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超,外交幹將轉戰中紀委

在跑外事報導的媒體圈,大家都親切地稱他“建超”。作為任職時間最長的外交部發言人,他的出鏡率和辨識度一直很高。不過,最近一次亮相《新聞聯播》時,他的身份卻發生了變化。

2015年9月18日,潛逃美國14年的犯罪嫌疑人楊進軍被強制遣返回國,新任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的劉建超出現在福州長樂機場,參與遣返交接工作。《新聞聯播》的字幕還顯示,劉建超同時兼任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

此前,媒體圈已經得知老朋友“建超”升任副部長級的消息,但他在新崗位上的首次公開亮相,還是引發了一波輿論關注。

外交經歷有助反腐涉外工作

就在此次亮相前不久,劉建超的名字從外交部網站“主要官員”一欄消失,這意味著,他不再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有媒體隨即放出消息,稱劉建超已經調任中紀委監察部。9月15日,人社部網站發佈國務院任免工作人員資訊,證實了這一說法。

據《環球人物》記者瞭解,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的想法,最初是由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力主的。在2004年1月召開的第十六屆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在工作報告中提出,反腐倡廉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根據他的建議,同時為了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提出的各締約國均應當“確保設有一個或酌情設有多個機構……預防腐敗”的義務,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在國務院直屬機構的序列裏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

2007年,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局長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任,現任局長為黃樹賢。副局長設兩位,其中一位由監察部副部長兼任,另設一位副部長級的專職副局長,主持預防腐敗局的日常工作。今年8月,時任專職副局長傅奎調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劉建超接任了他的職務,成為首位調往中紀委系統的外交部高官。

再加上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這兩個職務,此次劉建超的職務變動,讓人不難想到反腐調查中的海外追逃。海外追逃最大特點就是涉外,即涉及我國與貪腐分子潛逃國家之間的法律法規適用、一些國際規則的適用等問題,同時需要與相應國家進行有力溝通。劉建超在外交系統工作了整整27年,外交經歷豐富,既熟悉國際事務,又熟悉中央的思路和政策——他長期負責新聞發佈工作,在國際追逃的對外宣傳、形象樹立、避免負面效應等方面優勢明顯;兩次擔任駐外大使,處理過一系列棘手問題,談判技巧嫺熟。可見,劉建超的專業背景與新崗位的要求比較契合。

曾是最年輕的外交部發言人

劉建超是吉林長春人,1986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後赴英國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深造。他於1987年入職外交部翻譯室,正式開始了外交官的生涯。此後,除了2000年至2001年間掛職任遼寧省興城市委常委、副書記,劉建超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歷任外交部新聞司隨員、三秘、副處長,外交部團委書記,駐英國大使館一秘,新聞司參贊、副司長、司長、外交部發言人,駐外大使,直至外交部部長助理等職。

2002年6月4日,38歲的劉建超在外交部新聞發佈臺上閃亮登場,成為就任時最年輕的外交部發言人。那一天,恰逢中國足球隊首次亮相世界盃。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他微笑著對記者們說:“今天是中國國家足球隊第一次在世界盃上亮相,大家還不得不在這裏和我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抱歉,希望大家儘早結束工作回去看球。”發佈廳裏的氣氛一下子活躍了起來,記者們接連提了好幾個與足球相關的問題。

此後7年,劉建超以他的機智幽默在發言人一職上留下了許多精彩時刻。

2005年3月10日,他受邀參加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王牌政論節目《提問時間》的錄製,與幾位中外嘉賓辯論有關中國的熱點問題。《環球人物》記者在現場感受到,劉建超的英語交流水準很高,對敏感問題的回應既立場鮮明又富有智慧。當時,即將出臺的《反分裂國家法》備受關注,一位英國女嘉賓說:“臺灣問題應該由臺灣人自己去決定,中國收回臺灣能得到什麼?!”另一位嘉賓也附和:“中國從沒有管理過臺灣,臺灣是由荷蘭人於17世紀發現的。”現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但劉建超從容應對道:“實現祖國統一,中國人民得到的是我們所珍視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早在17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開始在開發臺灣。臺灣是中國的臺灣,臺灣問題應該由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13億中國人決定。”最後,彭定康不得不表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這一點毋庸置疑。”

