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的「美國在台協會（AIT）臺北辦事處」內湖區新館落成儀式，是美國出臺「與臺灣交往法」和「2018國防授權法」後，雙方首個重大政治活動。美方派遣國務院文教助理國務卿（司局級）瑪剛•羅伊斯（Marie Royce）率團赴台參加儀式。儘管美方刻意降低「政府高官訪台」、「陸戰隊進駐」等議題敏感度，但實質具備「大使館」等級的AIT新館落成後，或轉型為「軍情堡壘」，勢將促成美台軍事、情報和商業領域的更多合作，成為美國支配臺灣，服務其「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

AIT是台當局的「背後靈」

落成儀式上，近20年來歷任AIT高層，以及馬英九、蔡英文前後兩任台當局領導人齊聚一台，各方微妙互動中，蘊藏著複雜糾結的情緒。事實上，近半個世紀以來，AIT作為美國意志在臺灣的物質存在，其與臺灣當局的微妙關係，折射的是美台關係和台海情勢的變遷。

AIT體現美台「非官方的實質關係」。其一，「生於亂世」。AJT作為美國在台「事實上的大使館」，其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在1862年在北京設立、1928年後改駐南京的駐華公使館。1950年，美國改為在臺北市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直到1979年美台「斷交」後關閉。該「使館」作為美國與蔣介石政權霸權國與代理人關係的體現，經歷了「劉自然事件」和「斷交抗議事件」兩起「戒嚴」時期罕見的大規模反美和示威活動，凸顯了美軍「治外法權」和「美國棄台論」激發的民怨。爾後，為處理新的「美台非官方關係」，美國務院根據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設置以「非營利性民間機構」為外衣的AIT，繼續負責「繼續美台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其二，「無外交的大使館」。AIT在實務中承擔與美國駐外使領館近似的職能；AIT職員是美國務院任命的「外交公務員」，技術上採用「休假」方式任職並能積累年資；AIT車輛也領有「外交」車牌。AIT位於臺北市信義路的辦公地點原為駐台美軍顧問團駐地，從1980年代入駐時的55人快速增長至如今的400餘人，早已不敷使用。再加上信義路屬繁華地段，AIT在與臺北市政府就租金漲價和拖欠等問題長期扯皮後，決定遷至新址。未來，如果MSG進駐AIT，為其提供「外館標配待遇」，則意味著美國公開表明，將「非官方」的「AIT臺北辦事處」視同「大使館」而非領事館或民用機構，公然將美台關係「官方化」。

AIT曾扮演關鍵政治角色。其一，美台關係全面發展的仲介與推手。1980年代後，AIT在進人全新探索期的美台關係中扮演重要的溝通媒介和政策試驗角色。在臺灣經濟起飛年代，AIT主攻建構美台經貿和金融關係，在其牽線搭橋下，臺灣一度有70%產品出口美國，美商也紛紛進人臺灣。1990年代後，因應大陸崛起和臺灣「民主化」，美國開始強調「華人民主政權正當性」，更重視強化與臺灣安全合作。在AIT運作下，美方固定派遣軍事高層訪台、允許臺灣軍校生赴美就讀和台「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等高官訪美。20紀以來，AIT長期推動美台民間「一體化」，包括促成臺灣加人美國「簽證豁免計畫」、「快速通關計畫」等。此外，作為「准外交機構」，AIT也承擔臺灣政情搜集等秘密任務，維基解密透露，藍綠高層曾多次向AIT透露臺灣政治秘辛，「以情報換信任」。其二，臺灣領導人的「背後靈」。AIT是美國政府、政策和利益的代表者與執行者。歷次「大選」期間，每個台「民選領導人」都接受過AIT等美方機構的「面試」、「遙控」。李登輝上臺前曾向AIT表明「臺灣主體意識」、不推動兩岸統一的本心，獲美方認可。陳水扁直言「常受AIT指故事」，2000年3月，扁在時任「AIT主席」的卜睿哲（Richad Bush）壓力下，於「就職演說」中加人了不尋求「法理台獨」的「四不一沒有」。2008年，AIT為民進黨「打馬」的「綠卡事件」解套以示「挺馬」。2011年，美方仍不信任民進黨，時任「AIT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背書「九二共識」、反對蔡英文的「臺灣共識」，成為壓垮蔡「總統夢」的最後稻草。2015年，卜睿哲等多名AIT人士密集施壓蔡英文檢討2011年兩岸政策，使蔡從「維護臺灣『主權獨立國家』地位」立場轉向符合美國利益的「維持兩岸現狀」。特朗普上臺，AIT對蔡當局態度逐漸轉緩，批評大陸聲音漸高。

美方賦予AIT新的戰略定位美國駐外使領館是其全球監控與力量投射的節點和抓手，具有極高的政治意涵，這從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搬遷爭議可見一斑。此前，美國造價最高外館是駐北京和駐巴格達的大使館，前者是為監控「頭號戰略敵手」，後者是為控制中東戰略樞紐，鞏固石油霸權。可見，美國使領館規模是所在地戰略重要性的體現。耗資2.5億美元的AIT成為美國最昂貴「外館」，以及外國第一個在台自建「外館」，不但是美台關係經多年厚植，達到「全新高度」的物質化象徵，更凸顯出臺灣新的戰略價值。AIT也因而被賦予新的功能定位和戰略考慮。

