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關係進入最低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一直未停止對中國的敵對性偵察活動。1974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轟動世界的長篇通訊，向世人揭露了克格勃一手製造的“李洪樞案”，並詳細報導了中國軍民、公安人員破獲此案，沉重打擊其間諜活動的經過。這篇報導開門見山，鋒芒直指蘇聯當局，以大量細節描寫，揭露蘇聯間諜的具體犯罪事實。這篇報導在國內外頓時引起轟動，一時間使得蘇聯的國際信譽降到了最低點，西方的報刊更是對這篇報導的全文及細節津津樂道。
幕後真相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
1975年北京市公安局舉辦了 《打擊蘇修間諜展覽》。照片、實物十分豐富，除了“李洪樞案”之外，還有相當多的其他內容。人們踴躍參觀，在展出的兩年多時間裏參觀人數達數百萬，也就是說有近一半的北京人都參觀過這個展覽，可見這個展覽的宣傳聲勢之大。展覽裏有不少細節，像李洪樞與蘇聯間諜交接情報、交接特工用品的秘密交接點，等等，都有照片，比如有個秘密接頭點在北京西郊臥佛寺裏院的金魚池旁的第幾根欄杆下。又比如有一個秘密交接點就在北京西城區後海北岸匯通祠後邊一座小山包上的一棵古樹下的樹洞裏，李洪樞和蘇聯間諜就是在這棵古樹下的樹洞裏交接情報和特務活動經費等物品。這些秘密交接點和接頭點看上去都很一般，跟周圍環境沒什麼兩樣，但這些間諜特務們卻在這些地方幹了那麼多骯髒的不可告人的罪惡勾當。
到了展覽後期，有些國家領導人也來參觀，甚至連外國兄弟黨的負責人也紛紛趕來參觀。他們參觀大都安排在晚上，也即普通觀眾參觀完閉館之後的時間，友好國家的領導來參觀由外交部通知安排，兄弟黨的領導人來參觀則由中聯部具體組織。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展出兩年多的打擊蘇修間諜展覽才正式閉幕。
1977年，國內曾公映過一部很火的間諜反特影片 《熊跡》，就是以李洪樞一案為背景拍攝的。後來這類題材的電影作品一再出品，將克格勃間諜的罪惡活動揭露得體無完膚，藝術上也日臻完美，受到國內外觀眾的一致歡迎，就連克格勃自身也感覺到了其威力。
當年北京市公安局二處 （外國間諜偵查處）處長、蘇聯間諜李洪樞專案偵查班子的負責人魏相如，後來有人為其出版過一部傳記 《赤誠歲月——老公安戰士魏相如的故事》，內中有“偵破蘇聯間諜特務大案”的一章，詳細敍述了魏相如如何頂著壓力、臨危受命、精心策劃、周密部署，一舉破獲了這樁轟動世界的驚天間諜大案。書中引述魏相如的回憶說：“他從事公安政法工作60多年中，抓偵查工作也多年，偵破過不少案子，但搞這起蘇聯間諜特務大案，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最絞盡腦汁、最驚心動魄、風險最大、最受考驗的一件大事。”
這五個“最”字，可以想見當年反特偵查工作的曲折複雜與難度之大，也讓人為老公安戰士的機智勇敢感到由衷的佩服與欽敬。魏相如是1939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加入人民公安隊伍工作的老公安、老革命了，從1949年北京一解放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先後任內五、內四、西四、東四分局局長，技偵處處長、東城分局局長、外國間諜偵查處處長，直至市公安局副局長、市勞改工作管理局局長，退休後長期擔任北京市關心青少年教育協會會長。1973年魏相如擔任外國間諜偵查處處長後，具體負責李洪樞案件專案偵查班子的領導工作。
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也是李洪樞專案組組長劉複之的回憶錄，裏面有一個章節“破獲蘇聯間諜案”，也記述了這一案件的全部經過。書中回憶，李洪樞是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生，1967年4月越境外逃蘇聯，被蘇方情報機關錄用並進行長時間的特工訓練後，於1972年6月5日派回潛入中國，20多天后就被我公安機關抓獲並押回北京。也就是說，“熊跡”在此時就被清除了。