2008年12月,布希訪問伊拉克期間,曾被一名伊拉克記者扔鞋。有外國記者在一次例行發佈會上就此事提問:“我們採訪了一些北京民眾,大部分人都認為這件事情很正常,因為美國太強勢了,您怎麼理解這種情緒?”劉建超回應:“北京一些民眾怎麼看這件事是個人的事,但我認為對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有起碼的尊重。這件事也提醒我,在這裏觀察誰要舉手提問題的同時,還要注意誰在解鞋帶。”這段對話被傳到網上,不少網友直呼精彩。

劉建超曾說,自己更喜歡回答尖銳的問題:“發言人的職責就是回答問題,闡述中國政府在外交問題上的立場。但靠什麼闡述?只有通過記者的提問,我才有闡述立場、解疑釋惑、澄清事實的機會。而尖銳的問題有助於發言人更好地闡述立場。”

2009年3月,劉建超從新聞司司長一職調任駐菲律賓大使。其間,他比較圓滿地處理過黃岩島爭端、馬尼拉香港人質事件、菲律賓多次抓扣甚至射殺中國漁民等棘手的外交事件,出色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中菲兩國間的複雜關係,對駐菲大使的政策水準、業務能力都提出了較高要求,中聯部原副部長李進軍,外交部原副部長傅瑩、現任中央外辦常務副主任宋濤等,都是從這一崗位上提拔起來的。

2011年,劉建超轉任駐印尼大使,兩年後回國,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2014年,因外交部原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落馬,外交部新聞司原司長秦剛調任禮賓司司長,空缺的新聞司司長由劉建超兼任。

與記者是一種夥伴關係

在外交部的20多年中,劉建超4進4出新聞司,共主持例行發佈會176場,出訪期間或其他場合發佈會100多場,回答問題數千個。他說:“提問和回答,是記者和發言人的天然關係,而且我認為發言人和記者也是一種夥伴關係。”

這種在提問與回答間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在發佈會下延伸發展成為他與媒體圈的友誼,並一直保持了10多年。劉建超的為人風格既有東北人獨特的幽默感,又兼具很強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不只表現在語言上,更多地體現在行動中。他以獨特的個人魅力感染並結識了不少記者朋友,贏得了不錯的口碑。

一位元同行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了與劉建超最初接觸的經歷。那是2002年4月,博鼇亞洲論壇在海南舉行第一屆年會。由於接待經驗不足,組織方給記者安排的住地在距會場一兩個小時車程的瓊海,而且沒有擺渡巴士。“我們這些做外事報導的記者,需要到各個雙邊會見現場進行報導,每天忙完手頭的稿子已是深夜,再返回住地很不方便。建超本來隨代表團住在會場附近的酒店,但他把自己的房間讓給我們當工作間,還靠私人關係借到一輛麵包車,每天深夜開車送我們回住地,第二天一早再接我們去會場。辛苦不說,光是在黑乎乎沒有路燈的路上開車,安全都成問題。很難想像,在那個沒有穀歌地圖的年代,建超怎麼能認得路。”

這樣相處下來,到會議閉幕時,劉建超成了隨團記者眼中“感動中國記者”的人。他們自發寫了一封聯名感謝信,想辦法交到時任外交部長唐家璿的手中。“據說,這封信後來被唐家璿轉到相關部門留存了下來。”

在外事報導的記者圈,還流傳著很多關於劉建超的故事。“早年間,出訪條件特別艱苦,有些國家的酒店不提供熱水。建超就會拿著使館方面備好的瓶裝水,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給大家送。”雖然只是後勤保障方面的細節小事,但是見微知著,劉建超總是能讓他周圍的人感到很舒服。

“離紅線太遠也是有失分寸的”

當然,與記者們的友誼,更多是在新聞報導的配合中建立起來的。劉建超非常理解記者的工作需要,他說:“新聞是貶值最快的商品,如果要保留新聞的價值,就是要快。”

通常在領導人會談的時候,劉建超會坐在第二排,一邊聽一邊用筆記本電腦記錄、整理雙方領導人的談話要點,然後儘快列印出來,送有關領導審批後,力爭第一時間對外發佈。

2006年越南河內APEC會議期間,胡錦濤主席和普京總統會見。北京時間18點30分,雙方開始會談,《新聞聯播》19點開播的時候,會談還沒有完全結束。為了趕上在《新聞聯播》發出會談的新聞,劉建超和記者們密切配合,在會談的雙邊關係部分結束後,就及時寫好消息,迅速審定,並安排中央電視臺迅速行動,把這條雙邊會談的消息在當天的《新聞聯播》中播發出去。

