利用引進鑽井船打的第一口探井，按康世恩的指示，快速鑽進了。

開放就有前途

中國人在南海的能源開發，很快遭遇了沒技術、沒經驗的困難。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康世恩決定探尋雙邊及多邊合作的可行性。

他的想法是，發展中國的石油工業特別是海洋石油工業，必須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裝備和管理經驗。

獲得高層肯定後，康世恩當即告訴秦文彩：“馬上寫信，邀他個七八家來。”

李國玉回憶說，1979年4月，已於前一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康世恩找到他說，準備一下到美國去談判，中國的海洋能源開發，開放就有前途。

6月初，康世恩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來到美國。

對於中美石油談判，康世恩的原則是——大陸架合作堅持獨立自主，從勘探、打井到開採方案，由中方審查決定，並派人監督。

這種由外商承擔風險的合作形式，被秦文彩稱為“他始終堅持主權第一”的明證。

那時，秦文彩以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兼外事局長之職，出任中法海洋石油合作合同雙邊談判的中方首席代表。

談判中他發現，法國人只想提供裝備、技術、貸款、專家以及技術服務。在勘探前景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秦文彩急匆匆趕到康世恩家裏。

他記得，那天康世恩正在吃晚飯，得到報告後，反問一句：“日方的談判是不是也是如此？”

獲悉肯定答復後，康世恩迅速命令，馬上打電話召回談判組，“中止談判”。

也就是在這個談判過程中，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醞釀成立。原因是外國人希望與公司而不是政府合作。康世恩說，是的，要有個組織。

1981年4月，康世恩在原石油工業部生產會議上提出，海洋石油對外開放要成立一個公司，按章程辦事—— “總公司要建成具有國際水平的國際性公司。”

秦文彩說，那時康世恩同意了他的想法：有油就有錢，早出油、早得益，需要拿出海洋石油區塊對外招標。後來有人說，康世恩與秦文彩“出賣國家利益”。秦文彩說，人們沒聽到康世恩的另一句話：“要防止（外國人）牟取暴利。”

秦文彩分別在紀檢、宣傳等部門作了3次報告，此後“康世恩、秦文彩出賣資源、崇洋媚外”的聲音逐漸小了下去。

康世恩又讓秦文彩去大慶講了一次。最終，在他的協調下，秦文彩走了48個黨政部門。

1981年初，一場關於海洋石油對外開放的北京論證會開始了。它如今出現在所有關於中國石油工業發展歷程的著作中。

1982年2月15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北京王府井一棟三層小樓掛牌成立。

秦文彩說，中國的海洋石油工業每個重大戰略決策，每個重要發展部署，“都是在康世恩同志的親自關懷、支持、指示下實施的。”

死也不撒手

就在中方與數家外國公司就招標問題展開多輪談判之時，來自301醫院檢查的結果說，康世恩患了膀胱癌。

他這時仍在幕後主持談判：堅守經濟界限，低於底線的，哪家公司都不選擇。

1984年初，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成功完成第一輪招標，其基本模式沿用至今。

90年代初，從未被告知病情的康世恩對醫生說：“這一次我能戰勝肺癌，還能再活10年。”

醫生很奇怪，他怎麼知道得了癌症——儘管位置判斷不對？“醫療儀器測查的曲線，與地質勘探儀器的曲線沒多大區別，是吧？”康世恩說。

在這個樂觀老頭的目光裏，那個遙遠的南方的波段始終佔據重要位置。他曾要求，“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要特別注意研究這個區域的天然氣。”

1983年，中美合作的合同區“Y-13-1”構造發現了天然氣。

3年後，中法合作的北部灣“潿10-3”成為中國在南海的第一個投產油田。

1996年，當時中國最大的海上天然氣田、位於鶯歌海的“崖13－1”建成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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