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日前在北京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訪問團，強調了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繼續以真摯的愛國熱忱、敢為人先的精神投身國家改革開放事業，順時而為，乘勢而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篇章。而且，習近平主席還盛讚了改革開放以來，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發揮的主要作用，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因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同內地人民一樣，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奇蹟的創造者。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
在港澳各界代表團啟程之前，香港特區政府公佈了香港團員的名單，澳門特區政府沒有公佈澳門團員的名單。而從香港團員名單中可見，盡管不少是老香港尤其是大財團的代表，但自國家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才從內地移居到香港的人士也不少，而且還佔了較大的比例，尤其是廣東、福建移居到香港的人士較為集中。相信澳門團員的情況也是如此。
這要感謝習仲勳、項南當時作出開放廣東省和福建省內地僑眷到港澳定居的「大手筆」功績。習仲勳除了是積極響應中央改革開放的重大部署，向中央提出建立經濟特區的建議，為港澳居民以「前店後廠」及「來料加工」以至是投資興建大型酒店、工廠等方式，在支援廣東省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同時，也讓港澳投資者分享到國家改革開放決策的好處，甚至是積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外，還有一個過去較少人提及的功績，那就是開放在港澳有親友的廣東省居民。到港澳定居，不但是為廣東省的改革開放事業，造就了回饋家鄉建設的投資者，而且更為港澳地區的過渡期工作及後來的「一國兩制」事業輸送了大量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人才，為港澳的順利回歸，及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而今次港澳代表團中，這種新住民的比例不小，就是習仲勳還有項南當年開放當地僑眷到港澳定居的決策的成果，並由習近平主席親自「驗收」檢閱。
實際上，習仲勳剛平反復出，由葉劍英提議出任廣東省委第二年書記（第一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韋國清，因長住北京，因而習仲勳是廣東省實質上的「一把手」）之時，香港《爭鳴》雜誌刊出《我們為什麼離開祖國？》一文，其內容是許多海外青年，當年懷抱報國熱情，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但卻遭受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迫害。生活上的清貧他們可以忍受，但無完無了的政治審查卻是難以忍受，因而只好離開祖國。《參考消息》迅速轉載此文，轟動一時，許多有著類似遭遇的居民燃放鞭炮，慶祝「第二次解放」。廖承志趁此機會，建議召開全國僑務工作會議，作出平反歸僑及僑眷中的冤假錯案的決策。而習仲勳也推翻及批判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時任廣州軍區政委兼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興元推出的《關於清查有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的六條規定》（亦即「海外關係黑六條」），平反冤假錯案。隨後，習仲勳到寶安縣考察，調查研究「逃港風」的情況，並決定批准有「海外關係」者尤其是曾因此而蒙冤者出境定居。這就正是在一九七八年末、一九七九年初，大批廣東人湧到香港、澳門定居的背景。
這為當時出口工業蓬勃發展，缺乏工源情況極為嚴重的港澳，輸送了大量的勞動力。但還不足夠，保安司令斐迪鎏上校還與五商會領袖開會，為偷渡到澳門的原內地居民給予合法居留的權利，讓他們成為光明正大的勞動者。
但無可諱言，大量的內地居民湧來澳門，讓本地老居民承受住房租金急升及工資上升乏力之苦。一些老愛國人士及媒體，痛斥他們為「社會主義逃兵」。正如廖承志批評港澳工作，是「一『左』二窄」那樣。
翌年，福建省的項南也作出了同樣的決策。說起項南，最新的資料，他是項與年的兒子。一九三四年九月底，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四次「圍剿」失敗後，在廬山的牯嶺召開絕密軍事會議，決定採納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用「鐵桶計劃」「圍剿」紅軍，徹底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的好朋友莫雄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將所有資料交給項與年的情報小組，項與年化妝成乞丐，打落自己的四個門牙，一路風餐露宿，親自將此情報送到周恩來的手中，使得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的「鐵桶圍剿」包圍態勢形成之前，果斷地作出撤出根據地的決策，這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開端，避免了全軍覆沒。就象當年顧順章叛變，其發到南京的情報被「前三傑」之一的錢壯飛所截留，交由李克農派其女婿連夜送抵上海，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連夜轉移，避免了滅頂之災那樣。巧的是，國家安全部主導的《隱蔽戰線春秋書系》（雖然是在九十年代成書，但最近才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描寫項與年的一部《山路漫漫—項與年的革命生涯》，是由在延安曾與項與年共事的習仲勳作序。
但項南的做法，「大膽激進」了一些，與習仲勛不同。習仲勛的做法，是只批准真正在港澳有親友關係的廣東居民赴港澳定居，因而審查極嚴。而項南則是只要有港澳來信，不管是真假，都一律批准前往港澳定居。這就是八十年代第二輪移民潮以福建人居多的背景。但也正因為這些從福建省到港澳的新住民，在港澳無依無靠，而且語言不通，而轉往台灣地區或新加坡「搵食」的情況。當然，這種「大膽」作風，也為中央的保守派，抓住辮子，以「晉江假藥案」撤銷其職務埋下伏筆。但這毫不貶損其改革開放健將的資格，最近北京出版改革開放功臣的系列圖書，他與習仲勳、谷牧等都擁有專冊。
無論如何，這批在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移居港澳的粵閩新住民，在回饋家鄉建設方面，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而且他們與大財團主要是投資興建高級酒店不同的是，是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等手段，支援家鄉鄉鎮工廠或自辦工廠，成為當地農村「先富起來」的「帶頭羊」。當然，他們在「掘到第一桶金」，也成為大財團之後，也在廣東、福建興建大型酒店。
在港澳到政治事務上，由於他們曾經長期接受政治教育，其政治覺悟及常識，比港澳的「老愛國」還要深刻，能夠準確地領悟中央的政策，因而無論是在過渡期還是回歸後，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絲毫不低於「老愛國」甚至是超越之。而且，他們雖然在內地時都曾經歷過程度不同的政治迫害，但卻「子不嫌母醜」，在愛國情感上才是最真誠的。