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資本的中轉站

全球化史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新視野，這樣的史學觀在於「說明人類同屬一種，經歷同一歷史，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其方法，是綜合考察人類文化多樣性與運作機制的統一性，說明文明、民族或國家等不同形態的人類組織在全球這一『動態交往網絡』中的互動關係；其本質，是繼承西方史學以『模式』框架解釋世界歷史的傳統，用『互動模式』取代『主導———傳播模式』」（劉新城）。由此，「互動」成為理解全球化史的關鍵，這樣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貿易史逐漸成為史學關注的熱點，同樣傳教史也開始以新的視角加以解釋，而全球生態史，跨文化交流史自然引起人們的興趣，同時，地方史也開始在全球化史背景下展開，被稱為「地方史全球化」。

一旦確立了全球化史的研究視角，我們會發現澳門在全球化史研究中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澳門位於我國大陸東南部沿海，東隔伶仃洋與香港相望，西與廣東省珠海市的灣仔鎮一衣帶水。在一些人看來澳門這個地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萬人的彈丸之地在浩瀚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不足一談，而實際上，一旦將澳門放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它就會大方異彩。

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8年葡萄牙人打通了從西非海岸進入印度洋的道路。當葡萄牙人在澳門站穩了腳跟，西班牙人從太平洋到呂宋島開始和中國展開貿易，伊比里亞半島上的這兩個國家在中國南海相遇，全球化合圍，澳門成為初期全球化的聚焦點。

中國在1750年以前有著世界上最完備的交通系統和農業社會時期最好的商品，這就是絲綢、茶葉和瓷器。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在15世紀「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它擁有可能超過1億人口、生產能力巨大的農業部門、龐大而且複雜的貿易網絡、有在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上幾乎每一方面都超過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手工業」。中國從明代開始已經使用白銀作為金屬貨幣，它將絲綢、茶葉和瓷器賣給歐洲，然後從歐洲換回白銀。由於當時中國的銀價同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較高，因此，在全球的貿易中加速了白銀向中國的流通。中國經濟史家全漢昇在論述美洲的白銀流向中國時指出：「從1592年到17世紀初，在廣州用黃金兌換白銀的比價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兌換比價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國的銀價是西班牙銀價的兩倍。」因此，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都把黃金—白銀—銅之間的套利活動作為他們在世界範圍進行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在這一點上，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也是這樣說的：「自發現美洲以來，其銀礦出產物市場就在逐步擴大，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的進步，東印度是美洲銀礦的另一市場。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國和印度斯坦，貴金屬的價值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往印度，以前一直極為有利，現今仍極為有利。」

據經濟學家的估計，從1500-1800年間當時世界生產了約3.8萬噸白銀，流入中國的大約有7000～1萬噸，占據了世界白銀產量的1/5到1/4，「從16-18世紀，來自新大陸3/4的白銀全部流入中國，這一方面是中國高質量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出口商品的功勞，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對白銀的大量需求有關，這裡的白銀價格占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2倍。」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就是白銀圍繞世界運轉，並促使世界運轉。此時，按照美國經濟史專家貢當•弗蘭克的看法，中國是當時全球經濟的主車輪，而歐洲人不過是擠上這輛車，買了個三等位。在白銀資本的世界經濟中，澳門成為連接世界經濟的橋樑。

西學東漸的策源地

明清時期，從澳門出發進入中國內地，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經過十餘年的摸索，找到了一條「合儒易佛」的「適應文化」路線，科技傳教、文化傳教、刊書傳教成為傳教士們的主要方法，由此，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學東漸的大幕。

從曆法來看，《崇禎曆書》到順治時已經換成《西洋曆法》，王朝的歷局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天文學的方法。哥白尼學說在中國傳播，《崇禎曆書》已把哥白尼列為四大天文學家之一，並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此外，書中還大量運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材料，中國天文學史專家席澤宗先生對此有非常詳盡的說明。另外，湯若望等人在《崇禎曆書》中還採用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天文學理論，沒有直接採用哥白尼的理論，這裡有一個觀察的準確性問題。對於耶穌會士來說，觀察和計算的準確性是首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國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才有可能。

對大航海後西方地理學知識的介紹是入華傳教士們所做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它首先表現在繪圖上，接著是詳細介紹地理學知識。這在當時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傳教士們也開始在西方繪製和出版中國的地圖，從而給歐洲拉開了中國神秘的面紗。

