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流動始于1840年代，從那時起，福建和廣東的農民就前往東南亞和歐美，而江蘇和浙江的農民則前往上海。然而，中國邁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流動并不順利，也一度被打斷或倒退。直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才永久地讓中國進入流動時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

打工潮的全面興起

鄧小平在1992年1月至2月的南巡，恰好是 年一度的春節。几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工作与生活，都依据這個時間點來進行籌划与總結。正在珠三角打工的農民，這個時候會打算在哪一天返回中西部老家過年；或者，他們在打算過年之后是否出來打工，以及到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工厂打工。這些思考并非小事，它決定了農民一年的收入。

同樣，這個時候的中央高層也在思考這些問題:中國的一系列改革姓“社”還是姓“資”？是走市場經濟還是計划經濟？是否允許外資進入和興辦私營企業——正是它們吸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促進了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這些問題在高層引起了激烈的博弈与爭論，電讓已經88歲高齡的鄧小平感到心焦。

在上世紀80年代，他多次提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1990年和1991年，他在上海作出了一些希望加快開放的努力，皇甫平的四篇評論也為他提供了輿論支持，但是在重重阻力下，效果并不理想。現在，他要來到廣東這個中國最早實施開放政策和民工潮最早涌人的地方，來看一看自己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确。

1月19曰上午，鄧小平來到了深圳，開始了他在廣東的11天之行。

一路上，他高興之時就要滔滔不絕地講話，每次講話時間長達半個小時以上，他說道: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入，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

聯系當時的情景，鄧小平講話中提到的“勞務”、“工人還要拿回工資”.顯然指的就是离開土地和老家的打工者。在廣東的11天之中，所到之處，他受到了群眾歡迎一一其中包括一些外地打工者，在工厂考察時，這個喜愛孩子的老人，更是与一線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們親密接触、合影留念，打成了一片。他受到了這些打工青年的歡迎与愛戴，也為這些青年能夠擁有工厂崗位并開、始掙錢而衷心高興。而正是在這种情緒和場景的鼓舞下，更多的青年离開了家鄉和土地，加入到了打工創業的隊伍當中。

如今，研究現代化史的學者們都一致同意，199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標志年。其中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引起了民工潮的全面興起。

南巡途中与群眾偶然相遇

盡管鄧小平在南巡之前，只是聲稱是去“休息”一一到南方過年是他的習慣，而且他不愿意讓國內媒体對他的行程進行報道。但實際上，他的這次南方之行，是一場精心的策划，一場即將亮出底牌的政治動員、在南巡途中，鄧小平分別接見了湖北、湖南、廣東、江西、上海、江蘇、安徽的省市領導，很明顯，他要這些地方的官員支持他的改革路線。更具有政治動員意義的是，他在廣東以及上海的視察途中，都密切接触了群眾。

据公開報道來看，鄧小平在廣東視察途中，有好几次与群眾偶然相遇。

那是1月25日上午，當鄧小平走出拱北地區的芳園大廈時，周圍大街上已站滿了許多等侯的群眾。鄧小平在芳園大廈門口一出現，人群中立刻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有許多人流了眼淚，并高喊鄧小平的名字。汽車就停在門口，原計划出來就上車离去。

鄧小平一見那么多群眾等在那里，便緩步定近馬路，揮手向群眾致意：后來，時為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在回憶錄中披露，在芳園大廈門口“聞訊前來的群眾竟多達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來自特區的打工仔、打工妹”。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与群眾的相遇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有些報道披露，鄧辦主任王瑞林曾特地吩咐警衛人員，在鄧小平出現在公開場合時，盡量讓鄧小平与民眾見面。

可以肯定的是，鄧小平的接触群眾，啟發丁當時的廣東官員。也就是從1992年前后開始，深圳市出現了一個很有名的打工妹——安子，她通過寫作、榮譽評選、參加官方活動等方式，与政府官員們保持了密切的接触。這种接触影響了安子的人生，在1990年代，她是深圳市以及全中國最有名的打工者。

同時，這种接触之于官方也很有好處:一者，勞資沖突在當時已開始呈現，通過塑造安子這樣的先進打工者形象，可以促進勞資合作，并減輕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壓力；二者，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斷裂社會，對于打工者而言尤其如此，他們來到第二故鄉、進入城市，但与城里人、本地人以及由此构成的政府官員，都沒有什么關系。通過与安子等精英的接触，可以促進國家与社會的溝通，政府与民眾的交流。

“打工文化”的涌現

1992年1月20曰上午，鄧小平來到深圳先科公司視察。在貴賓廳，一個叫趙敏的員工根据公司的事先安排，上場用四川話說道:“我給鄧小平同志唱首歌吧，唱那個啥子歌咧，《在希望的田野上》嘛。”

趙敏唱完以后，鄧小平帶頭鼓掌并夸獎道:“很好，很好，我听得很清楚，音響效果也不錯。”

趙敏當年三十出頭，是東北入，畢業于洛陽師范學院藝術系，對語言有著天賦的他，對四川、河南、廣東等地的方言都能模仿，以至于當天他在唱歌之前的一句四川話的開場白讓人誤以為他是鄧小平的老鄉。

在鄧小平的南巡途中，這只是一個細節，但卻折射出了當時的中國文化生態。人口的流動，不但呈現為經濟和政治的意義，也同樣体現在文化上。在1992年南巡途中，鄧小平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并极為活潑、親和地与一些喜愛流行音樂与打工文學的打工仔、打工妹，有了親密的接触与互動。他的這些舉動，直接促成了“打工文化”在中國廣東的興起，使之形成了第一波，走向了第一個高峰。

如今，中國人如果用藝術的方武來回顧鄧小平的南巡，那么，肯定會想起董文華演唱的一首歌《春天的故事》。然而，這首歌是在1994年才問世并流行的。在1992年初，中國最流行的歌曲，并不是《春天的故事》，而是電視劇《外來妹》的主題曲一一《我不想說》。

電視劇《外來妹》及其主題曲《我不想說)，當年之所以走紅并成為經典，除了其本身的藝術性之仆，還必然考慮其生成的現實土壤，正是有當年正在興起的打工潮，才有了這部片子和這首歌。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既推動更大規模打工潮的興起，也為這部反映了打工者工作、生活与心聲的藝術作品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在1992年之后，隨著更大規模打工潮的興起.更多反映打工者的流行音樂也開始涌現.例如光頭李進的《你在他鄉還好嗎》、李春波的《一封家書》、甘萍的《大哥你好嗎》，陳星的《流浪歌》《望故鄉》《离家的孩子》等，都風靡一時。

像音樂一樣，打工文學最早的作品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1984年)，但到了1992年前后，才開始走向第一個高峰。這時，打工妹安子出版了《青春驛站》等作品，并以此揚名深圳和全國。考察安子的成長史，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當年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在成名之時，正值電視劇《外來妹》熱播之刻，也恰好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際。

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反映打工者的電影、電視与文學作品，也可以看到一些由此成名的明星与作家，但這些已是“打工文化”的第二波。如果我們要怀舊，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將會發現，打工文化始于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后，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后，形成了第一波，走向了第一個巔峰。

（王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