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女人，不遠萬里到朝鮮支教。出書、演講，如今又給我們回顧她的“朝鮮往事”。

離開朝鮮3年多以後，美籍韓裔作家金蘇琪（Suki Kim）才與自己的朝鮮學生正式告別。

這位長髮女子在2011年12月20日已離開朝鮮。但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前一天被公佈。“他們的世界破碎了，我沒有正式告別就走了。”穿格子襯衫的金蘇琪回憶。

在時長12分鐘的TED演講“在朝鮮教書是怎樣一種體驗”裏，這位平壤科學技術大學前英語老師，深情地回顧與50名學生共同度過的兩個學期。6月8日，演講視頻被上傳至網路，訪問量很快突破百萬。

“太神奇了。”45歲的金蘇琪在推特上寫道。

不過，她的演講視頻很可能無法被她的朝鮮學生看到。即便作為老師，金蘇琪當年在平壤的校園裏，也只能“有限制地使用被監控的網路”。

除了演講，金蘇琪目前正在澳大利亞宣傳《沒有您，就沒有我們（without you,there is no us）》一書。飛往澳大利亞前，她對《博客天下》說，“希望書被更多的人知道。”

她基於朝鮮支教經歷寫的這本書，去年出版後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一度在亞馬遜上賣斷貨，外文版也在韓國、波蘭、匈牙利等國推出。

韓式朝鮮情節

金蘇琪曾任教的平壤科大，由美籍韓裔基督教徒金鎮慶創辦。1950年朝鮮戰場上的一場戰役後，800名韓國士兵僅倖存17人，其中包括年僅15歲的金鎮慶。此後，他下定決心用一生的時間幫助當時的“敵人”——朝鮮和中國。

“政治制度不重要，如果你用愛來接觸他們，他們一定會被感化。”金鎮慶說，教授年輕人科學和技術是打開外交橋樑的最好方式。

1992年，他在中國吉林創辦的延邊科學技術大學（後併入延邊大學，成為延邊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是中國第一所中外合辦大學，大部分教師來自韓、美、法等國。

6年後，63歲的金鎮慶進入朝鮮，但被朝鮮政府懷疑是美國間諜，鋃鐺入獄。他對朝鮮當局說，自己不怕死，死後還願意把器官捐給朝鮮做醫學研究。

金鎮慶最終感動了金正日，得以仿照延邊科學技術大學的模式，在朝鮮建立平壤科大。

這所大學占地100萬平方米，耗資約3500萬美元，金鎮慶從美國和韓國的基督教慈善組織籌集到大部分資金。學校所有課程都用英文講授，外籍教職員都是義務教學，沒有工資。

“為什麼來平壤科大？”金蘇琪曾問同事。每個人的回答基本類似：上帝帶我來這裏。

“這是一所由基督徒運營的學校，雖然沒有公開討論宗教信仰，但目的還是想改變朝鮮，認為朝鮮民眾是轉變成信奉耶穌的理想物件。”金蘇琪分析，“它更像是長期的目標，而不是馬上就會發生的事。”

出生于韓國首爾、13歲隨父母移民美國的金蘇琪，來朝鮮這所唯一的私立大學的目的，與基督徒同事們完全不同。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小時候是看著祖母悼念舅舅長大的。同樣的事情也影響著成千上萬的韓國家庭。我需要理解那股造成分離的力量和它導致的結果。”金蘇琪告訴《博客天下》。

她的家庭因為朝鮮戰爭而分離。17歲的舅舅在1950年6月被朝鮮士兵擄走，再無消息。戰爭結束後，外婆唯一喜歡做的事情是到處拜訪巫師，希望能夠打聽到兒子的下落。金蘇琪父親的兩個表妹也在戰爭中失蹤，一個17歲，一個18歲。表妹的母親無奈之下，漂洋過海到美國，在得州聖安東尼奧去世，兩個女兒的下落也石沉大海。

2002年，32歲的金蘇琪決定寫一本關於朝鮮的書。當年2月，她以韓裔美籍代表團員的身份，到朝鮮祝賀金正日六十大壽。整整6年後，她又隨紐約愛樂樂團到平壤，報導他們舉行的音樂會。

