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向歷史交代……(上)

蔣經國與其父蔣介石一樣,一生奉行「一個中國」的立場。他多次說:「兩岸畢竟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臺灣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鴻溝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蔣經國身體每況愈下,深感時日無多的他,迫不及待要開啟兩岸和平統一的大門。

蔣經國的「政治革新」,使臺灣擺脫了獨裁統治,實現了經濟的騰飛,突破了海峽兩岸的隔絕,開啟了海峽兩岸人員和經濟文化交往的大門,書寫下兩岸關係的光輝篇章。

在蔣經國為臺灣這艘船撥轉了航向的大背景下,在臺北大直官邸,蔣經國再次接見沈誠(蔣經國派往大陸的密使)。

沈誠說:「北京又邀請我去訪問,不知蔣先生要我轉達什麼話否?」

蔣經國說:「小廖給我寫了封信,統戰的味道太強烈,海外媒體大做文章,引起宋老夫人警惕。她在臺北發表《給廖承志的公開信》……」

臺灣島內與國際上一系列新的變化衝擊著國民黨「永不與中共談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來越受到孤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受到了來自各方越來越多的批評。因此,蔣經國不得不改變「三不」政策,開始考慮與中共接觸。

正在這一時期,一部電影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1986年4月,大型故事片電影《血戰台兒莊》在香港首映。臺灣「中央社」在香港的負責人謝忠侯先生看完影片後,興奮得當晚給蔣經國打電話說:「我剛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個抗戰影片,講的是國軍抗戰打勝仗的,名叫《血戰台兒莊》,裏面出現了先‘總統’的形象,跟他們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這次形象是正面的。」

蔣經國聽說後,大出意料,很是震驚,馬上對謝忠侯說,找一個拷貝來看看。

謝忠侯找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要拷貝。負責人很敏感,立即報告了中共中央,並很快得到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同意。於是,廣西電影製片廠複製了一盤錄影帶,通過新華社送給了謝忠侯。謝忠侯如獲至寶,立即帶著這盤錄影帶飛回臺北。

1986年8月的一天,蔣經國與夫人蔣方良和兒子在官邸看《血戰台兒莊》。

看完,蔣經國說:「這個片子有幾點是可以的:第一,共產黨認為我們是抗日的;第二,對我父親是正面報導,沒有抹黑,沒有歪曲他。看來,大陸的政策有所調整,我們相應也要作些調整。」

蔣方良說:「阿母那邊也打電話來要看呢。」

「我送去給她看,我還要推薦給中常委看。」蔣經國幽幽地說,「時代變了,潮流變了,形勢變了,我們要對歷史有所交代啊!臺灣的大陸政策應該有變化了!」

蔣方良勸道:「你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目前最要緊的是保重身體啊!」

虛弱無力的蔣經國慨歎:「我就像一盞燈一樣,油已經幹了,隨時一陣風都會吹滅掉。」

蔣方良問:「醫生開的藥方,有一味藥是福建武夷山的肉桂,怎麼辦?」

蔣經國說:「通過管道向那邊要吧,我相信他們會想力

這部影片往板結的上層透進了空氣。

1987年初,外界風傳蔣經國病入膏肓,將不久于人世。定居日內瓦的蔣孝武前妻汪長詩及其父親汪德官(按:本澳知名人士汪長南的父親),決定馬上飛臺灣看望,與曾是親家的蔣經國作最後訣別。他們途經香港時,汪德官的老友、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臺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來到賓館探望。黃文放有備而來,臨走託付汪德官父女一盤錄影帶,請他們當面交與蔣經國。父女倆沒有多問一句,欣然接受委託,當了「民間特使」。

汪德官父女到了臺北,蔣經國十分高興,仍以「親家公」與「兒媳」之禮待之,交談甚歡。交談中,汪德官瞅准一個最佳時機,將老友交托的敏感錄影帶親手交給蔣經國,淡淡地說:「這是那邊一位朋友托我帶給您的。」

蔣經國先是一愣,馬上意識到老親家本來與國共兩邊都有交情,又是一盤錄影帶,不會有什麼風險,立即摒退左右,與汪德官父女一起觀看。

錄影帶是家鄉溪口的風景片。電視螢幕上出現一幕幕既熟悉又久違的場景,吸引著蔣經國的目光。

蔣經國看得目不轉睛;汪德官父女看得眼睛挪不開畫面。屋子裏寂靜無聲。

看完錄影帶,蔣經國對汪德官父女動情地說:「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1987年7月15曰,臺灣當局發佈了由「總統」蔣經國簽署、「行政院長」俞國華、「國防部長」鄭成元副署的「總統令」,宣佈臺灣地區自7月15曰零時起解除「戒嚴」。

這意味著實行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為臺灣人民深惡痛絕的「戒嚴令」終於被廢除,關閉了數十年的「禁區」大門,終於被蔣經國小心翼翼地打開了一條縫隙。海峽兩岸也由軍事對峙狀態逐漸轉為非軍事對峙狀態。