利瑪竇在肇慶時，凡到他的房間去的文人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就是掛在牆上那幅《山海輿地全圖》。利瑪竇在日記中記載，許多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這幅地圖時，簡直目瞪口呆，不知說什麼為好。因為幾千年來的「夷夏之分」使中國人認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國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中國歷來地處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現在這幅地圖上竟然在中國之外仍有那麼多的文明國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國在世界上竟不處在中心地位，與整個世界相比，泱泱大國的中國竟如此之小。利瑪竇看出了這種衝擊，為了使中國人更好接受，他重新繪製了這幅地圖，只是這次將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的位置，使中國人心理上舒服些，滿足了「華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圓的，狡猾的利瑪竇這樣畫也倒沒有違反什麼原則。目前尚不能肯定利瑪竇所繪製的地圖的原本是哪本書，大多數學者認為很可能是1570年出版的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這本書現在藏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

一時間，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成為文人的熱門話題，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洪煨蓮先生的考察，短短的時間裡此圖竟然在全國先後被翻刻了12次之多，如1584年在肇慶由王泮刻印的《山海輿地地圖》，1595年在南昌刻印的《世界圖志》，1598年趙可懷、勒石在蘇州兩度刻印的《山海輿地圖》，1600年吳中明在南京刻印的《山海輿地圖》，1604年郭子章在貴州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1606年李應試在北京刻印的《世界地圖》等等。

那麼，利瑪竇的這幅「萬國全圖」給當時的中國人帶來什麼新的東西呢？它憑什麼得到了上至皇帝，下到書生們的喜歡呢？或者說為什麼會受到另一些人的強烈反對呢？我想大約有以下兩條：

第一，打破了「夷夏之分」的傳統觀念。「夷夏之分」是儒家的一個重要看法。春秋時代孔子從政治統一的觀點出發在《春秋》中主張尊王攘夷；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在《論語》中主張用夏變夷。這樣「夷夏之分」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主要思想之一。先秦儒家通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確立了華夏文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的自信心和「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的優越感。宋代理學家石介《中國論》說得最為明白，「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這種文化自信心和優越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們天下觀的支撐點。而在利瑪竇的地圖面前，文人們突然發現華夏並不等於天下，中國之外也並非都是蠻夷之地，遙遠的歐羅巴文明程度幾乎和中華文明一樣燦爛，那裡「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通曉，俗敦實，重五倫，物匯甚盛，君臣康富，四時與外國相同，客商游遍天下。」這樣，幾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間突然倒塌，這種衝擊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瑪竇地圖所介紹的這種文化觀念始終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那些堅決反對傳教士的人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說：「乃利瑪竇何物？直外國一狡夷耳！」當然，擁護、贊同利瑪竇地圖的人也不少。刻印利瑪竇地圖的郭子章有句話很典型，他在自己所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的序言中說：「利氏之圖說」是「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者」。文人學子們在接受利瑪竇的世界觀念的同時，實際上開始逐漸地走出了華夏中心的老觀念。一幅地圖，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一幅地圖，是一個新的文化觀。

第二，它打破了「天圓地方」的觀念。在中國第一個宣傳地圓說的並不是利瑪竇，而是道明會的傳教士高母羨,他寫了一篇《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的文章，明確提出地圓說，只是這篇文章在中國並無流傳，1952年在西班牙國家圖書館裡被發現。而利瑪竇的地圖是廣為流傳的，實際上中國文人所知的地圓學說就是從利瑪竇這裡聽到的。利瑪竇說：「地與海本是圓，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清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坤輿萬國全圖》禹貢學會1933年本）文人們見到這樣的文字感觸很深，對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一直抱有熱情的楊廷筠說：「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圓，故無起止，無中邊。」（《職方外記序》）利瑪竇可謂「獨創新說的千古偉人」。對絕大多數的文人來說地圓之說前所未聞，所以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說：「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利瑪竇自己也說，他對中國整個思想界感到震驚，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才第一次從他那裡聽到地球是圓的。

與此同時，西方的數學、藝術、繪畫、語言開始像涓涓的溪流進入到中國的知識系統中。在利瑪竇贈給程大約的四幅宗教畫中，文人看到了拉丁文的字體。對西洋繪畫的傳播，貢獻最大，並在中國畫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當屬郎世寧和王致誠、馬國賢等人為代表的宮廷畫師。郎世寧所畫的《平安春信圖》、《哈薩克貢馬圖》，以及他為南堂所畫的壁畫，都充分反映了他的西洋畫技法，如《畫趙渠笈》中所說，「世寧之畫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參之」。他們所代表的西洋畫師對中國畫壇產生了影響，如康熙年間的畫家焦秉貞，他所畫的作品其「位置之自遠而近，由大及小，不夾毫毛，蓋西洋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一些畫家像焦秉貞那樣，參用西法，「而產生了糅合中西畫法的新畫派」。

清初「曆獄案」中，楊光先告狀後，湯若望、南懷仁、安文思、利類思等傳教士被打入死牢，發生了中西曆法之爭。年幼的康熙皇帝在處理這個案件時，不僅表現出來高度的政治智慧，並以此案為契機，將鰲拜集團粉碎；而且，這場天文曆法之爭引起了他對西洋科學的興趣，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在康熙年間的中國得到大規模傳播。乾隆皇帝繼承康熙的遺風，對西洋傳教士一直十分鐘愛，宮中西洋風勢頭不減，畫西洋畫，建圓明園大水法，造西洋表，西方文化在娛樂的形式中延續、傳播和發展。

