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為了其篡黨奪權的需要，將罪惡的黑手伸向了美術界。 “四人幫”用極左的眼光看待美術作品.用政治概念闡釋繪畫形式，牽強附會地羅織“莫須有”罪名，批判和封殺了一大批優秀的美術作品.其作者也被他們戴上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帽子，遭到了迫害。由此製造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行為.給後人留下了笑柄。

江青給一些繪畫作品扣上“莫須有”的罪名

江青自封為文化的“旗手”，在美術界興風作浪。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縱容下，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依據這個座談會而炮製的會議紀要，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17年來文藝工作的巨大成就，否定五四以來中國革命文藝的不朽貢獻，以“黑線專政論”將大批作家、藝術家打成“黑線人物”。這樣，在全國各級美協及各類美術機構中擔任領導職務的美術工作者一律被打成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年長者還被扣上“特務” “叛徒” “歷史反革命”等帽子，後起之秀則被誣為“修正主義苗子”“黑五類”等。他們被批鬥、被迫害、被污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而死。

江青的一句話可以使一件美術作品迅速在全國走紅，其作者馬上名揚天下，如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及其作者；她的一句話同樣也可以使一件美術作品遭到封殺，將一位畫家打入十八層地獄。她大肆迫害美術工作者，製造了大批的冤假錯案。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聞立鵬說:“在‘四人幫’的統治下，有些不錯的作品，江青一句話就給否定，如誣蔑油畫《延河邊上》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惡狠狠地攻擊油畫《紅色娘子軍》為‘紅色娘子鬼’。她還胡說曾被毛主席、周總理所肯定，受到國內外觀眾歡迎的中國畫《江山如此多嬌》是‘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麼’，就這樣很多美術作品被打成了‘毒草’，使得畫家從此抬不起頭來。”

《延河邊上》是著名畫家鐘涵在1963年所創作的一幅油畫。這是一幅不同於其他表現領袖題材作品的畫作:畫面上燦爛的夕陽輝映著大地，遠景落日使延安的寶塔山籠罩在一片金黃的暖色調中，代替通常表現偉人正面、突出、高大手法的，是領袖和農民談著家常漫步在延延河岸邊的背影；畫面中的毛澤東和當地的一位農民背對觀眾，他們出現在傍晚時分的延河邊和寶塔山前，是那麼寧靜而親切，又是那麼自然而傳神。作者將這一崇高的英雄主題寓入平實的寫實角度，將尋常的生活情節發展為浪漫象徵的藝術匠心，要表達的正是毛澤東“作為群眾的領袖那種誠摯、樸素、平易近人、對人民的深情”的“延安作風”。但是由於《延河邊上》沒有表現領袖的正面形象，竟被江青扣上了一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大帽子，被誣為“黑畫”，作者被打成“六十年代黑線人物”而受到各種形式的批判。不僅如此，曾輔導過該畫作者創作的著名畫家羅工柳也因此而獲罪，畫家艾中信因曾經寫過評論這張畫的文章，竟也被扣上了一頂“對抗江青”的大帽子。

《江山如此多嬌》是傅抱石、關山月兩位畫家共同合作，根據毛澤東《沁園舂.雪》的詩意於1959年為人民大會堂繪制的巨幅壁畫。這幅壁畫是周恩來、陳毅、郭沫若和畫家們一起探討，綜合各方意見而最後定稿的:近景是高山蒼松，遠景是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雲海茫茫，一輪紅曰高懸，輝煌燦爛，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江山如此多嬌”六個大字位於畫面的左上方。整幅畫氣魄宏偉，堪稱垂世之作。江青對這幅受到國內外觀眾歡迎的中國畫卻說出“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麼”的話來。由於江青的否定，作者的命運可想而知。傅抱石已經逝世，健在的著名國畫家關山月自然難逃厄運。“文革”爆發後，關山月在廣州美術學院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被關進了“牛棚”。他的作品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x、皮毛澤東思想”。有張題為《關山月的五隻毒箭》的大豐報，將其畫的五幅作品稱為“五支毒箭”:一是《崖梅》，因為倒枝，諧音便成“倒黴”，即攻擊社會主義中國“倒黴”。而且說那些枝’線條中還隱藏著“反動標語”，其中有“介石”二字，其猙獰面目無法遁形。二是《東風》，三隻燕子逆風而飛，“反骨畢露”。三是《快馬加鞭未下鄉，紅軍隊伍登上崖頭，前面不見有路，無疑是“詛咒紅軍已臨絕境”。四是《李香君》，“大唱亡國之音”。五是《山雨欲來》，畫面有一名解放軍戰士匆匆送信，“分明是向國民黨通風報信”。