其間除了朝鮮官方安排的參觀活動，他們不能自由走動。“這些活動都是朝鮮政府的宣傳活動。如果你得到了許可，基本上就只能寫他們想讓你寫的內容。”金蘇琪說，“想要描寫真正的朝鮮，去深度瞭解這個國度，唯一的辦法就是沉浸其中。”

正是在第二次到訪朝鮮的過程中，她偶然聽說正在籌辦的平壤科大需要外國老師。金蘇琪此前在大學教過創意寫作，立即提交了申請。

朝鮮好學生

2010年年底，平壤科大開始運轉。2011年7月，金蘇琪成為該校英語老師，她注意到，當年入校的270名學生，全部都是20歲左右的男生，是從金日成大學或金策工業綜合大學等大學精心挑選的精英，父母或是朝鮮高級將領，或是知名醫生、科學家。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後，金蘇琪發現，班上三分之一的學生有朋友因父親是外交官而出生在北京，有學生業餘時間會打高爾夫，也有學生全家到過平壤最頂級的玉流館餐廳吃飯。

而在校園裏，她隨處可見偉大領袖的身影。校園的“永生塔”上刻著“我們偉大的領袖永遠與我們同在”。每個學生左胸前都佩戴著一枚金日成肖像徽章。金蘇琪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時，目光略微朝上偏一點，就會與上方掛著的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對視；當她轉身面對學生時，視線會落在教室後牆的兩幅標語上：金日成的“我們的黨送我們的學生到大學飽讀勤學”，金正日的“我們的黨要我們的學生勤奮向學”。

每日三餐，學生們分組排成整齊的隊伍，一邊高唱歌頌偉大領袖的進行曲，一邊邁著整齊的步伐向餐廳前進。日子久了，金蘇琪也熟悉了這些歌曲，甚至會不由自主哼幾句：沒有您，就沒有我們；沒有您，就沒有祖國。“您”指的是金正日，這首歌叫《勝利七二七》，為紀念朝鮮在1953年7月27日戰勝美國而寫。

學生喜歡用“我們的”，而不是“我的”，平壤和朝鮮這兩個詞永遠用“我們的”來形容，比如“我們的平壤”、“我們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蘇琪特地為他們上了一課，講解“我的”和“我們的”的區別，但似乎不起作用。

學生們喜歡拿其他國家跟朝鮮對比，然後宣稱自己的國家是最好的，堅持主體思想塔是全世界最高的塔，而朝鮮的遊樂園是世界上最好的。只要金蘇琪說了外國比朝鮮好的事，他們就提出“偉大領袖的關懷”，在他的統治下，一切都是免費的。

不止一個學生告訴金蘇琪，自己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我本來可以去新加坡，但我愛我們的國家，寧可留下來。”班長對她說。還有學生說，他們拒絕了北京的清華大學，選擇來到平壤科大。

暑假期間，有學生被送去建築工地，為朝鮮歷史博物館或金亨稷師範大學做加蓋工程。這在學生看來，是莫大的榮幸。每天晚上，6名學生要在金日成主義研習室前站崗。即使在寒冬零下的氣溫裏，他們眼睛連眨都不眨。雖然金蘇琪覺得研習室只是教室而已，但學生們聲稱自己是在“保衛偉大領袖的靈魂”，為了打掃永生塔周圍的衛生，他們用刷子清理夾在地上石板縫中的沙土。

在美國寫書時，金蘇琪一想到與學生的首次見面，依然會心跳加速，浮現在她腦海的第一個字是“美”。他們都穿著白襯衫，黑長褲，打著紅領帶，穿得整整齊齊，坐得筆直。“紳士。”金蘇琪想到了這兩個字。

“這裏就像教師天堂，我們給學生佈置作業，告訴他們做到五分就行，但他們通常會做到十分，比如週末，我們覺得別的科目已經佈置了很多作業，就不佈置作業了，但他們還是會自己做一些練習。”平壤科大的老師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說。

考試前，有學生利用午休時間讀書，有一名學生熬夜背書，結果因為壓力過大流鼻血了。“他們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成績。根本沒有任何事讓他們自主選擇。為什麼他們一直在學習，因為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金蘇琪說。