10月15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奉蔣經國之命宣佈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具體辦法,決定於11月2日起施行。蔣經國批准的兩岸開放政策,允許臺灣非黨、「政」、軍人員赴大陸探親、旅遊,為冰封了近半個世紀的兩岸關係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個善舉不但為兩岸失去聯繫四十年的親人提供了團圓的機會,也為兩岸關係解凍踏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1987年12月25日,重病的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

蔣經國佝僂著坐在輪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臉已浮腫得不成樣子。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橫幅沖著他大聲抗議,然後是更多的人響應起哄。他從沒想到,重申推進民主改革決心的「總統致辭」,得到的回應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的喧嘩。

在被手下擁離主席臺前,他孤寂無力的雙眼朝著喧嘩嘈雜的方向停留片刻,說不出一句話,緩緩別過頭去,滿臉的落寞茫然。

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心酸鏡頭,十九天後,蔣經國病逝。當天,臺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臺灣人自發到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20世紀80年代後期,蔣經國身體每況愈下,正被初期民主改革亂象迷眼的他,迫不及待要開啟兩岸和平統一的大門,以便向歷史作出交代。第一步已經邁出,蔣經國打算把步子邁得更大一些。

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老同學鄧小平也邁出了步子。1981年7月,鄧小平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借此向蔣經國釋放信號,傳遞中共新的對台工作資訊。因為金庸曾於1973年與蔣經國見面談時政國事,比較「熟」,能夠傳話。在鄧小平的感召之下,蔣經國沒有無動於衷。

1986年的一天,蔣經國在大直官邸接見沈誠,開宗明義地說:「你多次奔走於臺灣和大陸之間,對中共的意見和我的意見都熟悉,你就先擬出一個第三次合作的方案來吧。」

沈誠說:「遵命!大陸那邊的領導人,也希望我對海峽兩岸尤其大陸方面的財經問題及國共合作問題提一些具體的意見,以書面陳述。蔣‘總統’的意圖我是熟悉的,由於多次接觸,對中共的設想和建議也熟悉

蔣經國說:「那好,別回香港了,就在臺北擬出來,交給我看。」

過了些日子,沈誠再次走進官邸,坐下後從口袋裏取出一份檔說:「受您之托,我已經將‘國是建言’擬好,改題為《國是建議備忘錄》,於8月交給中共方面。現特呈您審閱。」

蔣經國說:「我最近眼睛不好,你講講要點吧。」

沈誠說:「主要內容有六點:(1)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2)雙方對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和互相執著;(3)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歧;(4)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5)國家一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6)實彳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

蔣經國點點頭,接過去放在一邊。

沈誠的「備忘錄」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對《國是建議備忘錄》進行充分商議的基礎上,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又一次去臺灣向蔣經國請示。

沈誠說:「中共中央對《國是建議備忘錄》進行了充分商議,大陸全國政協邀請我到北京晤談,您有什麼指示?」

蔣經國問:「你的《國事建議備忘錄》是否已送北京?北京方面有何反應?」

沈誠說:「我確已送北京鄧小平先生,反應還沒有聽到。」

蔣經國又問:「北京領導中心,到底誰說了算?只怕北京政治一反一復,找錯了對手。」

沈誠說:「跟我接觸的是‘二鄧三楊’,鄧小平、鄧穎超,楊尚昆、楊斯德、楊拯民。」

蔣經國說:「那你就去吧。該說的我早都跟你說過了,你多聽他們說什麼。」

沈誠說:「為打破兩岸關係僵局,我力主突破現行的‘三不政策’,否則就老在死胡同裏徘徊。」蔣經國思慮著搖頭:「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的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

沈誠高興地說:「這實際上改變了原來死硬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鬆動有利,我去大陸心裏也有了點底。」

不幾天,沈誠已在北京吃烤鴨。

是老朋友賈亦斌請他吃烤鴨。沈誠蘸著醬、卷著餅問:「賈先生,我既是經國先生的部下,也曾是你的部下,請你直率告訴我,大陸對和談有沒有誠意?」

賈亦斌放下卷好的烤鴨卷餅說:「確有誠意。請你回去轉告我們的老上司經國先生。」

沈誠問:「何以見得?」

賈亦斌回答說:「第一,50年代初,我們的口號是‘一定要解放台灣’,很明顯是要用武力。後來,講祖國統一有兩種方式,一是武力,還有一種是和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和平統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萬不得已如‘臺灣獨立’或外國人侵的情況下才會使用。」

沈誠點著頭又問:「還有呢?」賈亦斌說:「第二,你也許注意到了,大陸明確了今後要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任務,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怎麼會在自家海峽兩岸打起來呢?怎麼可能一邊打仗,一邊搞建設呢?」

