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0日—12月3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舉這是黨的十九大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出席的首場多邊外交活動。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作了《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這次史無前例的盛會，把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提高到了新時代的新階段，也提高了中聯部的知名度。

我長期在中聯部工作，親歷了中聯部早期的一些政黨外交往事，回想以往，感慨萬千。

中聯部的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作為執政黨，中共的威望迅速上升，不少國家的共產黨要求同中共建立聯絡和加強來往，同時中共也在積極開展對外聯絡工作。王稼祥擔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期間，毛澤東在致史達林的信中指出：「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此時王稼祥已與蘇共、東歐國家共產黨建立了聯繫，甚至與西歐的一些共產黨都有一定的接觸。一次，王稼祥回國.想找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材料，統戰部裏只有一個處室專門負責這類事宜。王稼祥感到，這已不適應解放後的黨際工作的需要，於是向時任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蘇共對外聯絡有專門的國際部，中共現在已經是執政當了，也應該設立一個國際部、李維漢很讚成。向中央匯報後，中央考慮到、蘇共國際部經常干涉他國黨的事務，決定我國這一機構名稱要跟蘇共有所區別，不稱國際部，而叫做對外聯絡部。1951年1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成立，王稼祥擔任首任部長。早期，中聯部、外交部的分二基本按照蘇聯的做法，即中聯部負責對外政策、戰略，外部則負責具體外交事務。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邀請了五十幾個國家政黨的代表團。由於當時通訊落後，接待工作非常繁重，中央決定以中聯部為基礎，專門成立一個接待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絡工作，王稼祥為主任，廖承志、楊尚昆、劉甯一等人為委員會成員。因為中聯部當時在機構和人員編制上還沒有落實、中共八大閉幕後，王稼祥便將接待委員會的工作班子大部分保留下來.形成了現在相對完整的機構設置。和外交部一樣，分為蘇聯、東歐，東南亞、西歐、美洲等部門，人員大為擴充。

中聯部最初的辦公地點在今民族文化宮後面，趙燈禹路前京畿道18號。為了保密起見，1957年，王稼祥將辦公地點搬到了木樨地，這裏當時較為偏僻，西邊是農田，旁邊是河，符合保密要求。

我眼中的中聯部

中聯部當時是保密單位，很少有人知道。1960年6月，我尚未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便分配來到了中聯部。此時正值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之後中蘇論戰開始公開化，為此要挑隨一部分大學生到一些中央機關去工作。其中中聯部的需求尤為迫切，所以我提前畢業，被調了過來。

得知這個消息時，我正在食堂吃飯。我們德西法系（德語、法語、西班牙系）黨總支書記老丁對我說：「你準備准備，三天之內就到中聯部去。」我問：「中聯部在哪兒？是做什麼事的？」老丁也不知道：「你去問學生科吧，同時把手續辦了。」學生科也不清楚中聯部是做什麼的，只告訴我去木樨地復興大路18號報到，並囑咐我說，中聯部的名稱和地址者環能跟別人講，只能自己知道。

辦完手續後，我帶著一個箱子、一個鋪蓋卷，自己坐三輪車到了木樨地。當時那裏不像現在這樣繁華，周邊還是很荒涼的，我問了好幾個人都不知道這個地址在哪里，找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找到。後來我在橋邊碰到一個中年人，問他：「復興大路18號在哪兒？」他帶著幾分懷疑地看了看我，問:「你幹嗎找這個地方？」我給他看了一下介紹信，解釋說我被分配到這個單位來了，他這才為我指了路。原來「復興大路」兩邊都是樹，既沒有路名，也沒有門牌號，只有個小小的門。我走了進去，傳達室出來一位老同志（後來得知這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叫我到路對面的幹部處去報到。幹部處的同志告訴我被分到了一處（即蘇聯東歐局），並對我講：「我們是非常重要的保密單位，你不能跟同學、家人說你在中聯部工作，寫信也不能寫復興大路18號，只能寫『2470信箱』。」我牢牢記住了這點，並嚴格遵守了紀律。