同時，天主教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基本在中國紮下了根，儘管雍乾百年禁教，但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他已經開始融入中國社會。

西學東漸，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學東漸，儘管中西文化之間也有衝突、爭執，但文化之間的相識、相遇、理解和學習仍是主流，這和晚清時的中西文化交流有顯著的不同。1840年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樞橋樑日益轉向香港，但澳門在1500-1800這300年中所積累的西學東漸知識為中國近代文化的轉型奠基了基礎，同時，提供了比1800-1949年間的西學東漸更為珍貴的歷史經驗。

中學西傳的橋樑

談到澳門的作用時，大多數學者都將目光集中在西學東漸上，而實際上，澳門在中國文化西傳上的作用一點也不比它在西學東漸上的作用小，甚至還要大。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談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時說，這些傳教士站在中西文化的雙行線上，一方面他們把西方文化介紹給中國，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這個評價是很恰當的。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魅力就在於，它是在一個世界範圍內討論著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國從文人到皇帝思考和討論著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而在西方從思想家到帝王討論著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這場世界範圍內的中西文化的大討論首先是從傳教士對中國的典籍翻譯開始的。

第一個來到澳門的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首次將中國的典籍翻譯成拉丁文。而長期在澳門生活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國志》中介紹了儒家，他認為孔子作為一個四處奔走的教育家和哲學家，總希望各國君主採納他的哲學，儘管屢遭挫折，但不屈不撓。曾德昭對孔子這種人格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孔夫子這位偉人受到中國人的崇敬，他撰寫的書及他身後留下的格言教導，也極受重視，以致人們不僅尊他為聖人，同時也把他當先師和博士，他的話被視為是神諭聖言，而且在全國所有城鎮修建了紀念他的廟宇，人們定期在那裡舉行隆重的儀式以表示對他的尊崇。考試的那一年，有一項主要的典禮是：所有生員都要一同去禮敬他，宣稱他是他們的先師。」

曾德昭認為，孔子的主要貢獻就是寫了《五經》。對於《四書》，他認為《四書》是在強調一個聖人政府應建立在家庭和個人的道德之上。他說：「這九部書是全中國人都要學習的自然和道德哲學，而且學位考試時要從這些書中抽出供學生閱讀或撰寫文章的題目。」從澳門返回歐洲的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在歐洲出版了《中國新地圖志》、《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更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

比利時來華耶穌會士柏應理從澳門回到歐洲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本書實際上是傳教士們的集體之作，在歐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茨也看到了這本書。對於中國這個遙遠的國度，萊布尼茨始終抱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他沒有傳教士們那種「歐洲中心主義」，基督教文化至高無上的觀點，他在《中國近事》中說：「我希望有一天他們會教授我們感興趣的東西——實用哲學之道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其他藝術……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聖德，也即基督宗教給我們的神聖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貌，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伏爾泰讀到了這本書後，儒家思想成為其思想的武器，他展開與中世紀神學的鬥爭，由此拉開了歐洲近代思想變革之幕。與此同時，在歐洲形成的18世紀中國熱是從澳門出發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們所催生出來的社會文化思潮。

從澳門傳回歐洲的中國文化在西方的東方學中終於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漢學。雷慕薩成為西方第一位專業漢學家，與傳教士相比，他的研究指向是很清楚的：作為學術的漢學，而不是作為傳教的漢學。耶穌會的傳教路線是「合儒易佛」，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上重點是儒家，因此，對儒家學說的翻譯成為一代又一代耶穌會士的漢學家們的重點任務。到雷慕薩時，他研究的重點再不是儒學，他的博士論文寫的中國醫學，他的成名作是《法顯〈佛國記〉的譯註》，這是過去在華的耶穌會士的漢學家們從來沒有做過的，這本譯著實際上開闢了以後法國漢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對佛教的研究。

此外，雷慕薩在研究的情趣上更為世俗化，除了中國重大的歷史和政治外，對中國世俗性的生活介紹也成為他的研究內容。例如，他翻譯的《玉嬌梨法文翻譯》、《法譯中國短篇小說集》，《玉嬌梨》是當時的市井流行小說。當然，這個分析只是初步根據雷慕薩的書目著作表來判斷的，未必完全準確，但從他的研究書目中還是可以看出這些最基本的特點的。雷慕薩是中國學術界應該記住的名字，正是從他開始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正式展開，漢學研究進入西方的教育研究體制之中。今年是西方專業漢學誕生200周年，值此，整個西方漢學界應該感謝澳門，這裡才是西方漢學的真正起點。

（張西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