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是我黨歷史上愛讀書、會讀書，並且善於把讀書、薦書作為一種有效工作方法的領導人，他對於讀書、學習的見解可以帶給我們諸多啟發。

（一）讀書要為天下奇

毛澤東早年常說：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創奇事。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風雲一生，書劍雙修。所謂“劍”者，不單指軍事，還包括對書本的運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實踐的力量。

讀書既然是為了磨劍、亮劍，以“創奇事”，當然就不能漫無邊際地閱讀，那樣反倒會稀釋思想和實踐之“劍”的力度。因此，人們總是希望讀好書，讀大有益於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領的“奇書”。這樣一來，何為奇書，怎樣擇書之事，便冒了出來。

毛澤東是22歲那年遭遇這個問題的。作為師範生，他當時潛心古籍，但汗牛充棟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讀不完。於是，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一封信中開列了77種經、史、子、集書目，直言：“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這是目前知道的毛澤東第一個擇書而讀的舉動。可惜的是，這封信裏所開列的77種典籍書目沒有留存下來。

毛澤東在投身革命去奮力“創奇事”後，便把讀書、擇書、薦書當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據他留下的文字或當事人的一些記載，可歸納出他閱讀、推薦和編擬的27個書目（名單附後）。這27個書目，少則3種，多則100種以上，涉及上千種書。

這當然遠非毛澤東一生閱讀的全部。他逝世後，在中南海住地的藏書達9萬多冊，都是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他的需要陸續配置的。列入這27個書目的，也不能說他都詳細讀過或讀完了，但大部分畢竟是他選擇出來的，對於有“奇書”之效的經典，還詳加批註。

最可“奇”者，不在擇讀之量，而在擇讀的內容和效果。毛澤東的擇讀，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學、馬列和文史。但那些與他的實踐活動關係不大的書籍，他同樣也多有閱讀。他同來訪的法國政治家討論拉普拉斯《宇宙體系論》同康得星雲學說的關係，連對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領導幹部們讀一讀蘇聯威廉斯寫的《土壤學》，說“從那裏面可以弄清楚農作物為什麼會增長”。他提出增進農作物產量的“農業八字憲法”，與閱讀此書明顯有關。所謂用書之“奇”，由此可窺一斑。

實踐為讀書之旨歸

擇書而讀的動力，不外兩端：實踐倒逼和興趣所致。一個是由行而思的激發，一個是由內而外的延伸。與毛澤東有關的27個書目，比較具體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時期自己閱讀和希望人們閱讀的重點，每個重點都折射出他當時集中處理的現實要務或特別感興趣的問題。

1920年，毛澤東在上海同準備建黨的陳獨秀建立聯繫後，回長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股份制書店。賣書他也是有選擇的，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後撰寫了三個售書目錄，申明所列均是“書之重要者”或“比較重要的”，擇書而賣之意盡在其中。

列入這三個書目的，多屬譯介的“西學”。

毛澤東由開列閱讀書目切入的政治實踐，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畫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後者計畫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

如果說毛澤東的閱讀生涯有過苦惱的話，那就是上井岡山後的一段時間裏無“奇”書可讀。這種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澤東在漳州一所中學圖書館裏挑選出幾擔書運回蘇區，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讀這些書，使毛澤東在風雲路上的眾聲喧嘩中，涵養著內功和識見，逐步實現思想昇華。1933年，他將《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附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又向彭推薦《“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毛澤東說這些話，正是他遭受打擊，靠邊賦閑，心裏苦楚無人領會的時候。他的實踐創新不被看重，還被戴上了“狹隘經驗論”的帽子，被說成“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與蘇聯留學回來的一些年輕革命家相比，毛澤東當時的馬列理論水準確實有待提高，對蘇聯黨內的理論紛爭也缺少瞭解。心裏憋了一口氣的毛澤東，是帶著《國家與革命》和《反杜林論》上路長征的，不少同行者後來都談到他在擔架上讀這兩本書的事情。

讀書推動身份跨越

到了陝北，毛澤東迎來了閱讀黃金期。他不斷寫信給國統區的同志，要他們購書帶回陝北。　　當時毛澤東擇讀的重點是軍事與哲學。他後來回憶，“到陝北，我看了八本軍事書”“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

毛澤東當時擇讀並寫有大量批語的哲學書籍，保存下來的有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等7種。寫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的批語就有1.2萬字左右，最長的一條有1200字。《哲學選輯》他連讀3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了批畫。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批註的哲學書，遠不止7種。為什麼如此集中讀哲學？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談話時徑直道出原因：“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

作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澤東追求的是掌握“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他擇讀軍事和哲學，並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名篇。

中國共產黨對領袖的選擇，比較注重理論。隨著一套新的理論話語逐漸為全黨接受，毛澤東也完成了身份跨越：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陝北時的軍事領袖，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1941年開始成為思想領袖。

對此，教育家、革命家吳玉章在回憶錄裏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這種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不可同日而語。

（陳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