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晚十點，26歲的內地青年Peter終於從酒醉中解脫，補發了一條朋友圈：「中秋快樂！」配圖是前一晚和室友們到港島中環一家KTV歡聚的場面。

這是Peter來香港後的第二個中秋。今年夏天，他從香港城市大學碩士畢業後，順利拿到留港簽證，成了一名保險新丁。

在Peter忍受酒精之苦的同時，大他一輪的耿春亞正載著家人，沿新界的城門河兜風。四歲的女兒提著燈籠，看著天邊時隱時現的月亮，聽媽媽講嫦娥奔月的故事，難掩興奮。

同樣畢業於城大的耿春亞，現在在香港經營一家科技公司，也是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打拼了十幾年，他早已拿到香港永居身份，換上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在新界的沙田區買了房，還把安徽老家的父母接來同住。11月，耿春亞將和家人迎來第二個寶寶的降生。

據香港媒體統計，從2003年到2016年，約有16萬像Peter和耿春亞這樣的內地人，懷揣各自的「香港夢」，或通過就學，或由人才政策入境，踏上這片資本熱土，而且這個數字仍在不斷增加。

但隨著近年陸港經濟地位差距縮小、香港內部環境以及人才政策的微妙變化，新老港漂們在異鄉打拼中，又咀嚼出了些複雜的滋味。

從難到易

2001年暑假，經一位師兄介紹，還在清華讀書的耿春亞得到去香港城市大學實習的機會。臨行前，他找廣東同學學了幾句廣東話，看了兩遍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就提著一箱衣物和一箱速食麵，坐上了南下列車。

家境不富裕，耿春亞本是沖著校方提供的7000港幣/月實習補貼來的，但短短兩個月內，耿春亞見識了「資本主義天堂和地獄」的兩極，被這裏迥然於內地的繁華吸引。實習結束回內地前，他特地跑到維多利亞港邊照了張相，下定決心要再回香港。

但彼時，內地人到香港讀書、就業都不容易。由於當時還未開放內地研究生自費來港，去香港深造必須經由教育部公派，即便是清華，每年也只有三十個本科名額和十個研究生名額。而為了來香港，耿春亞甚至放棄了到麻省理工深造的機會。

如願來了城大後，耿春亞又立馬為兩年後留港創業的簽證而忙活。

「那時候沒有學生畢業簽證，必須是雇主給你辦簽證，但手續太複雜，雇主不願意辦，所以很多人留不下來。」耿春亞向本刊回憶，那兩年間，他參加各種商業比賽，結識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社會名流，為的就是日後那一紙簽證。2004年從城大畢業後，他花了三個月到入境處反復提交各種資料——推薦信、擔保信、商業計畫書、媒體報導……「最後，入境處把我的簽證作為一個specialcase（特別案例）來處理。」

就在耿春亞為留港奔波的同時，香港對人才流入的限制也在鬆動。

2003年7月15日起，香港實施「輸入內地人才計畫」，取代了之前的「優才計畫」和「內地專長計畫」，首次不再限定專業與名額，旨在從內地吸引擁有專業技能知識的人才，彌補香港不足。

其後在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特區政府要更主動地吸引內地和海外精英前來發展」施政理念下，「優秀人才入境計畫」於2006年6月28日實施，獲批准的申請人無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香港雇主聘用。而且一旦獲得批准，申請人可以偕配偶以及18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同時前往定居。

「‘輸入內地人才計畫’是一項‘工作’計畫，而‘優秀人才入境計畫’是一項‘設有配額的移民吸納’計畫，藉以提升香港在全球的競爭力。」香港入境事務處如是解釋其間差別。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陳麗君教授的說法則更加直接：「每引入這樣一個人才，就可以給香港社會創造2.9個就業機會，因為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到2008年5月，香港政府進一步放寬限制，將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求職期限由3個月延長到12個月，而且往屆已離港的畢業生也可申請回港就業。

Peter成了政策變化的受益者。他告訴本刊，若不是有無門檻的一年簽證可拿，再加上對香港保險行業的前景看好，自己很可能會回家「過點小生活」。

創業熱潮

赴港內地人越來越多，給不少港漂帶來「自己人」身上的商機，比如住房。

剛到香港三個月，福建人辜淳彬就做了兩個決定：第一，畢業後留在香港工作；第二，放棄與正在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就讀的傳媒專業相關的工作，從商。於是，他早早穿梭於各種面試場合，畢業後，順利拿到一家投資基金的offer。

用兩年積累經驗和人脈，辜淳彬也有了創業的想法。因為平時就聽說不少內地朋友租房碰到的糟心事，再加上受內地興起的共居理念的啟發，2015年，辜淳彬和朋友合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開辦起了共居公寓「立方」。