學生們的分數和排名會決定未來的人生，政府會分配他們去哪里工作，參考的指標有三個：學習成績、朋友和師長的報告、對党的忠誠。

金蘇琪的班級使用的教科書是延邊科大用過的《新視野大學英語》，且已獲得“對方教師”同意。“對方教師”是監督他們的朝方教員，從書本到授課計畫，必須全部經過他們批准。

因為是轉學生，學生們之前基本上都學過英語，“英語水準非常好”。經對方教師同意後，金蘇琪向學生介紹猜畫、問答遊戲。當她拿出聯合國、泰姬陵和金字塔的照片時，學生們一臉茫然。“電腦是哪一年發明的？”她問。多數人表示不知道，經過一番漫長的討論後，學生們商量出了結果：1870年。而出乎她意料的是，學生們都知道阿拉斯加是以荒唐的720萬美元低價售予美國的。

學習之外，學生們只玩足球和籃球，看關於偉大領袖英雄事蹟的電視劇《太陽之國》，或中國的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或電影《獅子王》、《帝企鵝日記》。

前兩周，金蘇琪覺得這些學生“簡直美好得讓人難以置信”，特別是跟美國學生相比。他們勤奮、刻苦、有禮貌，教科書空白處密密麻麻寫滿了筆記，會仔細聆聽她所說的每一句話，一起大聲喊出答案。

過了一段時間，金蘇琪發現，自己需要分辨學生們說的是否是真話。“他們經常撒謊，或虛構偉大領袖的成就，或聲稱自己五年級時克隆了一隻兔子。”金蘇琪說。

她想教學生們寫論文，但發現基本上不可能，“論文要運用證據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需要批判式思維。但批判式思維在那裏根本不存在。他們相信他們被灌輸的一切。”

作為科技大學的學生，他們不知道約伯斯和紮克伯格。金蘇琪想讓他們知道世界上的科技已經有了什麼樣的發展。上課時，她總把自己的MacBook攤開，放在講桌上。只要一有機會，她就把kindle拿出來，但沒有學生主動問她，只是安靜地看著。

征得“對方教師”同意後，金蘇琪找到幾篇關於約伯斯的文章，讓學生以此為題寫作文。結果第二天，所有學生都改了題目，交來的全是歌頌朝鮮領導人的作文。

金蘇琪參加了2011年7月26日在平壤市內體育館舉行的偉大勝利慶祝儀式。體育館內的舞臺上掛著“百戰百勝！勝利七二七第五十八周年紀念”的標語。大約100名軍人進場後，全體觀眾起立鼓掌，等著他們在臺上入座。不少軍人很肥胖，肚子圓圓的，外套上掛著亮晶晶的金色勳章。

學生們是在學校的電視上觀看慶祝儀式的。晚餐時，學生在餐廳碰到金蘇琪，主動避開她的視線，有些人甚至看到她就退縮。

再見，“紳士們”

採訪中，金蘇琪稱一切都在監控之下的生活，“簡直摧毀每一寸神經”。

每個班都有班幹部，可能會打小報告，或者用MP3錄下課上的內容，“對方教師”會看學生的報告或聽錄音，有時會來聽課。

學生做任何事都是集體行動，集體到餐廳用餐，集體住在分配的宿舍，集體勞動。金蘇琪甚至發現學生之間存在“搭檔制度”，兩個人似乎永遠在一起，吃飯在一起，走路在一起，上課在一起。有一個學生扭到了腳，但不影響走路，不論他走到哪里，他的搭檔總在一旁扶著。

未經許可，學生不能離開校園，老師們也只有在週末才允許出去，而且不是去參觀事先安排的旅遊觀光，就是去超市買生活用品。他們會集體被送出去，再一起回來，陪同人員會規劃他們的行程，從頭到尾陪伴在他們身旁。

金蘇琪有一個清單，上面列著所有不允許幹的事情和不允許討論的話題。比如，他們不能穿牛仔褲，不能談統一問題，不能說任何關於耶穌的事。

如果學生來要《聖經》，老師堅決不能給。金蘇琪回憶，一名教職員因為沒能通過“測試”，被迫離開。老師也不能跟學生過多談論外面的世界，可能會被學生舉報，然後被驅逐出境。