著名國畫大師潘天壽的《鷲鷹圖》及其他的繪畫作品，也遭到了江青、姚文元、康生等人的否定。1968年5月，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在聽了浙江美術學院和浙江其他單位的造反派頭頭關于“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情況的匯報，說:美院“不僅有三十年代的黑線人物，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黑線人物都有很深的根子”。當江青看了他們帶來的潘天壽的《鷲鷹圖》後，怪聲怪氣地說:“潘天壽的畫很陰暗，我是不欣賞的!畫的禿鷹真難看，又陰暗又醜。”姚文元也附和著說:“畫很陰暗，與他搞特務有關。潘天壽喜歡畫的禿鷹，是特務的化身!”江青又說：“前幾年，潘天壽的畫，你們杭州怎麼捧得那麼高？畫的賣價很貴。齊白石也一樣，是個老財迷，可壞啦!”康生當時不在場，他聽說江青點名批判潘天壽，也放出話說:“潘天壽的問題這樣嚴重我才知道。像他這種人至今想的還是過去那一套，不可能真心實意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服務。”這樣，曾任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的潘天壽，本來在“文革”開始後即受到了沖擊，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關進“牛棚”，經江青這麼一點名批判，受迫害程度更甚.1968年9月15日， 《浙江日報》發表一整版批判文章，通欄標題是紋化特務潘天壽為什麼能長期獨霸浙江美術界》。報紙上說:“潘天壽何許人也？美帝國主義和人民公敵蔣介石豢養的忠實走狗，國民党文化特務。就是他，曾經參加由蔣介石、汪精衛、陳立夫、陳果夫、宋子文等大壞蛋當頭目，對共產黨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CC特務組織一一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就是他，由國民黨黨棍、CC特務大頭目張道藩親自介紹參加國民黨，被批准為特別黨員……”9月17日， 《浙江日報》再次加強力度，一下子發表了五篇批判潘天壽的文章，如《把文化特務潘天壽之流永遠趕出美術舞臺》 《“禿鷲”就是特務的化勦等.造反派還反復抄家，將潘天壽的所有作品和學術資料，乃至書畫工具洗劫一空。他們把潘天壽折磨成疾，又不給予及時治療，以致他含冤而死。

姚文元下令批判《中國畫》畫冊

“文化大革命”後期，美術界一本很普通的畫冊一一《中國畫》畫冊，卻引起廠“四人幫”的高度關注。姚文元發動批判，相關的報刊口誅筆伐，並殃及整個美術界，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