我來到中聯部後，國際共運大論戰已經開始。我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這方面材料交給部領導。當時中共同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政黨往來，因此我也為這些往來及會談準備材料當時王稼祥有個工作方法，我們叫它「500字方針」。他規定，凡外語幹部、業務幹部每天都要寫500字材料，介紹我們所瞭解的各國共產黨的情況、以及針對問題所提出的主張。寫好後選，批送交王稼祥審閱、選出比較好的材料.回饋給中央的內部刊物《動向》編寫組，不定期地向中央反映情況。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寫專題調研報告，當時叫「白皮」。王稼祥要求，文字上必須很精練，提出應對建議要有兩種方案，並且必須有傾向性，表明態度。王稼祥還有一個特點，他有想交辦的事情或者要佈置下去的材料，並不是通過局長、處長層層去找，而是他自己直接找到具體負責的幹部去談，我們叫「一竿子插到底」。老同志中有一個說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部長打電話」，王部長總是直接給我們打電話：「你來一下，來談談。」一打電話我們就很緊張。

有一次我也算是「接到了王部長的電話」。當時西柏林是處在東德領土包圍中的飛地，這是根據《雅爾達協定》劃定的。美軍開闢了西柏林三條空中走廊同西德保持聯繫，只有戰勝國美、英、法、蘇四大國有權管這條航線，飛機也是他們的。上世紀60年代初，赫魯雪夫突然宣佈，蘇聯將把西柏林空中走廊的控制權交給東德，那等於是封鎖了西柏林。美國、英國都很緊張，向赫魯雪夫提出抗議，結果赫魯曉夫又放棄了這一決定。當時國際共運大論戰寫作組要我們搞一個材料，說明赫魯雪夫先是封鎖，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後來又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王稼祥對於這一問題則考慮得很細：這三條走廊怎麼來的，有沒有協議？赫魯雪夫所講的管轄權交給東德，是否違反協議？核實這項史實的任務交給了我。我找遍了歐洲和亞洲的有關檔案，都找不到該協議，後來到圖書館在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的通訊錄裏找到了。原來開闢這三條走廊，由上述幾位領導人通過信件的方式確認就行了，不必簽訂協議。王稼祥不要書面材料，-定要找我當面談.他在部長南小樓辦公.那是棟很小的兩層樓房。我到他辦公室，見裏面堆滿了英文、俄文的書報。他在房間裏踱步，我向他報告了這一情況。他像一位大學教授，問得特別細，材料怎麼找到的，裏面內容是什麼，等等。聽完彙報，他對我的工作表示肯定.說我找到的材料很有價值。

王稼祥對於中聯部的定位是黨中央在國際問題的參謀和助手。所謂參謀，是指要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議，要有獨立思考、獨到見解，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向中央反映，中央作出決定後，要按照中央的方針來堅決執行、所謂助手，是指中央會交付很多重要任務，中聯部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當時由於大論戰已經開始.我們在同蘇東政黨週邊組織的國際會議上爭論特別激烈。王稼祥同中聯部幹部講，爭論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擺事實、講道理。你們講得過分了，就失言失算了，被人家抓住辮子，授人以柄。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稼祥因「三和一少」問題而「靠邊站」了，康生來管中聯部。康生提出「支左反修」，即「支持左派，反修正主義」，斷絕了同大多數共產黨的聯繫。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周總理經過慎重考慮，於1971年初將耿飈調到了中聯部。

當時，中聯部大部分幹部和工作人員邰去了先在黑龍江後在河南的幹校，只有100多人留了下來。我因負責聯繫德國和奧地利的一些左派政黨和團體，所以沒去幹校，經常同耿飆有接觸。一次，耿飆會見德國一個政黨代表團外賓後，把我留下來，說：「中聯部任務這麼多，外語幹部大部分還都下去了，怎麼工作？通知他們統統回來。」我很為難地說這是組織要求，不能讓他們回來。他說那把幹校辦到北京來。我說，老耿，你不瞭解情況，中央機關不能在北京辦幹校。他說那你幫我找一個離北京最近的地方辦幹校。後來我同有關部門商量，選定了固安；他也比較認可，說同安離北京近，我隨時可以調些幹部回來丄作，以保證中聯部的日常工作。

我進部時，中聯部還同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館經常保持聯繫，相互通報有關情況，記得我第一次為伍修權副部長和東德大使會談做翻譯，比較緊張，翻譯得比較慢。東德大使知道伍修權曾在蘇聯留過學，就說：「這樣吧，我們用俄語交談。」結果我就聽不懂了。會談結束後，伍修權特意將我留下。他問我什麼時候來工作的，我回答說這是第一次。他說：「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工作，有點緊張是難免的，沒關係，慢慢磨煉，做翻譯需要一個過程。」我有點為難，說回去還要寫簡報，可是剛才的談話都聽不懂。伍修權說：「不著急，我給你說幾條你記住，報上去就行了。」