考慮到蘇聯間諜機關尚不知李洪樞已被密捕的事實，在當時中央高層的決策部署指揮下，決定爭取“逆用”李洪樞來吊一吊蘇聯間諜機構的胃口。但開始並不順利。李洪樞此人很難爭取，甚至偷偷逃跑過一次。逃跑途中，他給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求救電話，可是，不知什麼原因，蘇聯大使館沒把他的求救當回事兒。總之，是蘇方露出的這一破綻使李洪樞的人生命運得以改寫。李洪樞在高粱地裏被再次抓獲。而被抓獲的李洪樞並沒有及時交代他曾向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電話……
中央對李洪樞案子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視是因為李洪樞還有極重大的政治價值。重大到是周恩來總理在親自指揮。專案的規格之高也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爭取信任，是爭取李洪樞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徑。專案組成員吃住都和李洪樞在一起，當著李洪樞的面，誰說話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大家一塊吃，一塊喝，一塊打撲克，一塊開玩笑，一塊聊天。漸漸地，李洪樞不像先前那麼敵對、緊張、戒備，偶爾大夥說笑，他也跟著笑一笑。但李洪樞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大部分的時候，他坐在一個角落裏，心事很重的樣子。專案組成員並不去管他，他們只是暗中觀察，做到心中有數，大家都明白，李洪樞必得經過一番又一番的自我鬥爭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而李洪樞時好時壞。有時，不知他想起什麼來，不吃，不喝，也不跟著玩了，甚至頂起牛來，這也不幹那也不幹。那個時期，所有的情況都要向周總理及時報告的。周總理總是及時批復，“同意，對李洪樞繼續採取感化政策。”周總理看報告之細，就細在連一個標點符號錯了也要給他們改過來。當李洪樞終於在專案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轉變後，為了麻痹蘇方特務組織，他們請示周總理，先讓李洪樞向蘇聯特務機構發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報以迷惑蘇方。比如某某人要當國防部長，此消息三天后見報，三天前讓李洪樞作為情報發出去，雖然三天后這情報變得沒有任何價值了，但既然能於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層的任命機密，最起碼證明李洪樞還是能力非凡的。蘇聯的情報機構也會甄別，所以如果一點真格的東西不給他們，就會使李洪樞失去價值。當然，也會選一些故作神秘的東西發過去。比如東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個土包，疑是軍事工事或什麼基地。還有部隊的調動，蘇方從別的途徑有時能探聽到我軍部隊的調動情報，只是不知細節而已，他們有時也就編些模模糊糊、真真假假的情報，忽悠蘇方一把。報告的程式是先到周總理那兒，最後還是回到周總理那兒，周總理最後批復“不妨一試”。
專案組成員總是以周總理的批示為准。有了周總理的批示，專案組便帶著李洪樞，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奔黑龍江的甘南縣。情報在北京發，專案組成員覺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發過去的情報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面的工作全廢了嗎？選擇甘南，那兒離蘇聯近，也是當初李洪樞跟蘇方約定的碰頭點。雖然長途跋涉有些冒險，還要防止路上李洪樞逃跑或是其他什麼變故。但為了確保效果，專案組成員們不惜長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隨著工作的深入，專案組成員們確實得到了期望的效果：蘇聯間諜機構指令李洪樞於1974年1月15日晚9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候接頭，接頭人將送給他新的電臺、密碼、密寫工具、手槍、聯絡時間表以及活動經費等。專案組把情況寫成報告送達周總理，周總理說，可以破案。所謂放長線釣大魚，這就是大魚了！
破案前，專案組成員們個個感受到內心從未有過的緊張。他們反復去接頭地點周圍轉悠。當年的西壩河一派荒涼，無論白天晚上都難見幾個人影。專案組事先將參戰人員分成三個包圍圈，最週邊的為第一包圍圈，是保衛人員;第二包圍圈是公安偵查人員;第三包圍圈是衛戍部隊人員。