《中國畫》畫冊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了出口宣傳的需要。當時的外貿部門印製的一本出口畫樣本，作為工藝品出口的廣告。《中國畫》畫冊不僅收錄了一些知名的國畫家當時創作的繪畫作品，而且還收錄了他們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　　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發起了對《中國畫》畫冊的批判。在上海市委會議上，姚文元拿著這本畫冊，蠻橫地指責它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回潮”，說它是“迎合西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複禮’畫冊”。《中國畫》畫冊裏，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一隻在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充滿盎然生機。姚文元居然寫下了這樣的批示:“這幅畫在畫幅的上端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隻怒氣沖沖的公雞。這只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著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准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在這只怒氣沖沖、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公雞身上，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准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一隻公雞，一叢迎春花，如此簡單明瞭的畫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對“社會主義的春天”的“極端仇視”。“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徐景賢緊跟姚文元，說那只公雞“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准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在姚文元組織和部署下，“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紛紛粉墨登場。在1974年2月25曰上海美術館的一次會議上，“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公開點名批判《中國畫》畫冊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 “對美術領域中的復辟逆流，要進行反擊廠並且用市委辦公室文件的形式，拋出了“市委領導同志對《中國畫》畫冊的意見”，借題發揮地攻擊說:“《中國畫》畫冊，集中暴露了我們外貿工作和美術工作的嚴重問題。”“在外匯面前……右傾投降，拿出這樣的作品，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作為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氣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1974年3月20曰，上海《解放日報》和攸匯鄉同時在第二版刊登了題為蔔本地地道道的“複禮”、翻案的畫冊》的長篇文章，這是批判仲國畫)畫冊的所謂“重磅炮彈”。3月28日， “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給懈放曰鄉和紋匯鄉下了這樣的一個批示:“批判《中國畫》的版面還要繼續搞幾版，版面可標通欄《深批‘克己複禮’，擊退美術領域的復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將展開的批判相銜接。”隨後，兩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大量批判文章。4月7曰，“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在一個內部情況文件上這樣批示:“請工藝美術研究室和文化局一起

將壞畫收集起來展出，供批判。”然後，那個“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又下令，指定上海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出版社和文化局一起，召開幾千人的跨行業、跨系統的批判大會。

《中國畫》畫冊被“四人幫”攻擊為“毒草畫冊”，一篇題為《贊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中這樣寫道:“有那麼一些人……他們和廣大群眾唱著相反的調子。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美展，沒有一幅好作品’呀；‘工農兵的畫政治內容雖好，但藝術水平太差’呀；等等。對美術戰線的豐碩成果。視而不見，對工農兵的創作，橫加指責。可是，他們對那些散發封、資、修藝術臭氣，抒發沒落階級的感情，滿紙都是‘野、亂、怪、黑’的所謂作品，卻興致勃勃，十分愛好，滿口稱贊，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們看到了一本題為《中國畫》的畫冊，是由輕工業進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藝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編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亂、怪、黑’的典型代表。畫冊前面的《出版說明》說: ‘新中國誕生後，廣大中國畫作者在毛主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引下，批判地繼承和發揮了中國畫傳統，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內容和新風格，頗受國內外中國畫愛好者歡迎。’這裏隻字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國以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我們不禁要問這本畫冊的編印者，你們到底承認不承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承認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文藝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專政這個事實？難道新中國誕生後，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存在了嗎？這本畫冊的編印者把這些所謂‘三新’，實為‘三怪’的黑貨拿來上市，並介紹給外國人，試問，作為偉大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氣概，跑到哪兒去了呢？”

這篇文章進一步揭露說:“而毒草畫冊中的作品，又畫了些什麼？抒發了哪個階級的感情？只要略舉幾幅就清楚丫。首先。我們看看題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畫了一隻翹著尾巴，翻著白眼，張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鬥的公雞，站在淩亂、蒼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個階級的‘春’？我們知道，一幅美術作品，都是通過具體的藝術形象，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麼他春》的作者不正是通過他筆下的公雞這一特定的藝術形象，來發泄他對社會主義現實、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之情嗎？畫公雞白眼，和強調它的氣勢洶洶，寓意什麼呢？這只公雞的形象，不是象徵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徵誰呢？這哪里是什麼‘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代表帝、修、反和國內被打倒的階級，在咒罵社會主義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題為腳的作品，又到底畫了些什麼吧:一堆奇形怪狀、不死不活的牛群；一個戴鐲持花、蓬頭散發、眼神迷離的放牛女娃；在一頭伸著懶腰的牛背上停著一對談情的小鳥。這是哪個時代的秋天？這是哪個階級的現實？顯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調，臆想出來的情節，來百般醜化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幅畫是1973年作於‘黃浦西岸’的。這是對我們浦江兩岸欣欣向榮的、金色般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誣蔑!無獨有偶，在這本毒草畫冊中，還有一幅題為《山區》的東西，也是畫的農村秋景。可是在陰暗漆黑的畫面上不見一個人影，幾座慘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紀的修道院，層層的怪山，叢叢的奇樹，又黑又冷，陰森可怖。原來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眾的嚴肅批判，畫冊的編印者又在今天拋了出來，究竟想幹什麼？豈不發人深省嗎？”