見證中聯部對外政策的轉變

幾十年來，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國政黨外交發生歷史性變化。「56、89、10、400」這四個數字代表了我國政黨外交的變化。「56」，是指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共有56個國家的共產黨或工人黨應邀派代表團或觀察員參加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分別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外國黨代表團；「89」，是指中共八大之後到「文革」前，同我們有聯繫的政黨有89個；「10」指經過國際共運大論戰和在「文革」期間，與我國有聯繫的「老黨」僅有10個；「400」指中共目前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保持著經常性聯繫。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黨對外交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深入分析了當時國際形勢和格局的重大變化後，逐步形成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思想。據此，我國政黨外交的主導思想有了轉變，明確中共與各政黨間交往的目的不應當是搞世界革命，而應當是為了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繼而將對外政策作出調整，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首先，開啟同歐洲「老黨」恢復關係的進程。中蘇論戰期間，中共與大部分國家共產黨（老黨）關係中斷了。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過去的寧情一風吹，一切向前看」的方針。1977年他在會見鐵托時指出：過去我們兩家吵架，主要是我們方面不對，但也不能說你們講的、做的部正確、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一切向前看，上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三次會議討論中聯部工作，這是歷史上罕見的。會議上中聯部彙報提出：「我黨對外聯絡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本著獨立自主的方針，進行廣泛接觸，除個別特殊情況外，同世界上所有願意和可能與我黨來往的共產黨、社會黨、民族主義政黨及其他進步政黨和組織建立聯系。」中聯部的彙報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

除與各國共產黨關係的恢復外，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建立關係也是很順暢的。這些國家的政黨本來就是中共的老朋友，在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鬥爭中，中共曾大力支持。這些國家獨立後，我們黨和政府同這些國家政黨有密切聯繫。並且他們認識到，除了國家關係以外，加強政黨關係對於自身發展更有利。早在60年代，他們便要求跟中共建立關係，但由於中共局限於政黨關係只能在共產黨之間進行，因而只能婉拒，但政黨之間以民間形式來往很多，我們以對外友協的名義邀請他們來，實際上仍由中聯部接待。因此建立與這部分政黨的關係也很方便。

同一個國家裏一般有好幾個政黨，我們主要同執政黨建有聯繫，同時與在野黨也建立聯繫。特別在歐美國家，執政黨有輪換，加強與在野黨的聯繫，等在野黨上臺後，國家、政府間的關係可以持續與改善。

我們同社會黨有意識形態的分歧，那麼與他們的關係是怎麼打開局面的呢？最早與中共建立聯繫的是法國社會黨。1981年2月，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時任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訪華。密特朗有文學底子，對中國文學非常欣賞，所以能到中國來他非常高興。來華後他遊覽了長城等許多名勝古跡，還串過北京的小胡同，對中國加深了了解。鄧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同他會談時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指出我們要聯合起來維護世界和平，同時表示在自由平等交流中促進相互瞭解和友誼。他深表贊同。這就邁開了與社會黨建立關係的第一步。

1984年5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訪華，是社會黨同我們發展關係的一個里程碑。我有幸親歷了這一重大事件。勃蘭特很有遠見，他推行了一個「新東方政策」，即社會黨不能自我封閉起來不跟共產黨聯系。為了世界和平，社會黨願意與共產黨共同合作。所以他首先跟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發展關係，但之後才同中共建立關係。用他的話說，是「先到紅場再到長城」。華國鋒早期訪問德國的時候曾會見了勃蘭特及其智囊團成員，但不是政黨間的正式會面。

後來我在我國駐聯邦德國（西德）使館任職時，具體負責推進雙方政黨間的正式會面。我先邀請勃蘭特的智囊、「新東方政策」設計者埃貢•巴爾來華訪問。他是社民黨主席團成員，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方會見的最高級別領導人本應該是時任中聯部部長姬鵬飛。不巧姬鵬飛病了，時任副部長錢李仁打電話向胡耀邦請示，胡耀邦決定奪接見巴爾。這樣一來會見馬上就升級了，雙方見面時直接談到了建立兩黨交流關係的問題。胡耀邦說：我們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要緊，相當於一個交響樂團，你是小提琴，我是大提琴，聲音可以不」樣，合起來是和平與和諧的，但是不要指揮棒。巴爾非常高興，回國後主動到使館向我提出建立兩黨間的對話關係，並主動提出勃蘭特想訪華。巴爾引用勃蘭特的話說：「那年華國鋒訪問德國時，我們見了面。當時華國鋒對我說，歡迎你到中國去看看。我還沒有去過中國。華國鋒邀請我去中國看看。」