執行任務當天，專案組成員提前就將西壩河一帶秘密封鎖了，周圍零星的幾家住戶，只准進不准出，住戶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饅頭，醉倒後塞到床底下。
按照事先的約定，一看見目標進來，第一包圍圈就發信號彈。可是，接頭的時間9點30分已過，現場尚無任何動靜。專案組成員看著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緊張不已，是計畫暴露了？為什麼敵人沒有按照約定的時間到呢？9點40分了，還是不見動靜。9點45分，才見兩顆信號彈閃亮劃破了漆黑的天空，這時專案組成員們心中，才好似一塊石頭落了地。
與魏相如傳記最大不同的說法是，劉複之說專案組是利用李洪樞展開反間諜工作，爭取“逆用”，又把他給“反派”出去的，並說這個專案組是經過周總理批准的。按照劉複之回憶，李洪樞這樁特大蘇聯間諜案，是一場典型的“逆戰”和“諜中諜”，是我方利用李洪樞來“放長線釣大魚”。一年半之後，“引蛇出洞”的機會來到，敵方的一切活動，盡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並早已在他們的接頭地點布下了天羅地網，等紅色信號彈升空之後，千軍萬馬，神兵突降，喊聲四起，威震敵膽，在探照燈的強光聚焦之下，前來接頭的蘇聯間諜，自然就成了乖乖就擒的甕中之鼈。
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專案組組長劉複之所講述的“逆用”事件真相，在具體辦案負責人魏相如的傳記《赤誠歲月》中卻隻字不提，沒有一點記載，可能是魏相如當時出於“保密”的考慮，對涉及此事的具體情節慎之又慎，不敢輕易道出吧。可以說，如果沒有後來劉複之的回憶，誰又能想像到，在這樁曲折複雜、驚心動魄的重大國際間諜事件後面，有著如此之多的未雨綢繆，為的是讓每個細節盡在我方的掌控之中。這本傳記也披露了李洪樞後來的情況，他因為在此案中有立功表現，得到了寬大處理，後來被改名換姓分配到一個工廠工作，成了高級工程師，並娶妻生女。
這樣豐富的鬥爭經歷，這樣真實的反諜生活，為一系列這類題材文藝作品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得中國在宣傳戰上也能遠遠勝過蘇聯一籌。
40年後俄方又披露相關內幕
“李洪樞案”令當時的克格勃頭目，也即後來成為蘇共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非常惱火，最初正是他下令在中國人中招募間諜人員為克格勃服務，並且懸賞對完成任務者予以重獎。這一陰謀破產後，他認為這讓他本人以及克格勃在全世界面前都丟盡了臉。1977年之後，中國一系列反諜題材的影片出品發行，其中針對的儘是克格勃的活動，這更令其怒火中燒。於是他以蘇共中央名義發出了也以影視作品方式“反擊”中國“挑釁”的專門檔。
時隔40年後，俄羅斯《絕密報》披露出相關內幕。
1980年12月15日，蘇共中央秘書處曾發出一份內部文件，決定“用從特殊管道獲得的一些材料製作成影視片，揭露中國情報機構特工的活動”。該檔中特意提到，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尤裏•安德羅波夫1980年12月12日的相關指示，蘇共中央秘書處已委派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製作了一部大型的影視片《中國情報特工人員的反蘇活動》。安德羅波夫特別在這份公文附件中指出：“近年來國家安全機關通過加強偵查活動獲得大量資料，其中顯現出中國方面不斷加強反蘇性質的陰謀破壞行為，並且在向蘇聯投送間諜人員一事上，達到極其活躍的程度。已被發現的中國間諜的一些活動，均以攝影（視頻）方式記錄在案，這些都是反諜人員根據可疑線索不懈跟蹤所得到的可靠證據，再加以精心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片中提供了其中部分材料。這些材料顯示，受騙上鉤者是如何同中國投送的間諜一起合作並參加其偵察活動的，以及他們接受的任務和完成的情況。”
《絕密報》這篇文章說：“既然蘇聯當局煞有介事地宣稱在蘇聯發現了中國間諜，那麼自然而然地蘇聯人民就要問，中國到底有多少間諜來了蘇聯？他們何時何地，以及何種情況下在蘇聯活動？這是當時最令蘇聯人民感興趣的。然而克格勃的檔中不含任何這類細節，這類從所有情節到整個案件均屬空穴來風的宣傳品，居然能夠大張旗鼓地走上影視，全在於製作者一味盲從地去執行具體操作。”