辜淳彬坦言，如今內地在港創業的港漂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小生態圈」。比如他的合夥人之一張權，還經營著香港一個小有名氣的餐飲品牌，也是港漂交流平臺「港漂圈」的創始人之一。「然後同時我還認識好多比如說做其他餐廳的、自己設計珠寶的，各種各樣的創業朋友。」

相較之下，香港本地年輕人中的創業氛圍似乎要寡淡一些。「我相信他們應該有他們自己的（現實）考量。」辜淳彬覺得自己相比之下，「沒有那麼多負擔，一個人來香港闖、拼，輸了大不了從頭來過。」

「港漂圈」創始人趙磊來自黑龍江，他分析，香港年輕人的這種普遍的保守態度，或許與外部因素有關——香港樓市高企，年輕人創業的機會成本很高，而且香港在2000年初曾經歷過一場科網股泡沫爆破，令本地人至今仍心有餘悸。「（本地人）更瞭解香港，但他們不瞭解內地，他們更願意去做醫生、做律師、做金融。」

回內地去

耿春亞說，從他畢業到現在，其實內地學生留港率並不高，只有兩三成。他分析，以前少，是因為就業簽證手續複雜，門檻過高；最近幾年，雖然手續越來越簡便，但與內地相比，香港本身的競爭力在下降。

2016年從港大商學院本科畢業的涵雨荷也有這樣的感觸。她向本刊回憶，同屆近400個內地生，六成選擇繼續深造，絕大多數都去往歐美國家；一成回了內地；只有三成選擇留港直接就業。但兩年過去了，又有些人選擇離開，她徹底成了留在香港的少數。

「選擇回內地的一個可能是家人或者家鄉的原因，比如北京上海的同學，就體現得比較明顯。其次，科技公司、創業公司等，這方面香港真的是不太行。」涵雨荷分析道。

也確實有人始終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涵雨荷回憶，初到香港，由於無法適應這裏的速度、效率和壓力，自己也曾經歷過一年「痛恨香港」的階段。她原以為語言是融入的障礙，但廣東的同學告訴她，哪怕會講廣東話，他們也和香港本地人存在飲食習慣、思想文化的差異。

那段彆扭的時光過去後，涵雨荷不再要求自己一定要融入本地人的圈子，「比如說印度人、韓國人、馬來西亞人，他們也沒有說一定要融入香港人，對不對？」她還發現，如果潛意識裏一直強調「香港人、內地人」的觀念，反而分歧更大，不考慮這些標籤，倒能跟他們玩到一起，「因為其實很多本地人也都在國外長大或者上國際學校，他們也沒有那麼的香港。」

內地的發展也被香港人看在眼裏。涵雨荷回憶，剛來香港時，當地人常常會問她：「從內地來香港讀書應該會視野開闊，更加增長見識吧？」而如今，這類讓她哭笑不得的問題越來越少了，反倒是不少到內地企業參觀或實習的專案，日益受香港學生歡迎。

甜蜜蜜

「現在香港的很多事情，越來越脫離市場經濟的規律了。」耿春亞以自己所在的科技行業為例說，大量香港公司不做研發，靠做外包維生，不用說內地的科技人才找不到飯碗，本地青年也無利可圖。但換個角度來說，這恰恰是內地人來創業的機會。不過，在他看來，港府的人才政策還是過於保守了。

事實上，香港政府也在謀求改變。今年5月，香港創新及科技局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畫」，以簡化本地科技公司輸入人才的申請程式。

趙磊告訴本刊，除了撥款推出了專門的創業創新的基金外，香港政府還提供了如創客空間這樣的配套設施。相較於他創業之初，如今港漂和香港年輕人的創業勢頭都高漲很多，「（香港）整個社會的輿論都在宣導創業創新」。

和早早換了香港護照的耿春亞不同，雖然已經待滿七年，趙磊至今沒有拿香港永居身份，「我在內地也有公司，而當前以香港居民身份持有內地公司股權的話，政策上還是有一些比較麻煩的地方。」

「香港就是我的家，我從第一天就認同這個地方。」老港漂耿春亞反倒沒有一點含糊，他說香港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就一定有它的價值、前途和未來」。

他計畫未來要拍一部《甜蜜蜜Ⅱ》，講述「九七後」來港奮鬥的內地人的故事。

劇本或許會從耿春亞的21歲寫起：從1000港幣一月的上鋪爬下，推開劏房房門，鑽出那座沒有電梯的老舊唐樓，從底層聚集的深水埗向繁華的九龍塘走，「看到高尚住宅區又一居，看到繁華的又一城，看到鬧中取靜的香港城市大學，我又覺得人生還是充滿希望的。」

一樣是住深水埗的老樓，為七八平米的房間支付每月5500港幣的房費；公司也在九龍塘……十六年過去了，Peter的港漂故事有著與耿春亞相類的開頭，而他想的是，「就試一下，反正失敗也不要緊，回去就行。」

（張惠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