也是在那次會議中,劉建超的快速、專業讓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新貝改變了對中國官員保守、謹慎的印象。“大家都認為,中方的吹風會可能要層層報批,不會那麼快出來”,新貝於是聽從老記者的建議,圍到美方發言人的身邊。誰知,劉建超很快就從會談室出來,幾乎在同一時間與美方發言人舉行新聞吹風會,“讓老記者們大跌眼鏡,紛紛從美方發言人那裏跑到他身邊”。一位元參加當時報導的記者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

發言人不僅要快,還要有“料”。這一點,劉建超有他自己的尺度:“發言人有一條政策的紅線,跨過紅線顯然是失去分寸的,但離紅線太遠雖然表面不出錯,實際上也是有失分寸的。發言人的最高境界是盡可能接近紅線但不要跨過去。”在這樣的尺度下,他對記者表現得非常開放務實,但從未越雷池一步,也不會因為這種謹慎讓人感覺不快。

在外交部新聞司,同事們對劉建超的評價是:“他很有開創精神。”而沒有擔當的人,是不會敢於開創的。“每次陪同領導人出訪,他所帶的團隊都是全新的,”一位熟悉劉建超的媒體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不少領導追求專業化,覺得一個人幹得好、用得順手就會一直用下去,但建超總是給團隊中的每個人機會,並且鼓勵每個人發揮所長。受到他的感染,那些特長、水準不同的人,在他面前都會盡力做到最好。這種人格感染力,對外交官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品質。”

在2015年9月初的一次外交部例行活動上,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可能是建超最後一次主持這樣的媒體活動了。”得知這一消息後,在場記者們的心情都十分複雜。一位同行說:“一方面,建超有這個能力,應該到更重要的崗位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為他感到高興;另一方面,這麼多年建立起來的感情,已經超過了普通的工作關係,就好像一位經常見面的老朋友,以後不能常聯繫了,也感到非常不舍。”

中紀委“調兵遣將”力度空前

劉建超的履新,僅僅是今年以來中紀委大規模人事變動中的一例。

今年1月,中紀委原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劉明波“空降”安徽,任省紀委常務副書記;同月,中紀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去職,後轉任中央第八巡視組副組長;3月,中紀委組織部原部長張立軍調任中紀委駐全國人大機關紀檢組組長;5月,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原主任許傳智出任中紀委駐國家民委紀檢組組長;同月,還有消息顯示,中紀委案件監督管理室原主任田野出任中紀委駐水利部紀檢組組長。

時間進入7月,“調兵遣將”的頻次進一步提升。

據媒體報導,7月3日,中紀委法規室原主任侯覺非已履新中紀委駐國家工商總局紀檢組監察局局長;幾天後,中紀委原宣傳部部長肖培調任監察部副部長;中紀委案件審理室原主任耿文清,也於同月調任中紀委駐人社部紀檢組組長。

8月,先是中紀委信訪室原主任任建華調任中紀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組組長;21日,國家預防腐敗局原副局長、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原局長傅奎卸任,幾天後調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同月,黃河水利委員會原主任陳小江調任中紀委宣傳部部長。

9月,中紀委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周亮補位組織部部長一職。加上劉建超,有媒體統計,除了12個負責辦案、直接跟地區或部門對口的紀檢監察室,組織部、宣傳部、國際合作局等15個中紀委核心內設機構的負責人中,已有超過半數換將。再加上從各地方紀委調入的一般工作人員,中紀委此次“調兵遣將”的力度可見一斑。

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除了1978年12月中紀委恢復重建時從全國各地選調了一批工作人員,如此大規模的調整力度,在中紀委30多年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之所以在這個時候進行如此大規模、高頻率的變動,是出於多方面的原因考慮。”

李永忠表示,自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的“武場”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不過,這還只是治標之策。反觀反腐的“文場”,雖然中紀委網站主動拿起了批評這一武器,及時發聲,有力回應,但是,在國內外的一些媒體和網路上,諸如“反腐倦怠論”“反腐無用論”的雜音還是頻繁出現,“如果任其蔓延,不僅不利於凝聚民心民力,甚至可能消解反腐‘武場’取得的成效”。李永忠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劉建超等具備外交、宣傳經驗的人才進入紀檢系統,將進一步加強反腐的“文場”力度,讓“文場”“武場”相得益彰,齊頭並進。

(謝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