文中又提到，安德羅波夫當時還說：“這類影視節目當下只在國內展示和傳播，但也不排除可拿到國外放映播出的可能，但必須選在政治上的有利時機。”文章解釋說，他這話的意思就是：“中國人還會繼續以間諜手段來對付我們，並會繼續投送間諜到蘇聯來，但我們只有在這種時機才會向國內的人民（包括世界人民）公佈這一切，而這時機就是‘政治上的有利時機’，說穿了就是，這麼做絕非出於現實行動的考慮，而純粹是一種政治作秀。其中的邏輯思考秘不可宣，全由克里姆林宮內那深不可測的陰謀活動把持著。曾經有一個時期，全蘇聯的電視臺也曾如此這般將美國妖魔化，大量播出有關西方情報特工人員的活動，同樣也是出自政治宣傳的需要。然而有趣的是，蘇聯炮製的有關影視片中，描述的所謂‘中國間諜’活動的時間及地點一概是模糊的，也就是說克格勃根本無法提供具體的細節，卻以這麼隱秘的手法硬性推給如此廣泛的公眾接受，這也就毫無真實性可言。”
俄報這篇文章大力給中國的反諜影片 “點贊”，指出：“正當安德羅波夫剛剛說出要開始生產自己的反諜影片時，中國人早已先發制人這樣做了，並出品、發行了相當優質的藝術影片，內容是和蘇聯間諜陰謀的鬥爭。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導演趙心水導演的大片《熊跡》，它拍攝於1977年。影片中展現出的是一整個‘蘇修’大間諜網路，由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馬爾琴科和伊凡諾夫指揮。克格勃多批派出特工人員，冒充中國復員士兵，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國內活動，中國的反諜人員隨即對其血戰征逐。隱藏在密室之中的蘇聯間諜頭子薩勃裏，通過一尊金屬鑄造的‘熊鐘’與這些間諜進行聯繫，還派出其嘍去試探一位在克格勃臥底的中國英雄偵察員李欣。一位中國的局長姚炳章，這是個隱藏多年的一直為克格勃效力的老特務，綽號叫‘紫貂’，他的活動使整個劇情變得神奇莫測。然而中國的反諜人員憑藉自身的大智大勇，一舉破獲了間諜們及其後臺蘇聯駐華使館官員偷竊情報的案件，並讓他們當眾出醜。”該報說：“在這樣的形象面前，我們影片的主角，哪怕是《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的‘施季裏茨’也要遜色三分。接下來，中國又出品了類似的影片《東港諜影》《戴手銬的旅客》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影片內容情節越來越豐富，藝術手法也越來越成熟。在1976年公映的《第二個春天》中，以技術專家面目出現的蘇聯人還只是企圖騙取中方的機密；而到了1977年公映的《熊跡》中，蘇方就已大規模組織間諜活動了；1978年的《東港諜影》更是再上層樓，其主題明確、情節真實可信，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這是當時蘇聯影視作品不可企及的。”
該報還分析了中國宣傳戰勝利的根本原因：“中國這類影片之所以走紅，更主要是因為中國公安（安全）部門歷來有著依靠群眾辦案的傳統，政府公務活動有著深厚的社會群眾基礎。要知道當時在中國，從上到下，即便從普通工人農民直到每位家庭主婦，都對中共中央‘反帝反修’的大道理耳熟能詳，並且真正關心國家大事，這樣中國政府無論做什麼宣傳，都能迅速贏得人心，並影響深遠。而安德羅波夫根本不懂這些，他想簡單模仿、沿用中國的手法在蘇聯複製、推行自己那一套，肯定是要碰壁的，最後只有甘拜下風，草草收場。”
當時蘇聯陳兵百萬于中蘇邊境，對中國的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但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他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接連發出積極的信號，為中蘇關係“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拉開了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關係在勃氏時期達到對立的頂峰，也啟動了關係正常化的大門，這一時期是中蘇關係的一個分水嶺。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在其執政期間更是主張 “改善蘇中關係”、“恢復蘇中兩國人民友誼”，這就無異于宣告了蘇方自己這段“宣傳反擊戰”的終結。
（朱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