1984年5月，勃蘭特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訪華。我參與了接待工作。當時有一幕特別有意思，讓我記憶深刻：勃蘭特帶了兩名隨行人員，巴爾和維什涅夫斯基:胡耀邦在釣魚台迎接他的時候，勃蘭特向他介紹：「這是巴爾，長得不是太高；這位是維什涅夫斯基，長得高高大大，像頭大象，」胡耀邦很巧妙地說：「我聽說歐洲有個說法，兩個大象打架（暗喻美蘇爭霸），把草地都毀壞了。」維什涅夫斯基立刻心領神會地講：我不是大象。勃蘭特說我也不是大象，我們德國更不是大象。胡耀邦說：我們中國也不是大象，我們喜歡和平。在輕鬆的氛圍裏，雙方表達了自己對於和平問題的理念和立場。後來他們的隨行人員告訴我，沒想到中國的領導人這麼開明。

次日晚宴上，胡耀邦在《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瞭解和合作》的講話中指出：「為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我們之間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瞭解與合作，應當成為開拓新的關係的唯一現實的抉擇。」社會黨也接受這個觀點。5月30日，鄧小平在釣魚臺養源齋會見並宴請勃蘭特一行。鄧小平說，我喜歡打橋牌，但是政治上我不打牌，我們也不讓人家把我們當牌打。勃蘭特說，我不打牌，中國也遠遠不是一張牌的問題。

此後，中共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r解和合作」作為我們黨同所有社會黨發展關係的方針。現在我們黨與所有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都建有聯繫。

中聯部是中共進行對外活動的一個職能部門，有一定的特殊性。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為了適應新形勢下的新要求，中聯部逐步揭開了這層神秘的面紗。如今的中聯部逐漸走入了公眾的視野。近年來，中聯部不斷利用自身優勢，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做人的工作是中聯部的特色，因此對外交往時多以交朋友式的方式。此外，中聯部還設立開放日，對民眾開放；每逢黨代會、重要的中共中央全會等，邀請外國大使、記者來中聯部瞭解情況；製作專門介紹中國政黨外交的紀錄片；等等。中聯部通過這些形式逐漸擴大了自身的影響範圍，這也是一種新的發展方向：

2011年1月，習近平同志來到中聯部，出席「紀念黨的對外工作90周年暨中聯部建部60周年」大會並發表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歷史和各個不同時期的重要貢獻。他指出，黨的對外工作「要努力成為促進我國對系發展的重要途徑，成為展示黨的良好國際形象的重要視窗，成為黨員領導幹部觀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臺，成為借鑒國外經驗、為中央決策服務的重要管道」。他強調，要緊密結合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要求推進黨的對外工作，加強對外國政黨治黨治國經驗的比較研究，冷靜觀察、深入思考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指引新時代中國特色政黨外交進一步開拓新局面。

這次高層對話會，加強了各國政黨在本國政治活動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認識。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行政黨政治，雖然形式和做法各不相同，但仍是政黨引領本國的國家方針政策的實施。通過這次對話會，許多與會者認識到，政黨通過其在各自國家中發揮作用，謀求參與本國的公共政策治理和為世界和平及全球治理作出貢獻。

各國政黨交流與合作的共同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在對話會上說：「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各類政黨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有「左」的、右的、中間的。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意識形態，是各國各類政黨的理念，也是中共同各國政黨對話與合作的基礎。

會上提出了新時代的黨際交往原則。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黨際關係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當時指同共產黨、工人黨的關係。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將黨際關係「四項原則」適用於中共、同世界各國各類政黨進行交流與合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隨著形勢的發展，黨際關係也應在「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豐富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對話會上提出了建立新時代新型政黨關係的重要原則：「不同國家的政黨應該增進互信、加強溝通、密切協作，探索在新型國際關係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係，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路，彙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

開拓新時代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新局面，首先要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和世界意義，領會新時代所賦予政黨外交的重大擔當和責任，為新時代中囯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作出應有的貢獻。

（吳興唐／口述　于洋／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