沈誠再問:「第三呢?」

賈亦斌說:「如果我們用武力解放臺灣,就要渡海作戰。現代的渡海作戰武器,必定是現代化的殺傷力極強的武器,用起來不僅臺灣會變成一片焦土,鄰近臺灣的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必然遭到嚴重破壞。這可是大陸的經濟發達地區啊!所以,和平統一是上策。」

頭頭是道,句句在理。沈誠重|重地點頭,烤鴨也放下不吃了:「你願不願意溝通?」

賈亦斌坦誠地說:「你是說我跟經國先生的舊日恩怨?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大局,我會從大局出發,不會計較個人恩怨,經國先生雖然在我起義後曾派人來殺我,但他對我總的是恩大於怨。」

沈誠雖然是受邀請來的,但他不知道能不能見到中共最高領導人,於是又進一步問:「你可不可以溝通?跟最高層溝通?」

賈亦斌說:「我有些上層朋友,應該可以溝通。請問,經國先生有沒有誠意?」

沈誠說:「我肯定地回答你,經國先生有誠意。」

賈亦斌追問:「誠意表現在什麼地方?」

沈誠把椅子移動了一下,更加靠近賈亦斌,交底說:「一是美國人在壓經國先生,想把他換掉。美國人覺得他跟他父親一樣不太聽話,美國‘抑蔣換馬’的想法長年不散,經國與美國的矛盾始終不得緩解。」

現在調換位置了,輪到賈亦斌一再冋:「還有呢?」

沈誠說:「二是臺灣內部也不太穩定。如‘台獨’勢力不時囂張,老兵要求返回大陸探親願望迫切,臺北、台中鬧得很凶,老兵們上街遊行。經國先生說:‘他們都是我帶出來的,離鄉背井那麼多年,我怎好強壓他們的請求呢!’這些都需要與大陸接觸。所以,蔣先生確有誠意,是認真的。」

賈亦斌點頭說:「我會認真幫他溝通。你很快會見到高層人士。」

1987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接見沈誠。

寒暄過後,楊尚昆詢問沈誠:

「蔣經國先生對《國是建議備忘錄》有什麼反應?」

沈誠說:「經國先生對於兩岸、兩黨問題,深信必定能夠在理念認同下求得解決。因此,他希望在求實、求同原則下能夠突破。所以,他雖然看到我的《國是建議備忘錄》後,還沒正面表示什麼意見,但從他那次找我談話中,約略可以看到還是認可的。」

楊尚昆說:「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看來,合則兩利、國家興旺,分則兩敗俱傷、國家衰敗。經國先生秉承蔣老先生之民族大義,堅定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十分欽佩,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第三次合作,共創光明的前途。」

沈誠說:「我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我向經國先生請示機宜。」

楊尚昆開宗明義說:「請你轉告蔣經國先生,中共中央關於兩岸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體,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還加以強調:一,中央層次;二,對等地位。」

沈誠重複以加強記憶:「中央層次,對等地位?」

「對!」楊尚昆繼續說,「這兩點,是表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兩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團結起來,而各取所長,共同合作,如利用臺灣財源、科技、智慧等來配合大陸資源、人力、市場,共同振興實業,發展國家經濟,慢慢再求政治上達成國家統一。」

沈誠高興地說:「明白了!這意見太好太重大了,我晚上就通過香港將楊主席的談話報告蔣‘總統’

兩天後,楊尚昆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沈誠,楊斯德在座。

沈誠說:「楊主席,我和香港聯系後,派專人將我與你的談話要點報告了經國先生,臺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先生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模式,但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

楊尚昆問:「什麼樣的具體表達呢?」

沈誠說:「指的是書面表達,白紙黑字。」

楊尚昆點頭。

幾天後,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沈誠,在談話中對蔣經國希望的技術上的「具體表達」作了完整的闡述,那就是「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

沈誠問:「鄧先生,您對對等的和平談判有什麼設想?」

鄧小平說:「祖國大陸對兩岸對等的和平談判一直抱有誠意。我們裁減了一百萬軍隊,撤銷了臺灣對面的福州軍區,把福建直面臺灣的沿海地區建成了現代化和平居住區。」

沈誠又問:「對鄧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不知應該怎樣理解?」

鄧小平說:「由於歷史原因,台灣、香港、澳門一直沒有回到祖國懷抱中來。實現祖國統一,本著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事實,我們提出了一個恰當的、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就是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所謂‘一國兩制’,就是在祖國統一後,臺灣、香港、澳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他們可以搞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沈誠感動地說:「對於鄧先生和中共的胸懷,我是感動的。我會立即把消息回饋給臺灣,我對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開展十分有信心。」

3月28日,楊尚昆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再次接見沈誠,說:「中共中央已經研究,認為我既是國家主席,又與經國先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的同學,決定以我的名義致函經國先生,並由你秘密轉至臺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平談判。」

沈誠接過信函高興地說:「那就好,我會親自將楊主席的信函送到蔣‘總統’手裏,並向他面呈一切。」

楊尚昆指著信封說:「沒有封口,你可以打開先看看。」

沈誠說:「謝謝信任!」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