大衛斯在學校醫務室工作。一年中，不論他和妻子晚上在哪里，一需要緊急醫療，陪同人員總能立刻找到他們。

為了寫書，金蘇琪盡可能在當天把所有參與的活動和對話都記下來。她不敢把檔存在硬碟裏，只好複製了幾份，存在相機的存儲卡和三個U盤裏，兩個藏在房間，一個隨身攜帶。

每次發郵件時，金蘇琪都是在離線的情況下用WORD寫好草稿，仔細讀幾遍，刪改掉可能會惹麻煩的內容，然後聯網，剪貼到郵件正文，按下“發送”。

每天晚上，她都會回想當天所講的話，確定有沒有說過不該說的。

因為擔心男性警衛會讓外籍教師太有緊張感，學校安排的警衛清一色為二十出頭的女孩。

全體教師的第一次郊遊是前往“先軍十二景”之一的蘋果園，一望無際的蘋果樹排列得非常整齊，漂亮的女導遊向他們介紹果園的歷史和金正日視察時的指示。金蘇琪和其他兩位老師想上洗手間，一名陪同人員把他們送到山腳下的村子裏。村子裏共有五六十棟房子，幾乎一模一樣，都有青瓦屋頂和小花園。在第一家院子裏的廁所前等候時，屋子的一扇木門開了，一名老婦探出頭問，“是誰，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金蘇琪用韓語跟她打招呼，幾乎在同一時間，陪同人員大喊：“老太婆，這些人是果園的遊客，進去！”老婦嚇得馬上關上了門。

老師們最常去的另一個地方是超市，平壤有專門面向外國人的超市，裏面有種類不多的進口食品，其中有些快過期，價格非常昂貴。有時候陪同人員會主動幫忙弄到很難找到的東西，大家心知肚明必須多付些錢，讓他有點兒賺頭。

每次參加朝方安排的旅遊觀光時，這些免費來教書的老師們需要支付汽油錢給平壤科大，為陪同人員和司機付餐費，每個人五或十美元。

學校的早餐通常是粥和白煮蛋，午餐和晚餐幾乎天天一樣，米飯、稀湯、醃菜，很少有肉。金蘇琪的公寓非常現代，兩個臥室都備有雙人床，廚房、浴室、餐桌、沙發、電視、落地窗一應俱全，感覺比紐約的公寓還好。但每天都會停電，冬天暖氣不好，很冷。

餐廳每桌可坐四人，每次吃飯時，學生們爭相和老師坐在一起，增多交流的機會，“老師，我該怎麼學好英文”是金蘇琪聽到最多的問題。“對方老師”以讓每個學生都有公平的機會提高英文，不希望他們和每個學生同坐的次數超過一次。

交談時，金蘇琪和學生都很謹慎，但難免會不小心說漏嘴。談到某個學生的生日會時，一個男生脫口而出說喜歡唱搖滾，然後馬上臉就紅了，四下張望看誰在聽，其他學生也立刻安靜下來，一言不發。

“我們換個話題吧。”每當談話內容轉向學生感到緊張的方向時，這句話常常會被學生們用來解圍。

小心翼翼的工作和生活使老師們身心疲憊。有些老師受不了，決定下個學期不再回來，本來就人手不足的老師更加缺少。“沒有自由。”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師說，“我無時無刻不覺得很不愉快，不舒服不是因為難吃的食物和一切物質的短缺。”

有時候，金蘇琪會打開電視排遣寂寞，但只能看到一個頻道——朝鮮中央電視臺，大約下午5點開播，晚上11點結束。冬天天黑得早，金蘇琪每晚8點就入睡，其他基督徒老師會讀讀《聖經》，晚上聚在一起分享他們對經文的看法。

這種單調的日子，一直重複到了2011年12月19日。當天，朝鮮中央電視臺反復播放著一則消息：兩天前，偉大領袖金正日在視察地方途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學生們集合在金日成主義研習室默哀。

第二天，正要離開朝鮮的金蘇琪在餐廳碰到這些學生時，他們沒看老師，眼睛又紅又腫，臉上毫無表情。

就在兩天前，學生們剛剛結束期末考試，破例被允許觀看電影《哈利波特》，他們像小孩一樣，在雪地上和即將分別的老師高興地合影。

金蘇琪沒有機會和學生們說再見，帶著記下的400多頁筆記，不再回來。“用了很久，我受到創傷的精神才完全恢復過來。”她告訴《博客天下》，希望讀者能通過她的書逐漸瞭解朝鮮，關心生活在那裏的民眾，並幫助他們。

（趙良美 張琬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