AIT成為美國在台的「軍情堡壘」。AIT新館占地65公頃、租期99年且租金低廉，如此「賤賣」引發島內諸多非議。新館外形如五角大樓的縮小版，反恐、維安設計不亞於軍事蕋地：其一，承包商、工人和材料均來自美國，2017年大致完工以來，還因難以通過國防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等的安全驗收而延宕至今才揭幕。其二，採取堡壘式設計並盤踞整個山頭，分為內外三層，易守難攻，海軍陸戰隊有可能便裝駐守內層核心機密建築，作為保護美國官員撤退、銷毀機密檔的最後防線。其三，AIT新館從臺北市繁華地段搬遷至內湖區，美方費盡周折提升新館防衛能量和維安級別，明面說辭是為防範IS恐襲，實際顯有軍事目的。新館接近臺灣「國防部」、「國安局」和台軍戰時最高指揮中心「衡山指揮所」，毗鄰臺灣軍情中樞，便利由白宮國安顧問和美國防部主導的美台「防務外交」。此外，自從蔣介石逃台之後，臺灣一直都是美國對華情搜的戰略前沿。1960年代，台空軍秘偵部隊「黑貓中隊」即飛到羅布泊刺探大陸軍情。目前，台方與AIT共用解放軍在臺灣東西海域活動的情報，AIT也曾斥資5500萬美元在高雄港設置38座輻射檢測器，未來或將增設更強力的情報設施，並整合美國在亞太的情報網，成為其在東亞的「情報中心」、「指揮中心」，甚至針對台海戰事，充當「難民庇護所」。

美國意圖使臺灣成為「印太戰略」的重要支點。從年初特朗普三份戰略檔，到黃之瀚（Alex Wong）、羅伊斯等訪台官員言論，都明確體現美國將臺灣納人「印太戰略」的構想。臺灣在美國西太戰略鏈條中被賦予了新的角色。從今年美國國會接連推出涉台防務立法，「防務工業對話」首次移師臺灣，美國暗助臺灣發展潛艇、高教機，美國將與臺灣的南太軍演「公開化」，以及美台共謀「多海聯動」等事件可以看出，通過安全與情報領域的綿密務實合作，提升臺灣防務工業和台軍戰力的現代化、國際化水準，讓臺灣能更緊密、更有力地服務美國戰略需求,已成為美台關係的主題。一個毗鄰臺灣軍情中樞的AIT會起到何種作用，則是不言而喻的。對此，蔡當局積極配合姿態明顯，更自信臺灣有「第一島鏈不沉航母」、「最為知中、反中的行政當局」、「民主樣板」和親美市場等獨特優勢，可與強調安全、規則、價值和繁榮的「印太戰略」對接。

特朗普政府將持續強化AIT功能。在美台關係醞釀由「准軍事同盟」向「軍事同盟」躍升的過程中，AIT必然承擔更多功能。近兩年，AIT—方面強化原有的領事服務、情報監搜和「公共外交」功能，另一方面配合「印太戰略」積極轉向，如不斷提高調門批評中國大陸，並轉型成為吸納臺灣資本回流美國的「招商引資任意門」，為鴻海等台企赴美投資牽線。特朗普政府選擇了前「AIT副處長」、「知台派」郵英傑（Brent Christensen），接替被認為是前朝「秀場型人物」（party animal）、不足以因應目前台海複雜多變的局勢的梅健華。可預見，美方將持續強化AIT緊扣臺灣、服務「印太戰略」的能力，強化對台海的戰略性介入。

美方目前對「臺灣牌」的運用仍循試探、謹慎路徑。美方此次沒有選擇派遣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這樣，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義和政治敏感性的官員赴台參加落成儀式，AIT現場也無武裝海軍陸戰隊現身，表明美方仍有更多務實考量。此次，美方派出了由羅伊斯夫婦領銜的訪問團，同行者除了國務院事務官，還包括一眾前後任AIT官員和「親台」議員頭目。這樣的「出場陣容」雖未達蔡當局最高預期，但卻兼有政治性和試探性。首先，羅伊斯是自2015年美國務院經濟商業助卿兩福金（Charles Rivkin）以降，國務院訪台的最高層官員，但並不負責戰略事務，這樣一個級別不高不低、身份相對不敏感、與臺灣關係良好的官員，顯然經過沙盤推演，既對臺灣有所交代，也打了「一中政策」的擦邊球。其次，當日恰逢「特金會」和美國會會期，特朗普政府要為峰會創造有利環境而國內政治鬥爭激烈，美國的官員、議員有極好的藉口回避訪台。正如卜睿哲所言，美國內部有「親台強硬派」、「經濟導向派」和「消極作為派」三股力量競逐對台政策，目前主張「不主動對台採取作為，避免給中國添麻煩」的第三派在白宮占上風，因此刻意降低此次儀式敏感度，不希望讓「象徵性的宣示」引發政治波瀾，干擾到ATT實質性的功能、角色的升級。但這並不是為美台關係「降格」，而是雙方已有「多做少說」的默契，要以最小風險成本博取最廣泛的實質關係增進。更何況，對於「親台派」而言，AIT各個建築的落成儀式將持續一個月；9月還有新館喬遷和啟用儀式；明年1月和4月更恰逢美台「斷交」和「與臺灣關係法」40周年。在中美持續博弈中，美台並不缺乏再打「AIT牌」的機會。

（劉匡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