一本普通的畫冊，“四人幫”竟然用來大做文章，在整個美術界掀起了狂風巨浪.他們的目的何在？其實，批判《中國畫》畫冊只不過是其險惡用心的一部分，是其在美術界掀起批“黑畫”運動的一枚重型炸彈，其目的是為了在外事部門打開缺口以攻擊周恩來，製造批判周恩來的反革命輿論。海百貨公司一店時，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現筆者照錄如下:

(在玻璃、搪瓷部)姚文元:這些玻璃杯的圖案都是修正主義的，不是我們的。是一些什麼三角形的、方塊形的。讓現代修正主義的美術全部占領了。這個是從法國和蘇修畫報上抄來的。這是什麼派？你們要查一查。我們中國過去不是這樣的。現在變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張春橋:這種花布給鐵梅、小常寶(她們分別為京劇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的，像什麼樣子？這樣的花布，與欣欣向榮的祖國多麼不相稱!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產了吧，牡丹花是富貴花!

(在毛巾、手帕部)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實又柔軟，花色也最樸素。

張春橋:手帕的問題很大。現在把資本主義國家最壞的東西搬進來了。把我們要打倒的東西都拾進來了，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這些手帕是典型的現代派。燕子是中國的，可是下面還搞了一條條的，成了法國象徵派的畫。這些，又像林風眠的黑畫！

1973年11月26曰，張春橋看到上海出口年歷卡上的畫，勃然大怒，寫下了這樣的“批示”:“祝這些大老闆、大設計家們早曰成仙，離開工農兵越遠越好。”

江青一夥在美術創作上設置了各式各樣的禁區:你畫山水花鳥題材的畫，他們說是“資產階級文人雅士的東西”；你畫龍鳳，他們說“有封建色彩”，是宣揚帝王將相；你搞雞心圖案，他們說“這個要注意，好像在談戀愛”；你搞幾何圖案，他們說是“抽象派”。按照他們的標准在畫面上鳥不能成對，花不能畫雙，連鴛鴦也一度不能畫了，因為他們說這是“黃色的”有個時期，孔雀也不能開屏了，因為一開屏就是“翹尾巴”，他們用主觀臆測和判斷，給許多美術作品扣上無中生有的帽子，甚至挖空心思地從畫面上去發掘反動標語，把作品和作者從政治上、藝術上宣判了死刑。例如：有的畫一棵大樹，竟被誣為大樹底下奸乘涼。畫了三把椅子，竟被說成是什麼“四國三方會議”。畫一隻貓頭鷹，被誣為“睜一眼，閉一眼.仇視社會主義”。畫一座橋，五個橋洞，上邊走著七個人，竟被誣為“攻擊五七道路”。畫一棵白菜三個柿子，被誣為“三世清白”，是“為自己的反動家庭翻案”。畫八朵荷花，竟被誣“攻擊八個樣板戲”。畫站在石頭上的一隻公雞，則是以“‘危機四伏’來攻擊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

王洪文在審查出口的工藝品時，更是擺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勢說:“什麼‘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麼人搞出來的‘中央精神’!”“四人幫”把工藝美術那些帶有民主性、革命性的歷史題材統統加上“克己複禮”“右傾翻案” “封資修”的罪名，全盤否定，一概排斥。你搞歷史人物，他說你“復古”“倒退” “容易引起資產階級生活聯想”；把經過改革富有新意的傳統題材作品，如漆雕《李逵大鬧菊花會》 《鴛鴦抗婚》《晴雯倒箱》等講成是“迎合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口味”，一刀砍個精光。他們捏造罪名之荒唐，用心之險惡，真可謂“登峰造極”。

總之，“四人幫”及其一夥人千方百計地尋找美術作品中的“政治寓意”，給許多優秀美術作品扣上“莫須有’’的政治帽子，並加以批判，其作者被批鬥、被迫害、被汙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做法直接導致了美術領域的百花凋零，嚴重地摧殘了中國的美術事業。

（吳繼金　賈向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